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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去他的店里坐著，有时，也帮忙女客人给试衣服。
哈敏的生意清淡，他专卖阿富汗和印度来的衣服和饰物，可是我却看不上眼呢。我的去，纯粹为著享受那份安静的友谊。
他的话不多，问著，就答，不问，两个人就坐著。
“哈敏，你的妻子呢？”“在阿富汗呀！”“有没有小孩？”
“都嫁啦！”“那你一个人在西雅图做什么呢？”“开店呀！”“那你太太呢？”“她不肯来。”“那你也不回去吗？”“那边打仗呢。”
哈敏不回国办货色，他向一个美国人去批，批自己国家的东西。
“哈敏你不积极叀酰 薄肮涣耍 薄笆资尾缓每础！薄澳鞘悄闾籼扪剑 薄罢？样不能赚钱。”“可以吃饱就好了啦！”
永远是这种扯谈似的对话，我觉得哈敏活得有禅味。
后来，我要走了，我去看他，跟他说 见。做朋友的半年里，没有买过他任何一样东西。
“嗳，要走了。”哈敏叹了一口气，根本没有惋惜的意思，好似人的来去对他都是一种自然。
“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大声些又讲了一遍。
这个哈敏，才在最后的一刻，站了起来他一向是坐在炕上的。他慢吞吞的打开被许多衣服塞满的一个大铁箱，用手到角落里去掏，掏出了照片上那条项链来。
“你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早不给我看？”我瞪了他一眼，心里想，无论什么价格，都买下了。因为它太美了。
“你以前又不走，何必看呢？”
“多少钱？”
“我太太的啦！”
“我问你多少嘛？”
“啧，是我太太的啦！”
“那你要多少钱嘛？”
“你说玖少？是我太太的。”
“一百美金。”
“好啦！不要忘了它是我太太的。”
我们付钱、交货，这才来了可能不属于阿富汗式的告别拥抱。就这样，哈敏太太的项链跟我结上了缘。
我的婆婆马利亚，是个喜欢收集盘子的人，她的西班牙盘子并不是吃饭时用的，而是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婆婆的餐厅挂了四十几个陶土盘，美丽极了。
在我婚后，也喜欢上了盘子。那几年经济情形一直不算好，可是在荷西和我的克勤克俭之下，第四年的婚后，就买下了一小幢有花园的平房。对于我们来说，那已算是奇迹了。
我们不贷款，一次付掉的。
有了房子，还是家徒四壁，墙上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所有的存款都付了房子，我们不做分期付款的事情。
买完新家之后，回了一次荷西出生的小城，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内的“哈恩”，我们买下了照片左方彩绘的陶盘，那是婚后第四年。墙上挂了孤单单的一个彩盘。
又过了一年，再买下了照片中右手的那一个青花陶盘。我们的家，有了一双盘子。
再过了一年，第六年了，我单身飞去马德里远接父母，在街上看见一个有字的盘子，上面写著∶“这儿，是幸福的领地。”
词句有些俗气，可是想到自己的家的确是片幸福的领地，为什么不买下它呢？就因此有了第三个挂盘。当三个盘子一同挂著的时候，我幻想∶我们的家一年一个盘，到了墙上挂满了四、五十个的时候，荷西和我当然已经老了，那时候，还是牵著手去散步，只不过走得缓慢些罢了。
我的盘子没能等到第四个，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成了一个半残的故事。
当我结婚的那一年。我在撒哈拉沙漠里只有几件衣服加上一个枕头套扎好的袋子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我的丈夫用木板做了一个书架和桌子、椅子，就算是一个家了。
有一回，荷西出差回到西班牙本土去，他说要回父母家中去搬一些属于他的书籍来，又问我还要什么东西，可以顺便带回来。
一想就想到了在他床角被丢放著的那个陶土宝瓶，请他带到沙漠来。
听见我什么都不要，就指定了那个半残的瓶子，荷西面有难色，沉吟了好一会儿不能答应我。
荷西家中兄弟姐妹一共八人，他排行第七。也就是说，在他上面除了父母之外，其他六个手足都可以管他虽然他并不受管，可是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受限制的感觉。
“那个瓶子是大家的。”他呐呐的说。
“都丢在墙角，像垃圾一样，根本没人去理会它。”我说。
“可是万一我去一拿，他们就会理啦！”
“那你把钢琴搬来沙漠好了，妈妈讲过，家里人都不碰钢琴了，只有ＥＣＨＯ去时才会弹一弹，她说钢琴是给我们的。”
“你要叫我把钢琴运到沙漠来？”荷西大吃一惊。
“不是啦！要的是瓶子，你又不肯，那我就要钢琴好了。”
“瓶子比钢琴宝贵太多了，你也知道”“是你大学时代海底捞出来的呀！不是为了可能算国宝，还是夜间才偷偷运上岸给藏著的吗？”
“就是这样嘛！他们不会给我们的。”
“可是放在家里也没有人珍惜它，不如给了我吧！我们也算是你的家人呀。”我苦苦的哀求著。
“怎么去拿呢？”
“你根本不要讲，拿衣服把它包好，就上飞机。等到他们发现东西不在了的时候，大概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
