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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尊重”。
我刚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扁桃体经常发炎，被同样是医生的老爸抓到手术室，请一位专家给我实施扁桃体摘除手术，印象最深的除了手术完毕之后的一个月，只能在一边干瞪眼什么都说不出来，像个小哑巴一样痛苦，就是术前的消毒程序了，具体的步骤是这样的：先把脖子以上的部分像洗饭盆儿一样反复地洗上N遍，然后再用酒精棉球仔细地由上自下、从里到外地擦上N遍，一直擦得我满脑袋发凉，似乎把头伸进了冰箱一样；最后就是加强消毒……烦琐得叫我大呼头疼；长大后，我在外科的实习第一课，就是学习进入手术室之前的工作：从如何穿衣到怎样戴帽，从戴口罩的方法到穿拖鞋的次序，事事都有学问，处处皆具知识。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因为要割阑尾，很害怕，所以希望我也守在他的身边——那是我第一次在参加工作后进入手术室，程序和实习的时候一样，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自己的手“过不去”，当然，现在也没了当初那样的老师，像给幼儿园的小同学检查每个人的卫生，但主任那双鹰一般的眼睛还是叫我们不敢马虎：那些烦琐的步骤令我大感头疼，尽管我现在也终于“如愿以偿”地没有进入到外科工作，但我也终于明白，每个医生，都得面对那些开始时无法忍受的脏和累，以及那些铁面严酷的认真。
在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第一次的同学聚会便成为了女生们的“哭诉大会”，后来才明白，让曾经和其他专业的女生一样视“女为悦己者容”为人生最高化妆境界的她们，现在已经忘了涂指甲油的步骤和方法，一干男生跟她们打趣说，现在卖指甲油的商人们都不愿意和她们说话，不料反馈不是反唇相讥，而是长长地一声叹息：“谁说我们不在乎……”
现在，像以前的“消毒课”一结束，所有的女生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跑回宿舍往手上擦护肤品的情况再也不复存在，女生们都已渐渐习惯，只是和化妆品从此就永远地分手，也是一种遗憾。
撒谎的后果
医生常常用维生素C或者B1之类的“替代品”来善良地“欺骗”那些患有失眠症的病人，其实这已经是比较公开的“秘密”了。在医院，和这种‘替代’相似的方法也用于某种新型的药品临床试验，人们把它叫做“双盲试验”，意思就是无论是医生，还是被试用的患者，都不知道分别服用的两种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药片儿，究竟哪片儿才是真正试验用的药物，而哪片儿不过是通常用纯粹的淀粉制成的“替代品”。
当然，这种方法只用于那些真正需要它的患者，而对于某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故意“装病”的人，就不能一概而论了，也许，在他们内心里来说，巴不得自己服用的是淀粉片儿呢。一个急诊外科的同事曾告诉过我：来这里就诊的病人，笼统地分，通常只有两种：一种是真患者，一种是假患者。
真患者不必多说，所谓的假患者，就是那些以各种理由装着有病来医院就诊的家伙：有的是因为别人挥了几下拳脚，有的是和汽车等物体亲密接触了一小下儿，还有的，就是那些不想上学，害怕考试后屁股受罪的小家伙们。
去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上小学时的班主任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说是有一个小孩儿在考试铃声敲响的那一刻，忽然双目呆滞，表情痛苦，抱着肚子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然而我带着他们去急诊科仔细检查后，得到的结论却是：没病。但那个小孩子显然不会就此罢休，仍然不依不饶地哼哼唧唧，实在没办法之后，我便故作狰狞地告诉他：宝贝儿，要打针。结果是，那个小孩儿瞬间便恢复常态，揉揉肚子，向大家宣布：我好了。
其实像这样的小把戏，我小的时候也因为对上学头疼而干过类似的勾当，只不过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我所说的“不舒服”还是被法眼如炬的家长大人一眼看穿，最后只好乖乖地拎着书包出门，否则，那屁股就会真的“不舒服”了。
现在回忆起来，除了对当时的恶作剧有些脸红，但还是能够理解，甚至，我想，等我年迈的时候再想起来，或许还会有些好玩儿，就像老玩童一样。所以那天我也没有对我那位白发苍苍、心急如焚的老班主任火上浇油，只是笑嘻嘻地劝了句：都是些孩子。
没想到那位老班主任把眼一瞪，大声说道：孩子？！孩子的时候不好好教育，等到你这岁数，就晚了！当时的情况是，我和那个撒谎的小孩子俩人脸上都是迅速地一红，然后整齐地低下了脑袋。
权利问题
就业余爱好而言，我很同意网友见招拆招的意见：从人本主义的这个观点来看，每个人都有待遇自己生命的权利。北京大学一位学贯中西的老学者在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时曾很痛快地回答：“抽烟、喝酒、打麻将。”于是，他的弟子们便谨遵恩师教诲，一个个面黄肌瘦，英年早逝。
