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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看得梅花忘却月”；写过“明月不相识……”；于是我也曾有此感慨：“月亮俯瞰万家，有多少悲欢多少离合掩在月色底下，可是与月亮两不相干。”（旧文《另一种月亮》）
更早的大学时，我写过一首诗，是如心疼自己女儿般《心疼月亮》。到有了儿子，给他取的名字都含有月亮之意。
……千山冷月惊回首。这里的，以及一时记不全的，关于月亮的每个句子，都可以写成一篇或至少一段文字，关于生命中经历过的人物事情。
可是，正如“从前”的“旧时月色”在董桥是执著依恋、在俞平伯却是“历历前尘吾倦说”——回首了又能怎样，到头来又能如何。始终，仍就是被陈师曾画成那样的“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吧……
二〇〇二年九至十月；十二月下旬略增补修订。
第二部分 画中有话第22节 看图写字两题
月下三谭之：两种苹果
我对语言文字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学中文、做文书，身心皆沉迷于文字障中，另一方面又觉得语言文字常常是无聊、无益、无谓的。很多东西，例如音乐、诗、画，乃至人生、世事、心绪，直接感受就是了，作为第二手的文字，说不清，也说不得，所谓当中有深意，妙在不可言。张爱玲也有这样的意思。可是，她在《谈画》一文中又很聪明地辩解说：“但是临下笔又觉得不必有那些顾忌。譬如朋友见面，问：‘这两天晚上月亮真好，你看见了没有？’那也很自然罢？”这就为语言文字解了围。这些晚上，好风明月，似不忍辜负了，我也不妨放下顾忌，当是与朋友聊天说些不相干的文艺话，关于画、歌、诗，凑作月下三谭。“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既借了张爱玲的话解围，首先说的也不妨跟着她，谈画。不避嫌，要谈的是《艺术世界》上的两幅《静物》，因为我对它们深怀感激之情。
画刊登在1990年第6期封三上，作者林金海。两幅画的都是苹果，但摆在一起意味却大有不同。一幅背景是鲜明的、有秩序的，极规则的红蓝条纹桌布，有种夺目的齐整、悦目。但桌布上——那是一堆什么样的苹果啊！苍白，没有水分，就像尸体，而笔触偏又那么细致，加上整齐鲜艳的背景的反衬，更显触目惊心！
另一幅，背景是含糊的，写意的大笔涂抹过几片混杂的暖色，而几乎被掩盖了的苹果，却个个鲜亮、金黄、饱满、充实，混杂在一片混沌之中，显得那样怡然自得，生机蓬勃。
初看到这两幅画，正是我刚走出浪漫校园不久、面对现实惶惶失措之时，这两种苹果似乎是一种及时的启示，几乎使我当下释然了。感谢这两幅画令我开悟：现实社会当然是浑浊混乱的，齐整鲜明、一尘不染的秩序大概只存在梦想中，或一些特定的时空，例如大学校园的世外桃源。这些避开现实的小天地，虽然纯洁美丽，但却失去了真实生活的水分滋养，而使我们成为一堆苍白无力的病态苹果！人总是要长大，要承担现实社会中自己的一份日子的。我们慨叹红尘误人，世界庸俗，但又有否想到在色泽斑斓混沌无序的现实世界里，苹果虽被生活的洪流冲刷掩盖、失去极端自我的主角地位，却也拥有了切切实实的生命体验，而能活出一份鲜活饱满、生气勃勃来？！
罢了，我们不能那么贪心，既要明丽的温室又要踏实的生活。天意既如此，那就不必总是眷恋和追寻世外桃源，反不如坦然走进人间烟火。人生踏实自然，总比矫情小我要来得爽净一些。接受现实也不一定等于自毁真我，且看你能否处身纷纷扰扰柴米油盐的现实世界中，吸收真实的水分，做一个金黄充实的苹果？那未尝不是另一种美好。
一九九二年八、九月间。
附记：为《艺术世界》而写的此篇（于该刊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发表），题为《月下三谭》，另两节《人生如歌》、《读诗偏见》今结集按分类归入别辑。
从鸟翼上滴下的星星
辉煌的西班牙，现代派艺术的大国，上世纪他们贡献了三位天才的超现实主义大师，毕加索、达利、米罗，我都很欣赏。前两位已太有名了，关于米罗则应稍为说几句。
与前两位一样，米罗也具有超凡的想像力，极尽形式探索之能事，但其特别的风格是简单纯净的点、线、色块，就算繁复，也是由简单堆积成的繁复。我尤其迷醉于他那些绚烂美丽的色彩，温柔而又活泼的蓝、黄、红，盈满了喜悦。他用抽象的构图，画《马、烟斗和红花》，《受到火花诱惑的字母和数字》，《跳舞的人和蓝天上的鸟》；他也极度推崇女性、情欲，因而更爱画《月光下的女人和鸟》，《一颗抚摸着黑种女人胸膛的星星》，《湖边妇人，一只飞过的天鹅使她光彩照人》，《月食前的女人，风吹乱了她的头发》；他还画《三更时分的夜莺之歌和清晨的雨》，《从鸟翼上落下的一滴露水惊醒了在蜘蛛网下酣睡的罗萨莉》，《被金蓝色环绕着的云雀翅膀重新飞回安眠在装饰着钻石的草地上的罂粟花心》……就像标题一样，他的作品都是些童稚的抒情诗，看着真是让人欢喜，让人要说一声：“亲爱的米罗……”
