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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着了魔！我颓然地靠在椅子上，茫然地盯着前排紧紧贴在一起的两颗后脑勺，在无边的黑暗里无声地抽泣，不知为谁而哭。
五
我去上班的时候有些没精打采，虽然为了提提精神，我特意换了一件鹅黄色的马海毛长披风，这在灰暗的冬天里很打眼。我甚至破例地化了化妆，早晨坐在镜子前面，慢条斯理地描眉画眼，足足鼓捣了半个多小时。涂上口红一张脸顿时艳丽起来，在我自己看来不免有些面目狰狞，又联想到路边那种香气熏人的妖冶女人，挽傍着俗气的半大老头子招摇而过。我照来照去，最后还是用纸巾擦去了口红，但粉底扑在明显憔悴的脸上，真像茄子上面挂了层霜。
今天好漂亮。我出门的时候，余重追在后面喊一句。
谢谢夸奖，牛奶在厨房窗台上。我头也没回，冷漠地交代了一句。
到了班上，发现办公室里的气氛似乎特别沉闷。老色鬼居然没像以往那样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作为招呼，他也像只霜打的茄子，耷拉在办公桌前。
凭心而论，老色鬼做人心肠不坏。他不过是对女青年比较热心，也许天生一副怜香惜玉的温柔心，动手动脚的越轨行为倒从来没有过，甚至连黄色笑话都听不得，更没有作风问题，白白地给我背后骂作老色鬼，五十多岁的独身老头儿，才真正是担了个虚名呢。至于做官，他也就做到这份儿上到头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再也爬不上去了。
我百无聊赖地翻着那一小筐的读者来信，稀奇古怪，什么样的都有，好像我是个知心大姐，谁都可以向我倒苦水。我又不是学雷锋做好事的免费心理咨询医生。
我有些恼火地把那堆废纸扔一边去了。
对面的老色鬼被惊醒了似的抬头看看我，半天没说一句话。
我魂不守舍地巴望着电话。电话铃一响，我就条件反射似的弹起来，每次抓起话筒，都是以一个轻柔的“喂？”开头，再以一个凶巴巴的“不在”结尾，没好气地把话筒掼下去。
我盼着是他的电话，又怕是他的电话。他的电话一完，这一天就什么盼头也没有了。我给这种心情折腾得疲惫不堪，心力交瘁。
中午，小梅硬拉着老色鬼去吃荣华鸡快餐，说是说话不兴不算数。也不知道他们哪辈子打的赌，到底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小梅犹豫地瞥了我一眼，问，你一道去么？我摆摆手，他们就走了。
剩下几个人打牌不够手，又来拉我：三缺一，快来，救场如救火。
我抖抖二郎腿说：没见本小姐有请吃鸡都赖得去，还会陪你们打牌？
他们总算都滚蛋了，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个人。就这个时候，竹安打来电话。
难得周围没有那些小眼睛、大耳朵，我们聊了很久，桌上刚刚还冒着热气的罗宋汤早成冷的了。
竹安，你想没想过，假如我是你的妻子真不知我怎么就冒出了这么一句，鬼使神差的，吓了自己一大跳。这句话我在肚子里说过一百遍了，但我不肯当着他的面说。自尊心好像一方白手帕叠着揣在口袋里。我知道这句话一出口，我苦心孤诣地营造的那份洒脱超俗、轻松快乐与心高气傲，统统将在瞬间土崩瓦解、万劫不复了。
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一个闷闷沉沉的声音：可能我比你还要想。
电话就挂断了。我呆若木鸡地握着话筒，放下时才发现整个手掌都红透了。
下班时，竹安开着车子在跟编辑部大楼隔了一条马路的弄堂口等我：我拉开车门，坐在他旁边。
乍浦路？嗯，乍浦路。
我喜欢华灯初上时分的乍浦路，茶楼酒肆、餐厅饭馆鳞次栉比，花花绿绿的一条街，充斥着花花绿绿的吃客，有一点颓唐、有一点享乐，满是市井的俗艳，也满是浅斟低唱的气息，以及现世人生的快乐与飞扬。
我们在一张铺着洁白台布的小方桌边坐定。小姐款款地端茶送水。
随着见面的增多，那种波特曼的虚幻感，隔绝感与失真感一天天地褪去，话题自然而然地就从那些海外奇谈扯回周遭的现实扯到我们自己身上。我告诉他我大学毕业快三年了，现在一家《好女》杂志做编辑，我有个已恋爱多年的男朋友，因为恋爱多年，也就变得像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结婚也就结婚了，分手也就分手了。当然话说回来，当真分手的话，也不可能是“无痛穿耳”。
章竹安笑说：那当然，其实，婚姻就像鞋子穿在脚上，漂不漂亮，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但舒服不舒服，就只能是甘苦自知了。不过，鞋子穿久了，不合脚的也慢慢合脚了。
但是，当竹安讲诉了他的身世经历，我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
我现在拿的是新加坡护照，在这儿做新加坡福瑞广告公司驻上海代理人。
