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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回到溪口后不久就到雪窦寺参拜，由雪窦寺再往山里走，就是蒋介石用来软禁张学良的一栋西式洋房。他和张学良发展出一段相交逾半世纪的友谊。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的父亲都是著名的军头，都有威权性格。少帅也跟经国一样，为了自认崇高的理想，对蒋介石不忠。他们两人也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毫不矫情，没有架子，又精力充沛。
两人时常相偕在树林中散步，徐道邻（蒋介石为蒋经国安排的古文老师——引者注）也陪着小蒋上山，对蒋、张两人讲授孔孟之道或中国历史。少帅和经国闲暇之余，也爱喝酒、划拳……（《蒋经国传》，第89页）
就在蒋经国与张学良在雪窦山漫步之时，北平卢沟桥响起了枪声，张学良在这幽禁之地，终于又一次仰天长啸。
张学良在雪窦山最激动的时刻，是在他听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平时，他一般在房间里用膳，那天特地到人多的餐厅吃饭，对着大家慷慨激昂地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抗日，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中秋节，张学良特地到附近的妙高台过节。这天，由于高兴，平时不喝酒的张学良破例喝了酒，他激动地挥着手说：“我带你们打日本人去！”当晚，写信给蒋介石，请求抗战。（《张学良在溪口》，王舜祁，载《奉化文史资料》第四辑）
张学良请求抗战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将与幽禁相伴一生。
卢沟桥的中日军队交战的枪声，未能改变这位少帅的个人命运，但中国乃至日本、亚洲的前途从此改变。
三 台风骤起
在北京，宛平老城和卢沟桥是少有的仍能让人直接触摸到当年抗战历史陈迹的地方。宛平城里重修而起的明清建筑，色彩过于浓烈，工艺粗糙而随意，让老城门好不容易聚集收拢起来的一些古老气息，消散得难见踪影。从城门洞里延伸城外直达卢沟桥的石板路，千百年车来车往，磨压出凸凹不平的深深的车辙。另有一段城墙，上面有多处弹孔，指示牌告知，弹孔正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期间日军攻打宛平城时留下来的。它们在诉说当年。
穿出城门，踏在石板路上，不时得跳跃一下，越过车辙里残留的雨水，躲闪从城外开来的汽车。目光所及，就是卢沟桥。
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初到北京时，汽车还可以在桥上通过，现在则禁止行车，完全供游客步行了。曾见过一张老照片，一名中国第二十九军的士兵，守卫在桥头，步枪架在狮子身上，身背大刀，凝神瞄准前方，狮子旁是沙袋垒起的防御工事。这张照片很有名，几乎所有关于抗战的图书中，都选用过。我走在桥上，抚摩大大小小的狮子。然后，我特意根据照片显示的位置，走到靠近城墙这一端桥头的左侧，寻找那位中国普通士兵依偎过的狮子，定位他的身姿。历史想象中，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凝望前方……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卢沟桥的中、日军队冲突，到底是哪一方先开的第一枪，没有定论。《时代》当年这样报道说：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中国华北已在白天向北平附近调动。晚上枪声不断，据一份中国官方公报称：“在有人从丰台兵营朝在宛平城和卢沟桥周围出现的夜间调动的日本军队开枪之后，日本军队首先开火。”所提两个中心地带立即爆发战斗，日本炮轰不牢固的防线，日方十六人、中方二百人被打死，其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一位中国地方官员的空床上。战斗如此激烈，因此无法弄清楚在日本“首先开火”之前，谁是那个向日本人开枪的“有人”，但在南京的中国政府第一次表现出它已做好与日本作战的准备。（《时代》，1937年7月19日）
对于一个早就被肢解的中国来说，在承受了多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后，整个民族积压的愤怒，到了一点即可熊熊燃烧的程度。因此，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在现实大背景下都随时可能爆发小磨擦、小冲突，而突发的小磨擦、小冲突也必然引发全面的对抗。美国传记作家赫伯特·比克斯在所写的裕仁天皇传记中，对发生卢沟桥冲突的原因有恰当的分析。他说：
