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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窗户全用沙包堵上了，只留下开枪的射击孔，所有的大门都进行了加固。正在使馆区周围四处巡视的罗伯特·赫德爵士注意到：由于某些无法理解的原因，他只看见了清兵的部队，穿着各旗闪亮的丝绸制服。而那些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拳民，则彻底蒸发了。
【译注】
1贾礼士，即威廉·理查德·卡尔斯（William Richard Carles 1848…1928），英国外交官，曾担任英国驻天津总领事。
2坎普尔，印度北方邦南部城市，位于德里东南部的恒河中游南岸。原系英军兵站，在印度兵变期间，一个心怀不满的抚恤金申请人于1857年7月屠杀了包括女人和儿童在内的全部英国守备部队。
3肃亲王善耆，光绪二十四年（1898）袭封肃亲王，三十三年，授民政部尚书。清帝逊位后避居大连。第一代肃亲王是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崇德元年（1636）封肃亲王，是清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肃王府位于东城区正义路东侧。顺治年间建，历代袭王俱以此为邸，1901年庚子事变后沦为日本使馆，如今只存垣墙。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8节 北京之围（1）
义和团哪儿去了？他们已不复存在。既然与外国列强之间的战争是一个既成事实，那么也就没必要再继续拿拳民作幌子，说这只是一场政府没有责任的农民暴乱。6月中旬，他们在北京城胡闹、劫掠了三天，这挑战了放任他们四处撒野的人的智慧，朝廷决定征召那些年轻的亡命之徒进入正规军、民团和警察。他们被正式置于铁帽子们的警察首脑、军机大臣刚毅和警察副首脑、辅国公载澜的控制之下，他们也全都有自己的军事辖区。而那些年龄较大的拳民（其中有许多无法无天的麻烦制造者），则被派到京城外的东边，作为抵抗联军的人体盾牌。为了使这样的部署更容易被接受并鼓励他们服从，朝廷赏给了义和团拳民和董福祥的穆斯林无赖两万担大米、十万两白银。唯一允许继续在北京活动的义和团队伍，是一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武装，用于攻打防守严密的北堂（这里是牧师、修女和教民的庇护所），并且在庄亲王的严密监督之下。违抗这些贿赂和招安、继续胡闹和抢劫的义和团叛徒，将被政府的密探所追杀。所以，就在著名的义和团围攻据说已经开始的这一刻，而义和团却不再与此事有任何干系，并且，他们已经不复存在。
所有的政府军依然留在使馆的周围，可以通过他们闪亮的丝绸制服以及指挥官的旗子进行识别，不过现如今，多半军队已经是荣禄的人，受太后之命来保护使馆区。
荣禄正处在一个他觉得颇难对付的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不得不执行太后的谕令保护使馆，并尽量减少西方狙击手给中国平民造成的伤亡。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向铁帽子们做出令人信服的展示，显得他的人确实在认认真真地攻打洋人，而实际上，他们是在向空中射击，而且还放了为数甚巨的鞭炮。很遗憾，使馆方面却并不领情。所以，虽然荣禄的军事封锁实际上使得使馆区比以前更安全，而使馆区里面不断上升的忧虑却使得每个人都相信：荣禄正把他们置于比以前更加危险的境地。这创造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当围攻在使馆人员的头脑中开始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们所说的围攻，其实是一次延长的停火。
荣禄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战略家，围攻使馆的那几个星期里，他一直在维护着使馆周围的缓冲带，同时茫然无助地等待着李鸿章回到北京，来拯救大清王朝。最后，这事儿还真的发生了，不过，那是在李鸿章总督向朝廷敲了一大笔竹杠并让铁帽子们陷入进退两难之后的事。
在使馆区，歇斯底里正在接管这个地方。虽然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进攻，但仅仅是对于进攻的恐惧，就足以使那些偏远使馆里的人神经特别紧张，深信他们将被切断，再遭受残酷的折磨，紧接着就是骇人听闻地被杀。6月22日上午9：00，没有明显的理由，发生了另一次恐慌，德、意、法、日、美、俄等国使馆的卫队全都跑进了英国使馆。然而并没有进攻发生，但一些中国人抓住这次机会接管了海关大街上的一处临时防御工事，然后一把大火将意大利使馆烧为平地。大火中，意大利特使萨尔瓦葛侯爵和他的妻子失去了所有东西，除了他们的钱箱，这玩意儿他们镇定自若地带在身边。他们很快就优雅地穿上了借来的华美服饰。奥地利海军军官冯·托曼上校，到那时为止依然是使馆区内最高级别的军官，因为这次惊慌失措，再加上早先放弃奥地利使馆，而受到人们的指责。他被解除指挥权，大家一致同意窦纳乐爵士在围攻余下的时间里担任最高指挥官。意大利人如今无家可归，只好搬进了法国居民区，跟奥地利人挤在一起。
