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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成功的文艺干预者和文士保护人，促使罗马文艺与社会百业一样走向繁荣鼎盛。黄金时代的诗人三杰，依年序排列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三人与统治者的依附关系也由深至浅。
维吉尔的主要创作经历一如其墓志铭概括的：“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以《牧歌》成名，当中已有些诗歌是献给屋大维的了。他深爱自小在其中成长的田园景色，继后写出《农事诗》，仿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的框架而影响更为巨大、久远（如一一九八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反传统著称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西蒙，其颠峰之作《农事诗》便与维吉尔相呼应）——不过，这部歌咏乡村生活的名作，杨周翰指出乃是配合屋大维振兴农业政策的遵命文学。而后的煌煌史诗《埃涅阿斯纪》，更是借神话为皇权服务，替帝国奠定意识形态基础。这种鲜明的创作目的和使命感，使其虽着意追步荷马史诗（按：三杰均注重对希腊文化的继承，也正与屋大维的尊古复古政策暗合），却呈现完全不同的内涵：自然变为人工，个体泯灭于国家。不知是否最后反思痛悔所致，维吉尔去世前遗嘱要求烧毁该史诗稿（但未果），他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临终欲焚稿的作家。
贺拉斯则有点轨迹相反。他曾当过屋大维敌对部队的军团指挥官，屋大维称帝后爱其才，邀请担任自己的秘书，他拒绝了。贺拉斯也写过歌功颂德之作，但大部分时间隐居乡下田庄，倒像是实践着维吉尔的“农事诗”——不过，那庄园到底是屋大维亲信送的。
至于奥维德，则在屋大维统治集团里站错了队，加上《爱经》威胁到屋大维推行的道德风化，终于被贬荒蛮边陲，虽在流放地写诗反省求恕而不获赦免，客死他乡。
这三个诗人的作品，上一篇谈奥维德时，介绍了周良沛对戴望舒用散文译《爱经》的支持；维吉尔《牧歌》有杨宪益诗体译本（收入工人出版社那本总名为《奥德修纪》的杨氏“自选集”中），但我此前也曾指出杨宪益用散文译荷马《奥德修纪》的“知”与“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有杨周翰散文译本，其序言也特别谈到，他早年曾用诗体译过，但最终还是决定采用散文体（杨周翰又用散文译出贺拉斯《诗艺》、奥维德《变形记》）。——对此，身为诗人之子的飞白很不满意，他也明知“拉丁诗的音乐性（中文）实难模仿”，但“又不甘心把多彩的拉丁诗律译成散文”，“我认为是对不起作者和读者的”，所以他选译我国第一本《古罗马诗选》，知难而上，以诗译诗。——这跟“知”与“智”相反，却也同样是好的态度。可惜其中虽选译了维吉尔《农事诗》的一小节，我所感兴趣的此书却迄今未见到全译本。
二〇〇四年三月七日
《埃涅阿斯纪》，译林出版社，“世界英雄史诗译丛”，1999年6月第一版。
《（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1962年12月第一版，1982年8月第二次印刷。
《古罗马诗选》，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第一部分 书架之南第5节 理想国的回忆
分手的时刻到了
说过维吉尔等罗马诗人三杰对统治者的依附，其实早在希腊，更著名的哲学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就已存在极深的关系。
对苏格拉底，我喜欢他的三句话：“我只知我一无所知”（认识到自己并不聪明才是神心目中最聪明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毫无价值才是人群中最智慧者）；“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使哲学从外界的自然学说变为探索内心的人学）；“动身的（或译“分手的”）时刻到了，我去死，你们去生，何者为佳，唯有神知道。”
最后一句是临终留言。苏格拉底与当局、与民众对政治、伦理的认识不合，以“智者”专制统治的理念去对抗民主自治，被判处死刑。审判过程中，他拒绝援引言论自由的原则求脱，也放弃了流亡或付罚金等认罪方式，等于悍然主动求死以践己道。
这一死对当时和后世的政治、法律、思想产生极大影响。人类引以为傲的雅典民主共和制，五百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公民组成的法庭，竟以言治罪，处死一个思想家，这一巨大悖论，历来引发不少反思、研究和争论。
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对立观点，一是捷克作家托曼夫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所著的小说体《苏格拉底传》（中译本名为《探索幸福的人》），从阶级斗争和阴谋论出发，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伯里克利民主制的捍卫者，而处死他的官方则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寡头派，利用民主制度去扼杀异己。二是其时冷战另一方的美国，左派但同时是自由主义者的老报人斯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著《苏格拉底的审判》，肯定苏格拉底是反民主的，由此探索雅典民主政体之不足。——前者有以论削史的味道，后者的基点应为事实，但正因如此，使深爱古希腊思想言论自由的斯东痛心不已。