竹安呷了一小口酒，悠悠地说下去：我是在北京生、北京长大的。我父母都是马来西亚华侨，祖父在吉隆坡做木材生意。五十年代初，父亲和母亲回国定居，在北师大任教。我是大跃进时生的。文革开始时，我已经上小学了。你可想而知我那样的家庭在那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家里断绝了同国外亲友的一切联系，最后还是给人说成是“里通外国”。我记得有天晚上我打开家里的一台旧收音机，无意中调到短波，竟有个和我们的广播员不大一样的声音，虽然噪音嗡嗡的，但还是听得清，我兴奋地想：是不是这就叫“敌台”？这时给我母亲听见了，她吓得脸都变了色，关了收音机就狠狠地打我屁股，然后又抱住我哭起来。我母亲这个人脾气好，从来没打过我……
夏威夷果端上来了。紧接着醉泥螺也上来了。
你后来怎么出国的？
我的声调平平的。我很少这样同竹安讲话。我总是在兴致勃勃地讲诉什么奇闻异事，要么就是表情夸张地说个笑语，或者愁眉苦脸地发发牢骚，诸如此类的。
读书出去的。我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最早出去的那批。那时候没像现在这么多人拼命地考托福、考GRE，出去也没现在这么难。我叔叔在美国给我作经济担保。我选了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副修政治。那时候对哥大还没有什么深的了解和感情，只是心里很渴望看看纽约这个光怪陆离的“大苹果”。
“大苹果”是纽约市的别名。他补充道。
后来呢？我问。
念大学期间，我去马来西亚看我祖母，我祖父已经过世了，我在马来西亚认识了一个新加坡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那时是新航的空姐，我们认识不到一年就结了婚。
我把玩着手里的高脚杯，一会儿啜一小口，我喝的不是酒，是耐曲尔山楂果茶。我偏爱酸甜的食品，所以我的胃一直不大好，胃酸过多。我的饼干筒里常备着苏打饼干，随时用以中和多余的胃酸。
你太太很会烧菜么？我漫不经心地问。
会烧。他答得不能再简短。
又是好久，两人都没说话。楼上有人在唱卡拉0K，实在是“呕哑啁哳难为听”，地地道道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你太太现在还做空姐吗？我似乎找不出别的话题，满脑子都在勾画“章太太”
的形象。
她不工作，是全职主妇。
有baby？
一个女儿。
那你们的婚礼，在中国还是在新加坡？还是在美国？马来西亚？
别问好不好。竹安打断我的话。
我嘴巴张在“亚”字那里，一时语塞。
我红了脸，有点嚅嚅地说：我只是随便聊聊，没别的意思。完全没有现实意义。随口说说而已，本来无所谓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跟竹安说话，就养成了加上前缀或后缀的习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开头或结尾加上一句；完全没别的意思，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好像我随时随地都要向竹安表明，我无意嫁给他，我不想破坏他的家庭，我不会死乞白赖地缠住他不放，只要他说bye一bye，我就说0K。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感到体无完肤的刺痛和屈辱。
竹安伸出手，放在桌子上，拉过我的手，紧紧地握在手掌里。
我三月底就要回新加坡了。公司调我回去。钟夏，我会再来看你的。
三月底，那是江南杏花春雨的时节。我强忍住眼泪，不让它们掉下来。
我去送你，如果你还要的话。我说。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和余重分手。这样不死不活地算什么呢？柳吉不明不白地插在我和余重中间，我不说破，与其说是顾忌他们的脸面，不如说是顾忌自己的脸面。再说我也没有热情没有耐心去说破它，好像要公堂对簿、要兴师问罪一样。就像有人懒得离婚一样，我也懒得分手。分手也许比离婚要省事一点，没有孩子判给谁的问题，也不存在财产的纠葛，净身出户的，怎么搬来再怎么搬走就是了。我不到二十五岁，虽然爹妈没把我生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但也不至于离了余重就嫁不出去。但换一个人又怎么样呢？指望和他忠贞不渝还是心心相印？少小相识，恋爱了这么多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萍水之缘了。我爱竹安，但我清楚地知道，纵然竹安肯离婚娶我，我也不见得比跟余重结婚更幸福。我和竹安在一起非常快乐，不过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当它是个虚拟的游戏，不问人间烟火，不想生老病死。
我刚刚编发了一期杂志，上面有一篇开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