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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嘉义，看著了的好东西，乡下人家都不肯卖。就算风吹雨打的给丢在外面，我们一停车，说要买，乡下阿婆就紧张了，口里说∶“不卖，不卖。”有一个老阿公更有意思，他把一些坛子、石臼当成宝贝，全部足在床底下，怕人去偷。每当我们请他开价，他就狮子大开口，乱喊一通，那个价格，使人笑弯了腰。这种旅行，最有意思的并不在于搜得什么东西，只要跟这些老阿妈、老阿公谈谈话，就可以高兴好久好久。
不过短短三天的旅行，到了第三天要回台北了，还是什么也没买到。倒是庙宇，看了十家。
出于好奇心，嘉义的朋友们说，不如就到嘉义市区的民俗店里去看看，也许能够找到一些好东西。我欣然同意。
我们一大群人，塞了满满三辆汽车，外加小孩子，那个声势就很浩大。其实，去的全是嘉义的朋友，台北去的只有三个。
当我们这十几个大人小孩，一冲冲进那家民俗古董店时，守店的一个老板娘根本管不住我们。这十数人，在她也算住家也算店面的小平房里四处乱穿，手里东抓西放，弄得老板娘团团转。我看她好紧张。
她完全管不住我们，又不好吹哨子叫人给立正，这个平静的小店，疯了。
我先是往厨房外天井的地方钻，那儿堆放了近百个大大小小的 。等我发现这一个角落时，嘉义的那群朋友也哄进来了。
朋友看中几只 ，说要拿回去插花。既然要插花，就得试试看这些 漏不漏水。老板娘一直说∶“不漏、不漏。”我们那里肯相信，拿起她的一支水杓，就近把她接得满满一缸的清水给拿来灌坛子。那边在灌水我就往前走了。
才进前面，就听见老板娘在喊∶“这是我们家吃饭的桌子，你们不要搬呀！”什么人管她，把那张饭桌给搬到大门口阳光下去看个究竟去了。
这么乱七八糟的，只听得一片漫天叫价，就地还钱，那个老板娘惨叫∶“不行，不行！”
趁著这片乱，我的手，静悄悄的提住了照片中这只“鼓椅”。也不敢叫，怕同去的台北朋友看中了要抢。
鼓椅那片红砖烧制的色彩太美，中间一抹更红自自然然掠过，形式拙中带朴，是个宝贝。
那时候，大家都去看木雕了。
收集民俗不是我专一的兴趣，家中不够大，只有收些极爱的，并不敢贪心。虽然那么说，其实已经收了一些东西了。
就在大家闹得差不多，而东西也买下了好一批时，那个老板娘又叫了一声，很惨的那种。原来，跟去的小孩子太乖了，他们把每一只坛子都给注满了水，要看看这接近一百个 里，哪几只不漏。老板娘好费心接的一个大水缸，全空了。
嘉义之行，最有趣的就是听见那个老板娘的好几次叫声。
我想，她那天接了一笔好生意，最后把吃饭桌也给卖掉了。
这种土凳，是用粘土烧成，不敷釉，表面呈暗红色。为何叫它鼓椅呢？原因在于，它是仿照大陆鼓椅的造式，其状如圆鼓，中空，两边肚沿有两个孔，是便于搬动时用的。
这种低矮的土凳，一般放在厨房的灶前，炊事时，可以坐下，把薪柴往灶里送。
又看参考书《台湾早期民艺》刘文三作。里面也提起，这种鼓椅俗称“墩”，音与韧近，寓意为忍韧，也就是说，凡是遇上挫折或不如意时，以忍为先。民俗上，新媳妇拜灶神时，也一并把“墩”列为对象，以求和谐白首。
上面的含意，都是《台湾早期民艺》这本书里告诉我的。民俗店里那个老板娘不太知道这鼓椅的用途，我倒想，下次去时，送她一本这种好书呢。
请看这只大盘子多么华丽，请再去看看那一纹一圈手工的细腻。这张照片，拍得清清楚楚，值得一看再看。欣赏价值是高的。
是一位好朋友，听说我有了新家，亲自搬来“割爱”于我的。它，来自埃及。盘子到了我这朴素的小房子时，旧主人生恐它太华丽，配不出味道来。其实这盘子一点也不霸气。为了尊重这只被手提回台湾而不敢托运的大盘子，我移开了一些东西，将它独立放在两面木窗前，旁边放上一只大土 ， 里不放鲜花，给插了一大把白树枝，风味，就衬出来了。
每一次来家里的客人，都喜欢这只盘子。其实，我的客人不多，可以说很少。就只有两三回，唱歌唱得那么动听的潘越云和齐豫来过。当潘越云看见这个盘子时，她发呆了似的看了又看，说，“三毛，你不要这东西时，可不可以卖给我？”当时，她说得很认真。
我笑著对她说∶“阿潘，你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像不像埃及女王？我看你前世是个埃及人叀酰 毙吹秸饫铮窒氲脚嗽皆频娜菅眨较朐骄醯盟赡苁且桓霭？及美人，我说的，是她的前生。
这个盘子友谊的纪念性太高，不然，如果把它卖给阿潘，可能得个好价钱。也说不定，阿潘的前世家中，就有那么一个令她看了就发呆的盘子。即使如此，也是无论如何不卖的。
让我把这支“象牙银柄”裁信刀的故事讲给你听吧。
一百多年以前，在西班牙东部偏中间的地方，住著一位名叫ＪｅｒｏｎｉｍｏＬａｆｕｅｎｔｅ的民俗学家。这个民俗学家，其实也是一位开业的律师，只因他不勤于法律，反而醉心艺术，因此他的业务并不是很好，可是对于民俗，他的著作一本接一本的出。
