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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严蕊的故事，统治者的那种“气度”，秀才们的那种闲气之争，却使一个弱女子成为受害者（她在圣上的处理后仍要在绍兴挨打）。唯女子与小民最易作牺牲品，以受尽摧残之躯“山花插满头”，已是文学作品所能给她的最好结局了。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四日—二五日；二〇〇五年一月整理。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34节 四季流转一册书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吉辛的名著《四季随笔》，是一部美书，也是一部奇书。
它的美，在于以悠闲的心情、细致的文笔，描写作者所欣赏到的四季风光，在大自然中的和谐生活：春天漫游田野，去认识种种开放的野花；夏日在树下“愉快地吸着烟管，听周围金雀枝的荚在中午太阳的盛热中爆炸”（我尤其喜欢他把夏日与童年、海边联想起来、挥发出的那种气息）；秋季聆听“打在园中安静的叶上的雨声”，或者恬淡温和地沉思，拥有“一种像晚间的露落到了灵魂上的平静”；冬天围炉读书，孤寂中却可以“听听久已沉默的声音，对那只有我自己记得的快乐事情微笑”，或者欣赏落叶树“稀有的美”……总之，“在梦幻的安息中和大自然一致”，“尝味着安然据有它们的幸福”。
它的奇，则在于这种幸福是假的，所谓“闲着的作家”（原拟书名），只是作者的“祈求和愿望”（扉页献词）。婚姻不幸一生潦倒的吉辛，总是盼望有一笔钱，可以过上闲适的乡间书斋生活，却只能伪托一位领了遗产日子如意者之名写下这部私人札记，作为他美梦的转化形式——甚至可能是他唯一的“梦之书”，在其创作的几十部小说里，主人公常常就是他郁郁的缩影：“因为钱太少，或者因为得到钱太晚”而被毁掉。（参见叶灵凤和乔治·奥威尔等人评述）
而在吉辛身后，它的中译本还有着种种奇特的故事。
因为自己也是吉辛那种受季节运行和天气影响的人，大四时，从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更主要是从何怀宏的《迟到的四季》中读到对《四季随笔》的介绍，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临毕业的一九九〇年六月，我从图书馆借来李霁野译的陕西人民版（一九八五年十月一版），以及徐迟译的梭罗《瓦尔登湖》，慌报丢失，以五倍罚款留作大学读书生涯的纪念。——其实还有好些更有纪念意义的书都没用这办法去“偷”，对这两本也真够“手下留情”了。
毕业后不久，在报上读到译本的书外故事：原来，这是李霁野上世纪四十年代下半叶在台湾翻译出版的；一九四九年他回大陆时，从台湾大学图书馆带走《四季随笔》英文本及另一书；“文革”时二书被抄走，动乱结束后又奇迹般发回，李霁野乃在借走四十余年后将它们寄还台大。——如此巧合，在他还书前夕，我却携走其译本，同为不失趣味、更不无沉重的“大学图书馆之缘”（当然，我的德行与李先生正好相反）。
从一九九〇年秋天起到一九九一年冬，我按着季节读过此“四季”。仿佛追随吉辛去观察自然，倾听那些发自内心的闲谈，欣喜于他对古希腊罗马的迷恋，感受他恬然自适、静默的幸福，也像他一样，觉得自己更适合独自沉思、那才是发挥自己对世界的益处，盼望用金钱买闲暇，感慨时光也享受时光，感到生活永远都是些“靠不住的起头”、“无希望的开端”，等等。
这些都是颇合我心的（包括“四季随笔”这种形式本身）。但到一九九二年十月，我也把它送走了：作出最慷慨的一次大手笔，转赠找这本书的好友戴君。当时除了出于友谊外，还因为念及世间本无恒守之物，聚而后散乃是天道，何必孜孜保存。
这是在人生转折期特定背景下、貌似潇洒其实心灰之举。但到底修行未至，或者说是在灰烬堆中还是得一路走下去，所以对人世身外物终存贪恋，颇思重聚之。一九九六年七月，曾购得郑翼棠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一版、一九九五年五月新一版第二次印刷），只是作为暂时替代品，一心还是要找回李霁野译本——水准、功底固然是李霁野值得信赖（他为中译本改的这个书名也是极贴切的佳构），更主要是为了那一番书缘。
二〇〇四年一月，携家眷到香港游玩，终于买到了多年念念不已的此书！就在那之前不久，我写“书房花木”专栏，整理一篇旧笔记《冬天里的落叶树》，里面就有对《四季随笔》的引用，转过新年即觅得，更觉欣快。