这是他们的权利。
一位多年来的好朋友，如今从事牙医工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酷爱上了网络游戏，一玩就是两年，700多天下来弄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逢人就说：“俺是传奇私服第一武士。”前不久听说他的女友因此愤然与他分手，几日后相见，他只是潇洒地甩了甩头发，轻松地说道：“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说完此话，他如飘忽不定的武林高手，瞬间又飘到了电脑之前。
这是他的权利。
今年开春的一段时间，太太在外面求学，再没人管的我把自己锁在家里写小说，整整一个月吃喝拉撒睡都不出门，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双目呆滞，精神恍惚，一天傍晚一位同事来访，一开门以为遇到了深山里的野人或者猴子，大吃一惊，在以一杯开水稳定好情绪后，问我：“昨天几点睡的觉？”
“不是昨天，是今天早上。”我诚实地答道。
“每日如此？！”她瞪大了双眼，问道。
“别瞎说，有一天我睡过头了，第三天才醒的。”
“为什么？！”她像看外星人一样地看着我惊呼。
“因为我还健康。”我得意地答道。
这是我的权利。
因为爱，所以爱。因为健康，所以胡来。这是大学时代一位山东同学的座右铭。他的观点是：生命在于随心所欲。他的做法是：困了睡，饿了吃，渴了喝。抽烟喝酒，贵在自由，不分时间，如此简单。他的权利是：对所有对此提出抗议的声音保持沉默——他的后果是：神经衰弱，外加感冒连连。
写作就象是毒品一般，那种通宵达旦的文字方式一旦上瘾，很难改变。但对于我来说，现在我已经逐渐把写作由夜半歌声改成了公鸡打鸣，已不再象小偷们一样昼伏夜出。不为什么，只因为那个练网络游戏，潇洒人生的朋友，现在不但已经无法为别人拔牙，自己的牙齿也变得象他父亲一样松动了：“自由”导致的衰老，正在悄悄向我们逼近。
所以，为了健康和美好的明天，还是改掉你们的那些不良习惯吧，尽管你们对此拥有充分自由的权利。
第二部分 角色互换第17节 谁先动的手
从“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角度上看，虚拟和现实其实是一样的。最近有一款很流行的网络游戏叫做“A3”，在它的运行内容中有这么一条规矩，那就是两个玩家如果PK（打架）起来，为了显示制度的公正和法律的严谨，游戏本身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谁先动的手。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正在游戏中练级，突然跑出一个人来打了你一拳，注意，仅仅只是一拳，那么你就可以将其杀死，而且不必负游戏法律责任；因为是他先动的手。“谁先动的手？”这也是打架后派出所的民警们通常会问到的一句话，特别是两个人的伤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医院的急诊科里最常见的外伤患者，除了车祸，就是斗殴。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在一边为病人做CT检查的同时，一边腾出精力来维持秩序——打架的患者在就诊的情况下，一般都会有很多的家属和朋友陪同，如果这个时候另一方也来作检查，那么一场新的话语交锋就会“理所当然、顺其自然”地出现。而这其中涉及之话题最多的，就是谁的责任。
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在医院值班，快到凌晨的时候来了这么两伙人，依然鼻青脸肿，依然怒气冲天，话说出来无不都是“等老子从CT机床下来，再收拾你”，在我为第二个看起来似乎有昏迷迹象的人检查时，双方的家属发生了争执，争执的主题依然还是“谁先动的手？”
照例，这个责任问题在警察到来之前，照例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答案，所以，一伙仿佛相声学校毕业的患者家属便在灵光四溅的出口成章中拼命展示自己的文才实学，绞尽脑汁地为自己辩护，顺便再以磅礴的理由指责对方，就这样，在吵吵闹闹的混乱声中，在争辩双方即将达到辩论高潮时，令我惊奇的一幕出现了：那个正躺着做CT头颅检查的年轻人，刚刚还在半昏迷的小伙子，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然后以一个体操运动员的姿势飞快地跳下了床，大声地喊道：“X你祖宗！是他先动的手！”
结果，就是因为这一句问候对方前辈的话，两伙人又痛殴在了一起。据有人考证，杜鲁门总统骂人的时候喜欢轻轻说出的三个字母通常是“S·O·B”：它是“son of bitch”的缩略语，翻译成汉语，可以叫做“狗娘养的”，虽然不太好听，但也要比直接问候对方父母优雅的多，得体的多，并且，杜鲁门还在某一年进行过一番“自我解释”，他说：“我这几句话是骂个人，与他的祖宗八代无关……”（乔志高·《美语录》）。
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