过了很多年，这位原先家境就极好的富人，平平常常的老了，死了。死在他居住的城市里。那个城，至今还在西班牙，叫做Ｔｅｒｕｅｌ。
这位，我们叫他民俗学家的Ｌａｆｕｅｎｔｅ先生，死后留下了整幢满满的图书、名画、古董家具和艺术民俗品，同时，也留下了两个女儿。
那两个女儿，虽然婚嫁了，却因为父亲的房子很大，都住在家中，没有搬出去。其中的一个女儿，又生下了另一个女儿，也就是Ｌａｆｕｅｎｔｅ先生的外孙女。
那时候，西班牙内战开始了，Ｔｅｒｕｅｌ这个城市，先被共和军所占领，接著佛朗哥的部队开始飞到城内来丢炸弹。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间的事。就为了城内会丢炸弹，城里住著的人开始往乡下逃难。走的时候，只能提一个小箱子，什么贵重的东西都不敢带万一带了，那么被杀被抢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当战事过去了时，Ｌａｆｕｅｎｔｅ先生的两个女儿和外孙女回到了她们生长的城市，而她们发觉，那所大房子，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了。
那个女儿，站在全毁的地基上，不知怎么是好，也在同时，那个做外孙女的，弯下身去，在一片碎瓦的下面，捡起了照片中这一支裁信刀。
就这一把裁信刀Ｌａｆｕｅｎｔｅ先生用了一辈子的一把小刀，成了家庭中唯一的纪念。
时光缓缓的流去，故事中那个外孙女也结了婚。她得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有一天，一九六八年，这个外孙女的儿子也长大了，他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那一年，这个西班牙人离开了他的国土，要到捷克去，因为那儿的戏剧发展得极好。而这个人，学的是戏剧。
临走时，这个男子想到他的祖先，他，顺手把这支裁信刀给放在口装里，带去了外国。
这一走，二十年没有再回归过故土。
那把裁信刀，就这么跟了他二十年。
去年冬天，这把象牙小刀，被这位失乡的人，轻轻放进我的手里，同时，也告诉了我上面的故事。
这一阵天气转热，在家中时，我将长发一卷，用这支裁信刀往头发里一插，它，成了一支中国人用的“簪”。
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完。当有一天，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仅仅我的灵魂走过生满判人掌、锦葵，和金银花的幽径，穿过荆棘的花丛升向天上去时，我将不再需要这支簪。
那时候，接下来得到这件东西的人，不要忘记了，再把故事写下去哦。
找遍了《台湾早期民艺》这本书里的每一张图片，这种据说形来磨糯米浆的大碗，里面并没有介绍。
这只大碗的里面，划著细细的纹路，碗口滚了一圈深色，怎么看它也看不厌。台湾的民俗品，在陶器方面，总比现在烧出来的要拙朴得多。就算拿艺术水准来说，比起欧洲来，也不失色。奇怪的倒是现在，为什么出不了那么拙的作品来呢？
这只大碗，也是在嘉义的那家民俗古董店里得来的。当大家都去忙他们的 时，我悄悄买下了这一只。朋友们对我太好，都不上来抢，甚而让来让去的，叫人好不羞愧。
民俗店的老板娘，最欺负我，因为我不知杀价，而且脸上流露出很想要的样子。
她一直强调，这只碗，可以用在“花道”上，是个插花的好容器。她讲的，总是功能、功能又功能，到底是个实际的家伙。
可是我不会拿它去插花的，这么美的内容，没有任何鲜花可以抢去它的风采，也不应该把它如此沦落。只看它，那平常的往桌上一放，整个室内的气氛就改成朴朴素素的了。
那一天，在嘉义的店里，得了一只上几张图片中介绍的“鼓椅”，得了一只这幅照片中的大碗，买了一只小小的坛子，就收心了。
临走时，那个被我们吵得昏头转向的老板娘很可爱的说，要跟我合照一张照片，代价是送一只小 ，我欣然答应，就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望著照相机。那时候，我们站在大门口，门口堆了一地的坛子我们买的。
就在照相时，一队清洁街道的伯伯叔叔们围上来看，一面看一面说∶“这些泡菜坛子要它来做什么？还花钱买呢。我前两天，一口气把这种破烂丢掉十几个。”听见他们这么说，我笑著笑著，对著相机，笑出了心底的喜乐来。
居住在台湾，我的活动范围大致只是台北市的东区。这个东区，又被缩小到一条路南京东路。由这条路，再做一个分割，割到它的四段。由这四役，来个横切一百三十三巷，就是我的家了。
常常问自己，跑遍世界的一个浪子，可能安然在一条巷子里过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