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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涅斯托尔，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特洛伊的英雄，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位年高德勋的智慧老人。
第四部分 逃亡第73节 狡猾的春宫作家（1）
百日维新突然失败的时候，莫理循已经在北京呆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即便是老资格的北京居民，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强烈镇压也毫无防备，一直试图搞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康有为到底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罗伯特·赫德几乎是唯一保持沉着冷静、不慌不忙的人。
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在9月的流血牺牲期间，莫理循一直在黄河三角洲猎鸟，或者在西山僻静的度假疗养院猎艳。当他回来的时候，对于那些导致六君子被捕和就戮的事件，几乎一无所知，只好想方设法补课，不断询问他的消息内线，而所有的消息全都充斥着阴谋理论。作为《泰晤士报》驻北京的通讯记者，莫理循不得不踢掉他的长统雨靴上的泥巴，表演千里眼的动作，为的是能够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以预言家的身份出现，能够像个饱学之士那样慷慨陈词，并且最后对假想中的政变及其参与者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
关于康有为，莫理循一无所知。这个藉藉无名之辈也不知是从哪个角落冒出来的，如今被人们谈及，俨然是维新党的领袖，新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年轻皇帝的私人朋友，六君子的亲密伙伴，太后的头号死对头，香港的名人，日本的朋友，中国的弥赛亚。至少，北京的那些更容易上当的洋人正是这么说的。
人们都在设想：濮兰德所知道的可能比他说出来的要更多，莫理循写信给他在上海的同僚，询问康有为的价值，他的问题暴露了他有多么无知。“康有为煽动了这样一场针对太后的痛苦反叛以及随后的流血，只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和平的、学院式的非暴力改革家么？您真的认为这是可信的么？”
濮兰德几乎没工夫去搭理莫理循，他正忙着用他在《泰晤士报》上的那些充满偏见和错误的文章把康有为炒成国际名人。康有为那些谣言和虚构的混合物严丝合缝地契合了濮兰德的排满偏见。濮兰德非但没有像科伯恩和班德瑞那样产生怀疑，反而对康有为告诉他的那些东西照单全收，并把自己关于太后的错误假想添油加醋地补充了进去。所以，濮兰德对莫理循的启蒙努力，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将那些虚假的前提再加上自己对慈禧的先天偏见，一股脑地塞进了这位高级记者的头脑里。莫理循马上就得出结论，这一结论暴露了他思想中的基本缺陷。他的推论是对的：镇压维新运动，光绪出局，太后复出，选择溥 为继承人，这一切都是一个完整阴谋的组成部分。但是，他把这一阴谋和慈禧联系了起来，而不是端君王和铁帽子们。不管这是因为对这些晦暗不明的皇室成员的一无所知，还是因为没能认识到满洲王爷干涉朝政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莫理循总归是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慈禧的“后党”，并且相信：是慈禧一个人在幕后操纵了光绪的废黜并使他变成一个呆滞木讷的人。莫理循在一封信中写道：“如今……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慈禧的死，这也绝非不可能。”他对这样的观点一定感到满意：慈禧是所有这些不幸的起因，她的被杀将是一种解放。莫理循坚持自己武断的观点，也不管多德福医生的证词，这些证词证明：没有人做过任何损害光绪的事，也没有人折磨或囚禁他，他的问题完全是身体上的（其次也有心理上的影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他的姨妈也可能（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是一个威慑性的形象，但那位法国医生已经观察到：她真心诚意地为自己的侄子担忧，并且在医生看来也没有明显恐吓他的迹象。虽然莫理循自己也是一位医生，并且亲自报道过多德福的分析报告，但他毫无道理地憎恶慈禧，因而也憎恶这个法国人。所以，他的病态偏执使得自己完全曲解了正在真实发生的事情。他没能认清端郡王和他的盟军是些什么样的家伙，这是一支分散而危险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进入阵地，并将因为那个时代一个巨大的错误步骤而给中国造成可怕的损害。莫理循对于正在酝酿中的事情毫无准备，他看错了所有信号，却跌跌撞撞地退回到了“伟大”。
这样一成不变的观念，成了莫理循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报道中国和慈禧的基本原则。虽然他将会把自己个人的政治支持从李鸿章总督转到袁世凯将军，以和英国的政策相协调，却从未重估过他对慈禧的谴责。在莫理循的头脑里，唯一的好太后，就是一位死了的太后。《泰晤士报》在它的字里行间衷心地赞同这样的观点。