它已非“曾在我手”的面目，却别添一喜：这是在台湾重新印行的版本（台北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一九九一年二月初版，一九九八年一二月再版）。我与译者一样，都感到是“一种奇妙的机缘”了。
书中所收李霁野为大陆版（即我看过的陕西版）而写的《译者后记》，另还记载了两个“书去来”的故事，亦皆足感喟。
一是，一九四七年台湾初版印出后，李霁野因好友陈翔鹤曾说过也很喜欢该书，就寄赠了一本给他；后来他们相聚，“文学兴趣似乎都有些改变，并没有再谈到过这本书及其作者”；但到“十年动乱”，李在与外界几乎隔绝中突然收到陈寄回来的《四季随笔》，当时只有想起往事的欣慰，“以后我听到他含冤逝世，才知道这是他向我告别。我默默流了泪，……除了默默悼念，有什么话可说呢”？（据陈翔鹤之子后来发表文章记述，陈是知道抄家在即，“说留在身边不安全，还是归还给译者，将来是用得着的。”不过我更喜欢李霁野的理解：作为知音独特的告别。）
二是，李霁野曾接到一位青年教师的信，说很想再读该书而手头的遗失了，问能否借给他抄录一些段落，一星期后就归还；李把自己唯一的一本寄给他，他也果然按时寄回；李本想到重印时送他一册，可惜信件也是在动乱中丢失，无法为之。
不知那青年教师后来的兴趣有没有改变、是否买到了该书。唯愿天下的爱书者，都能得到他们的喜爱，虽则世间聚散并不由得你我，然而天意又有悯人之时，缘分总会出其不意。——我得此书还有一点后续的佳话。曾将自己想要找的书、特别是希望重聚的旧书，列为“欲采的海上花”书目贴在网上，“闲闲书话”的版主之一云也退暗中留了心，巧巧的就在我从香港归来当晚，上网竟见他的留言，说是偶然买到了李译，问我要不要。这样的情谊和恰好也让我欢喜。
在海港采得海峡对岸漂来的这朵海上花，遂将多个人生季节中流转的书缘，驻留于架上了。
二〇〇四年一月记；十一月修订；二〇〇五年三月修改。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35节 不扫地的歌
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我原本并不认识。毕业前不久的一九九〇年六月五日夜，在大学书店里看见《史蒂文斯诗集》（西蒙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版），纯粹是顺手买下。
回宿舍略看看，才发觉这偶得之缘实在是上天安排的礼物。此人有“一种更接近于尘世生活的宗教”（《译后记》）；诗作具音乐感，又富高更、马蒂斯、夏加尔等现代绘画斑斓浓烈明亮的色彩感，写得单纯澄明，正迎合我的心境。其中一首《俄国的一盘桃子》，一看便知是写俄国油画《少女与桃》的；此画曾于早年《读者文摘》某期封底见到，一直为我所爱，旧作“油画临摹习作”系列中就有一首写它；今见与我合拍者亦爱之，且诗写得比我好，不负彼画，乐哉！
刚毕业的一九九〇年八月，想到叶芝写过《驶向拜占廷》，是对旧日美好世界的追怀，在我心中，仍是驶向那华贵的“拜占廷”；但在生活中，我接受史蒂文斯的《驶向夏天》，驶向一个不优雅但鲜亮、不忧郁但明净、不纤丽但朴实、不辗转但自在、不象牙塔但广阔的夏日世界——作为自己离开校园面对现实社会的象征。而在一个深夜，抽着“史蒂文生”香烟，从大学带回家尚未整理的一箱书中随手抽一本，竟是名字一样的《史蒂文斯诗集》，诗正合于烟，合于心情。
到一九九一年四月一个星期天下午，也是偶然重翻的巧合：打开正是一首《黄色的下午》。看他说：“只在泥土中 / 他处于自己的事物的 / 根部。那里他可以说 / 这就是我……”以是欢喜。就在那个闲适的四月、湿春浅夏之间读毕。
一九九二年二至三月，又于重读这些优美的诗歌后，因读到一篇文章有感，遂写下《不扫地的歌》——
读到卫建民评周涛《稀世之鸟》，用周涛的话做标题：《优秀的人总想把世界扫干净》。文内又说：高贵就是不屑于低下头颅去得到什么。
不知怎么想到温瑞安《大侠传奇》里的几个僧人：一个以帚扫叶，一个以帚扫无叶之地，一个无帚无叶、只作扫姿，还有一位端坐不动，却说：“我在扫地”。——似乎一个比一个境界高，可是我想：再高妙的境界，原来还是在乎落叶！
不是想用“心净则无叶”之类的机锋，去揶揄优秀的人。不，我真心敬佩他们，他们是社会的脊梁。但我不是，大部分芸芸众生也不是。我们是人微力绵的普通人，我连心内和身上的红尘都扫不干净。
且把扫地留给优秀的人吧。我喜欢的诗人史蒂文斯说：“依然幽居在象牙塔中，但又坚持……俯瞰垃圾堆和广告牌。（按：而不是不屑于低下头颅）……独与日月栖居，却又坚持要看破报纸。”我欣赏这种在垃圾侧畔的踏踏实实的态度。
评论家西·康诺利评价斯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