虽然中国军队偶尔会围攻躲藏在肃王府内的教民，但使馆区内的其余部分却只不过遭受了一些断断续续的炮火的袭扰，主要是董福祥的穆斯林士兵漫无目标地朝屋顶上开火。当外国水兵从内城墙上的工事里或者从使馆区的外部边界向他们开火时，董福祥的人就火力还击，双方互有伤亡。这样一来，到内城墙上把守工事就成了一项不受欢迎的差事，这一事实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美国大兵们受命执行任务时就会拎上他们的威士忌酒瓶，大部分时间呆在那儿喝酒。莫理循在日记中讥笑美国海军陆战队纽特·霍尔上尉“完全管不住他的人，这些家伙在那儿喝得醉醺醺的，还不受责罚地侮辱他们的军士。”
被安排在使馆区内的窥视孔和火力点上的水兵及武装平民，不断向他们看见的任何一个在外游荡的中国人射击，假想这些人就是义和团拳民。许多中国人被抓获、拷打，然后被开枪打死。举个例子，6月24日一大早，两个遭到残酷殴打的中国人（据说是“义和团战俘”）被英国人在他们使馆北侧的马厩里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臭水沟里，以便让他们超度重生。随着阴凉之处的逐步缩小，白天变得越来越闷热，加之腐烂尸体和排水沟渗发出的强烈臭气，更加令人窒息。一个班的奥地利卫兵悄悄爬向意大利使馆的废墟，开枪打死了6个中国平民，这些人当时正在拨弄瓦砾以寻找任何值钱的东西。中国人这么干的时候被称为“劫掠”，而西方人干同样的勾当则被唤作“搜寻粮草”。所以，就在同一天，见习翻译许立德说：“今天早晨，他们开始了一次有计划的搜寻粮草，拉着大车将使馆街上分布各处的残存店铺里的食物一扫而空。”
其间，荣禄将军一直在试图和使馆方面进行停火谈判，未果。在一封写给远在长江边上的张之洞总督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挫折感：
德使死后，英使已将肃王逐出其府邸，令数千教民居于彼处。各国使馆已联为一体，每日开枪放炮，射杀官民无数。
是故，欲使步军衙署与董福祥军勿反击自卫，断无可能。……6月25日，余出示大字告示一纸，云：奉旨停战，保护使馆。盖欲与各方通话也。（各国使馆）非但不加注意，反而（开枪）。……欲与之沟通，殊为不易也。
荣禄补充说，几个休战特使（既有衙门官员也有清军将领），就在他们等待窦纳乐爵士的回应时，也被开枪打死了。这是使馆围攻滑稽剧中典型的一幕，它是这样发生的：在用双筒望远镜阅读完荣禄要求和他们对话的大字告示之后，使馆方面派出一位信使，上了那条通向北御河桥的大路，但走到半道上，这家伙忽然慌里慌张、跑走躲了起来。荣禄的休战特使（官员和将领）对这个奇怪的举动感到迷惑不解，便加快脚步走进了开阔地带，就这样被使馆卫兵开枪打死了。许立德在他关于此事的描述中一吐为快：那几个休战特使“被几个躲在肃王府里的日本佬和意大利人开枪击中了。”虽说如此，最终还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实现了停火。
年轻的翟兰思认为这样的停火实在妙不可言：“早晨6：15，我们几个人……一路小心翼翼，越过废墟走到了北边尽头的翰林院，有几个（满清）士兵向我们走来，我们和其中的一位说了一会儿话。……还有些人远远落在他的后面……这一群士兵一共有两三百人。他们红色、绿色、蓝色的制服显得非常别致有趣。”许立德和翟兰思则在不亦乐乎地照相。他们都计划撰写关于使馆围攻的书，而且在此期间，他们要把那些摄影负片寄给翟兰思的父亲，以便刊登在英国杂志上，当然，要记得保护版权。围攻期间，他们的大部分空余时间都花在照相或者“搜寻粮草”上了。当他们在蒙古市场周围那些空无一人的私宅及其“附属建筑”中发现一匹匹的丝绸时，许立德尤为高兴。
在对这次围攻的叙述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们将所有的枪炮齐发都描述为“攻打”，即便当时并没有“攻打”发生，即便事实上那不过是一次“休战”，而且中国士兵正在狂欢，在大放其爆竹。有一些“枪炮齐发”其实是大串的鞭炮，被使馆方面误认为是枪炮的响声。比如说，在25日夜里，停战开始，却仍有一阵古怪的“枪炮齐发”从周围传出，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那些中国人显然是在朝空中开枪，因为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幢建筑被打中。这被使馆里的人称为“迄今为止最猛烈的开火”。翟兰思写道，一天下午，“警报响起，我们全都飞快跑到各自的岗位上。攻势甚猛，不过由于那些中国人从不费心去瞄准什么目标，所以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每一万五千颗子弹打死一个人，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百分比。”在和几个富有经验的军人进行过交谈之后，翟兰思也终于弄明白了：“中国军队的……射击，数量甚巨，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