1897年，罗伯特·赫德爵士第一次见到莫理循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因为，一个聪明而孤独的浪漫主义者总是会喜欢上另外一个同类的，但一个冷冰冰的事实慢慢显露出来，赫德开始觉察到莫理循骨子里的犬儒主义，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藐视，以及他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他的道德标准时的轻松自如。在1900年的拳乱中莫理循扮演操纵者的角色之后，两个人就很少说话了。
和赫德所认识的许多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莫理循也没能领会到：他们给中国喉咙强灌下的西方灵丹妙药正在杀死这个患者，他们既不愿意也没能力改变一下药方，他们更愿意死死绑住这个老人，直到他停止乱踢。英国不愿意通过简单的吞并中国而使自己过度扩张，这种不情不愿的态度助长了英国人当中那种凛然自制、自命不凡和踌躇满志的良好感觉，索性将这样一桩勉为其难的事交给日本和俄国去接手好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莫理循不得不尽力去理解这种暧昧的意义，不过他发现了一个更容易的办法，那就是：把中国的所有事情，都归咎于那个顽固倔强、不谙世事的太后，她对目前形势的绝望完全懵然无知。
那时，人们对中国的了解甚少，也很少有人对它危险的内部有任何的经验，莫理循似乎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的一个理想人选。其时，他26岁，个子很高，声音嘶哑，膀大腰圆，相貌英俊，比漂亮的外表更可贵的是：他还胆子大、脸皮厚。他是个神枪手兼合格的骑手，他曾经徒步、骑马穿越中国内陆，进入缅甸的北部边境。这样一次旅行，另一些人在自担风险的情况下也尝试过。通常是在半道就送了命。对莫理循来说，追求远距离探险所带来的危险和光荣，是一个终身的习性。而且，他的聪明、魅力、胆大和令人愉快的写作风格，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为他赢得了同侪的热情信赖。出于对帝国的藐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自己从未费心去学习汉语。即便是亨利·科伯恩这样的中文专家，也没能脱除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恶习，在他来华10年之后，也就是1906年，当他从北京离任时，科伯恩自吹：在这期间，除了他的仆人，没有任何别的华人曾经踏进过他的房子，一次也没有。
莫理循因为对这种语言的轻蔑，而使自己完全受制于口译人员、文字翻译和中间材料。他没法直接报道或亲自核实他自己的一则故事。《泰晤士报》雇佣莫理循的时候知道他不会说汉语，说句公道话，掌握这门语言将会需要数年的努力。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泰晤士报》，都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因为在领事服务机构中，学习语言是比较低级的活。没有哪位真正的绅士会有时间浪费在说外国话上，有足够多的仆人来处理这种事情。莫理循一直在那儿报道那些对英国在华利益有影响的事情。作为大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联合鼓吹者，莫理循和他的编辑对中国的最高利益这个问题干脆视而不见。他们和英国政府此唱彼和、步调一致。
初到北京的时候，莫理循完全依赖“万事通”毕德格1，此人是李鸿章的美国秘书，专门传递秘密信息。莫理循总是急匆匆地乘火车去天津拜访毕德格。这也解释了他早期的一些独家新闻为什么那么迅速而准确。罗伯特·赫德爵士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毕德格不断喂给莫理循关于李鸿章和俄国人做交易的内幕消息，并称赞这位记者“从证据中提炼出真相的非凡技艺。”假如赫德知道了，他就能警告莫理循：毕德格并不是一个公正客观的消息来源，而是李鸿章的一位忠心耿耿的代理人，而李鸿章，则是一位天才卓著的媒体操纵者。李鸿章和毕德格屡次三番地喂给莫理循很好的消息，为的是赢得他的信任，帮助他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就能够巧妙地对他和他的报纸施加影响。李鸿章还有别的记者可供利用，他能够利用这些人直接撒谎或者耸动视听。但莫理循和《泰晤士报》则有专门的用途。
至于中国人的日常闲聊和他们的所思所想，莫理循干脆就依赖他的房东和男仆。他很少有机会在内部场合会晤满人或汉人。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完全依赖于毕德格（没准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和李鸿章却只会晤过一次。他见到庆亲王几乎是因为意外，当时，庆亲王将他的宅第误认作英国使馆。
莫理循所需要的，是一个可靠的材料来源，一位北京的助手。在最初的18个月里，他带着自己的难题坚持不懈地奋斗。他的工作是孤独的，而他的个人天性、他的急于要报道一切事情的迫切需要，则让他更加孤独。
接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所有在华的西方人中，他最终选择了25岁的巴克斯，把自己的信任交给了此人。巴克斯一下子就满足了莫理循的许多迫切需要：智力方面的友谊，机智风趣的翻译风格（口译和笔译），还有内线可以了解到满清朝廷最幽深的秘密。
他们初次相识是1899年初在赫德爵士的一次草地晚会上。这个叫巴克斯的年轻人，在牛津镀过金，有良好的汉语运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