“好，我去偷。”
“不要讲得那么可怜嘛！是你在加底斯海底打捞上来的东西，当然是属于你的。”
没过一个星期，这个瓶子就悄悄来了非洲。
我们开心得不得了，将它放在书架的顶端，两个人靠著，细细的欣赏它。
这是一件由“腓尼基人”沉船里打捞出来的半残瓶子，以前，可能是用来装稻米、麦子，或者是什么豆类用的。
为了确定这个瓶子的年代，荷西曾经将它送到马德里的“考古博物馆”中去鉴定，鉴定的当时，担心它会因为属于国宝而没收，结果那里的人说，馆内还有三、五个完整的，这只残瓶才被拿了回来。鉴定之后说确实是腓尼基人当时的物品。
我们一直带著这个瓶子，由马德里到沙漠，由沙漠到加纳利群岛，这回才由加纳利群岛带回了台湾。
有趣的是，加纳利群岛那个空屋，小偷进去了五次，都没想到这个宝瓶。他们只偷电器用品，真是没品味的小偷。
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查了一下有关“腓尼基人”的资料，据台湾中华书局《辞海》这本辞典中所记载，照抄在下面。
“腓尼基”（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古时叙利亚西境自黎巴嫩山西至地中海一带地方之称。初属埃及，公元前十四世纪顷独立，人民属“闪族”。长于航海贸易，其殖民遍于地中海岸。其所通行之拼音文字，为今日欧洲各国文字之源。公元前九世纪以后，迭属于亚述、巴比伦、波斯及马其顿至公元前六十四年，罗马灭之，以其地为叙利亚省之一部。
我很宝爱这只得来不易的瓶子，曾有邻居苦缠著叫我们卖给他，这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想到《辞海》中写的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九世纪”、“公元前六十四年”，就知道曾经有多么古老的岁月在它身上流过。何况它是我的丈夫亲手打捞出来的。
看了这张图片的读者，请不必用“百合钥”来盗我家的门，它不在家中，在一个秘密的大保险箱里。倒是前一阵那次的大地震，很将我惊吓了一次，怕这个古老的残瓶被压到砖块下面不复寻得。
我想，以后还是把它交还给西班牙“考古博物馆”中去吧。
这个盒子是我在西柏林做一个穷学生时屋内唯一的装饰。那一次，宿舍贴了海报，说迅一趟去波兰华沙的短日旅行，只要缴付五十块马克就可以参加。那时父亲给我的生活费相当于两百马克，当然包括房租、伙食、车钱和学费。
五十马克虽然不多，可是它占去了我月支的四分之一。我咬咬牙，决心那个月只吃黑面包，每个星期天吃一个白水煮蛋，那么这笔旅费就出来了。
去了华沙，冰天雪地的，没有法子下车尽情的去玩，就去了一家手工艺品店。同行的同学买了一些皮衣和纪念品，我的口袋里实在羞涩，看了好一会儿，才选了一个木头盒子，不贵的，背后写著“产于波兰”。
这盒子一直跟著我到结婚，也没什么用，就将它放著。有一天，荷西跟我去淘破烂，发现了一个外表已经腐烂了的音乐匣，里面的小机器没有坏，一转小把柄就有音乐流出来。我们带回了那个音乐盒，又放了三五年。
有一年父母要从台湾来看荷西和我，我们尽可能将那个朴素的家美化起来迎接父母。回时，我将这一个买自波兰的盒子拿出来，又将车房中丢著的破音乐匣也拿出来，要求荷西把音乐匣内的小机器移装到波兰盒子中去。
荷西是个双手很灵巧的人，他将两个盒子组合成了一个，为著盒底多了一个上发条的把柄，波兰盒子不能平摆在桌上，于是锯了三块小木头，将盒底垫高。
才粘了两块小木头，荷西就突然去了，我是说，他死了。
那第三块小木头，是我在去年才给它粘上去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盒子，也经历了好多年的沧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去听盒里的音乐。它总是在唱，唱∶“往事如烟”。
有一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拖了快十一个月了，西班牙医生看了好多个，总也找不出毛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绪性大出血”。那一阵，只要又出血了，脸上就有些不自在，斜斜的躺在床上，听见丈夫在厨房里煮菜的声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墙。可是丈夫不许我起床，就连要去客厅看电视，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发上的，一步也不给走。
为了怕再拖累他，我决定飞回台湾进入“荣民总医院”来检查。那一年，丈夫正好失业在家，婚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远，而手边的积蓄只够买一个人的来回机票。为著丈夫不能一起来台湾只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上机前的那几天，丈夫的眼角没有干过。
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谢这笔版税，使我结清了医院十二天的帐单有余。我的性子硬，不肯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