上海三联书店曾将柏拉图记述苏格拉底之死的四篇对话合辑为《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译者余灵灵等的看法接近前一种论调（另对民众站在政府一边，解释为他们不理解苏格拉底批评民主制其实是为民主制好，为维护民主而错杀了同道中人）。但这《译者的话》里面有一句说得是很好的：“对于苏格拉底这种义无反顾、为理想而献身的壮举，我们后人只能怀钦佩之情，而无非议之理。”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四日
《探索幸福的人》，许宏治等译，三联书店，“传记名著丛书”，1987年7月第一版，1992年6月第二次印刷。
《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2月第一版。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上海三联书店，“三联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1988年3月第一版，1996年6月第二次印刷。
一切学问都不过是回忆
苏格拉底的徒子柏拉图、徒孙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切入要更直接一些。
柏拉图青年时代就已十分热衷政治，后因为心伤于恩师苏格拉底之死，失去从政的兴趣，转而讲学著书，作理论推动。以与苏格拉底对话为主体的《理想国》，其实是一部治国计划纲要，推广他的哲学应学以致用、哲学家与政治家应为一体之理想。他虽然不像其中一个师兄弟那样当上独裁专政领导人，但晚年也曾短暂出山，做过一个小霸主的老师。
说到为“王者师”，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显赫得多：他是后来东征西讨功业辉煌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也不像乃师柏拉图那样抽象演绎地建立玄想的政治哲学体系；他务实，注重具体观察、分析，曾与学生穷十年年时间，对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成果今留有残篇《雅典政制》，对后世欧美政治思想的影响比其师更大。
这希腊三杰的师生关系也很有意味。苏格拉底像另几个人类初始之哲圣基督、释迦牟尼、孔子一样，长于言语，不立文字，靠身边学子记录学说，现在留存下来的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与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世俗化、市井化相反，柏拉图为后人创造了苏格拉底伟大的哲人形象。这固然因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身份（一是军人一是思想家）、趣味和理解层次相异，故记述了老师的不同方面；但也反映出两人尊崇程度之别。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感情极深，推崇备至，“终其身魂梦以之”，视传续师说为己任。他有一句名言：“一切研究，一切学习都不过是回忆。”这是其灵魂轮回学说的一个命题，但思想基础部分来自苏格拉底的此语，却也不妨在学术之外视为柏拉图怀念其师的印证。
亚里士多德年轻时与老师柏拉图的关系也很好，论学切磋甚密，其“美德是一种中庸”，追求适中、合度的人生哲学等著名观点，即源出于柏拉图。但后来产生了原则性的学术分歧，概括地说，柏拉图“唯心”，亚里士多德“唯物”；柏拉图为学重综合（《理想国》曾设想有一门学术来贯通各门学术），亚里士多德重分科（他被称为“最博学的人”，应是就其开创性地将社会科学分了科类而言）。另外，两人对师祖苏格拉底的理解、亲密度也有差距。
在此背景下，亚里士多德说出了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四日
《理想国》，郭竹斌等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6年8月第一版，1996年6月第四次印刷。
《雅典政制》，日知等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59年9月第一版，1999年4月第五次印刷。
《回忆苏格拉底》，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4年9月第一版，1997年4月第三次印刷。
第一部分 书架之南第6节 那时候的女人与君王（1）
风流的闪电照亮了光荣
古希腊的女性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例如，她们虽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却在宗教领域有较大权力；而宗教观念淡漠的古代中国，则未能为妇女提供这一进入社会的途径（详见女学者裔昭印近著《古希腊的妇女》）。
宗教不发达，艺妓行业便是古代中国女子走进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道侧门；但在这方面，仍然要拜于古希腊下风。在雅典，卖淫是以征税而公开的行业（建立民主政制的梭伦据说还设立过国家妓院），高等妓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