1936年4月17日，裕仁天皇批准了陆军的要求，将其小规模的驻中国部队扩大三倍，从一千七百七十一名增加至五千七百七十四名。他还同意在位于北平西南郊区的铁路交叉点，距离历史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不远的丰台建立新的驻屯基地。中国人强烈的反对接踵而至，但是扩张后的驻军随着丰台军营的建设向前推进。不久，日本军在靠近中国军事设施的地方进行实弹训练，为与中国军队间不断冲突搭建了舞台背景。（《真相》，第216页）
舞台背景早就由日本方面搭建起来。在这一舞台上，中国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当卢沟桥的枪声刚刚响起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发生的中日冲突，就会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也难怪，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北方的局部抗战从来没有停止过，绥远抗战、长城抗战都曾以激烈的战斗令世人关注，但都没有发展为全面抗战。因此，《时代》首次报道卢沟桥冲突时，将之放在“远东”部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单独列为“中日”部分。同时，“远东”部分突出的也不是中、日战争，而是在西伯利亚发生的另一场苏、日军事冲突和苏联红军的一次哗变。
这一次，报道所用标题是《新台风？》：
上周，因为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爆发激烈战斗，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中断暑期休假，与皇室人员一起从海滨匆匆赶回正处在亢奋情绪中的东京。……
两周前，苏联在穆尔河（即黑龙江——引者）上的岛屿边界上与日本爆发冲突，最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保证苏方立即后撤，但同时要求日方按照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在莫斯科的承诺，也予以后撤。（见《时代》1937年7月12日）上周，重光大使委婉暗示，日本并没有做出所谓撤兵的承诺，发怒的李维诺夫同志发现日本既没有撤兵，而且还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重新占领了有争议的岛屿。截止传来日、苏爆发激战的消息，他的愤怒情绪仍未缓和。这一冲突发生在距有争议的穆尔河岛屿以东约一千英里之外的苏联西伯利亚边界上。李维诺夫同志向重光大使发出严重警告：“苏联边防军已接到果断命令，绝不允许日本和满洲国军队进入苏联边界，只要他们在苏联领土上出现，就将采取一切手段把他们赶回去。”
日本审查严格的新闻机构，在此期间则集中报道苏联红军在西伯利亚发生的哗变。声称“数百名红军官兵”在海参崴发生“拒捕”事件之后，已被秘密警察解除武装，押上两列火车，作为囚犯遣送莫斯科。“其余苏联远东军因逮捕而完全陷于混乱！”（《时代》，1937年7月19日）
西方媒体把远东局势变化的焦点，放在苏日冲突身上，有其原因。《剑桥中华民国史》写道：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荚的合作将得到推进。（《剑桥中华民国史》，第590页）
正是在这种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情形下，日本没有看到、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重视中国出现的国共和解、抗日统一阵线业已形成的新局面，而是眼睛紧紧盯着苏联——比它的军事实力更强大的邻国。《真相》写到了裕仁天皇与内阁的这一选择：
但是，裕仁和他的战略家们不但没有看到这些，与蒋介石和他的主要对手毛泽东1937年上半年结成的“统一战线”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保卫他们在北方的过长的（而且是无防御的）供给和通讯线不受可能来自苏联的干扰。广田内阁的日本应变计划将重点放到了对苏联防御上。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更没有人为此做过准备。日本与莫斯科的关系随着关东军增强和扩展在内蒙古的活动，巩固与外蒙古接壤的北方边界的阵地而恶化。（《真相》，第216页）
然而，中国的这一次反应让日本吃惊，让世界刮目相看。在《时代》的报道中，中国的华北有可能成为远东新台风的中心：
过去，从未听说过蒋委员长的经德国顾问训练过的军队，即“蒋的嫡系部队”，向有日本军队的地方调动过。最新消息称，这些部队正在火速从华中地区派往华北，日本使馆官员已经拿到一份中国方面充满斗志的声明，令他们大吃一惊。声明要求日本政府就在华北的“不友善表示正式道歉”，然后，“惩罚相关日本军官，赔偿中方损失”。
一位南京高官称：“我们已做好战争准备。”
意义。上周，本应是中国而非苏联发生激烈战斗，本应是斯大林而非蒋介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