但在生活中，米罗不像毕加索、达利那样狂放不羁，而是安静甚而腼腆，反映到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区别，其精神趣味总的来说是内敛的。最为狂妄自负的达利是另一个极端，诡异，暴烈，咄咄逼人，有太多的意念喷薄而出。而毕加索的某些画作，我感到是恰好折中了这两人的静美与动乱、优雅与撕裂——说不定，这是毕加索更广为接受的原因之一。
达利和毕加索的书，我都有比较特别的遇合。那本像其作品一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达利自传》（欧阳英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西方著名画家传记丛书”，一九九七年三月第一版），我本来是买来送给好友罗生的，因为觉得以他的精神气质，应该拥有这本书，达利在他那里合适。我喜欢一切“合适”，在太多错误与乖背与遗憾的世间，愿在力所能及的小小范围内玉成一些小小的合适。但原来他已买了，那就自己留下，也算是有缘。而一本美国人霍劳顿著的《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刘建军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一版），十二年前，一个当时的编辑朋友俞君过晤，在我的书架见到，“惊喜交加”地说：这是她当责编的呀！乃援笔题曰：“……千里神交，机遇加巧遇，是乃人生一大乐也。”
合适，缘分、巧遇，都是我所喜爱的、难得的好东西。这两位友人都很久没有联系了，架上相会吧，聚书犹如聚人。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夜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3节 悼台静农先生
这是世纪末的十年，这是老成凋谢的年代。翻开报纸，近来不时有一些高贵的名字出现在讣闻中：卡拉扬、俞平伯……而在瑟瑟秋风中，一个新识的老人也默默离开尘世了，一如他默默的来到。台静农先生，是当年那个群星辉煌的大时代硕果仅存者之一，他逝世的消息是那样不起眼，却引我幽悠的惆怅，乃有了诸葛孔明将出祁山闻老将消殒时那种唏嘘：这些年月以来，精兵良将，尽皆零落，英雄盛代，火灭烟消，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思念。这其中，台静农先生是我“交”浅哀深的一位。
“认识”台先生全拜《台港文学选刊》所赐（尽管从前读鲁迅等人文章也隐约知道这个名字）。那是去年冬天，在《选刊》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号的封二上看到台先生的照片，不禁一凛，才知道那个大时代的人物还剩下这么一位，于是留意起来。看了看简历，先生不算叱咤风云头角峥嵘者，可是神气意态间，就是有一种沉静高远、朴实自持的质感，叫人仰视起敬。载于《选刊》一九九〇年七月号的《始经丧乱》中写济南：“这一古城，给我直觉的印象，仿佛一个人朴厚而有真气。”先生自己应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座不与时人同梦的古城。
从《选刊》所载苏伟贞、杨牧、董桥等人文章资料看，先生确乎是沉潜寂静之中的，无论是出于客观还是主观。少年成名后，几十年海岛隅居，天涯蛰伏，默默地教书、写字、吸烟、喝酒；只是近年来，“师友凋落殆尽，皤然一叟”（《〈台静农书艺集〉序》），也就写一点回忆人和事的文字，无非是老者的沉吟，自言“像一张尘封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龙坡杂文〉序》），并无意惊世求名，但在面目繁艳、步履匆忙的现代社会中，偏又带来一份朴拙淡远的气息，为人传颂，于是先生人与文又再被推上荣誉高台。这一本《龙坡杂文》，与先生上次蜚声文坛的少作，中间相距近六〇年的悠悠岁月，寂寞一甲子，迟暮忆旧才又成新闻人物，这经历中隐含的人与世的沧桑意味，大可玩味。
然而先生大概是不把这一切放心上的，既不会沾沾自得于迟来之誉，也不会愤愤感慨生不逢时。多年来，温州街龙坡斗室中默默的习字生涯已锻炼出先生豁达平淡的性情，无论大千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先生是“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西江月》），不疾不徐地精研他的书艺，活得不粘不滞，从容自如。他烟酒不离，不喜运动，与世俗健康标准不符却偏又活到高寿，可见生死在天，人是只要活出自己的性情来。他读书“抓到什么读什么……也不去记内容，看过就行”；眼睛有疾，却豁达一笑：“凑合着用够了”；能不受窗外监视的影响而照常读书；别人来访，他并不问所来何为，只是在那古朴书斋中聊天，感觉良好，就足矣……即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