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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标志。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要算是李鸿章总督，以及他的门生袁世凯将军。
已经76岁的李鸿章，是当今中国最有钱也最有权的政治首脑，他控制着铁路、电报、采矿、海运，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和为数不详的密探。许多王公大臣都曾接受过总督大人奉送的银子，从而使他们免于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因此，他们都心甘情愿在他面前俯首贴耳，任由驱驰。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一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因为这时候已经很热，李鸿章戴着一顶篾底纱面的帽子，颇似灯罩，一只孔雀翎被一根缅甸翡翠做的管子紧紧扣住。他的袍子外面罩着一件丝绸补褂，朝服的两侧各开着一个口子，这样以便于骑马，前后补子则依照他的官品而绣着白鹤，这是文一品的标志2。补褂的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环绕着他的脖子的是一串珠子，共计108粒，样子和佛珠差不多，下面挂着三串描画着“五行”的珊瑚珠。再下面，悬荡着一串由翡翠连成的、像棒棒糖样的垂饰。总督大人一边和赫德谈着话，一边用他的左手拨弄着这些小玩意儿。
袁世凯的穿着，大致与此相同，但他比李鸿章要矮些，也胖些，眉飞色舞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踌躇满志的猫，来到了一个满是老鼠的园子里。赫德总是警告他的西方同僚：总有一天，李鸿章或袁世凯（或者他们俩）可能会为攫取权力而发动一次政变。
风度优雅的外交官张荫桓3爵士的缺席，显得有些非同寻常。此人是第一个被大英帝国授予爵位的中国人，在派往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离哥伦比亚特区的杜邦环岛不远）期间，他竟然学会了使用刀叉。这位曾经颇受欢迎的好好先生（原文为法语）最近被流放到遥远的新疆去了，因为他参与了1898年那场失败的维新运动。诏书上说他“狡诈善变”。
赫德爵士说，来参加晚会的满清大臣，“眼睛里只有两样北京宝贝：总司大人和他古怪的乐队。”他喜爱音乐，组建了19世纪中国第一支铜管乐队，他强迫海关雇员和他们的太太参加进来，直到他们奋起反抗他专横的暴政。于是，他只好雇用中国人，教会他们演奏西洋乐器，包括短号、次中音号，和一支从英国进口的低音大号。在恩卡纳西奥（一位来自澳门的海关雇员）的指挥之下，这支乐队演奏得有板有眼。14位身穿制服的乐手，全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而且都另有一分全职工作：演奏长笛的是个剃头匠，演奏短号的是个鞋匠，演奏鼓的是个裁缝。每个礼拜他们都要演奏赫德爵士所喜爱的乐曲：《爱之夜》、《当光线暗淡的时候》、《箴言波尔卡》和《美国谷仓舞》，混合着热情奔放的乡村曲调，真是闻所未闻。这样的晚餐舞会，赫德每个礼拜组织一次，一直要持续到午夜。
赫德的府邸位于北京城的中央地带，在使馆区的边上，靠近紫禁城的红墙。它的北边是一座道观，西边是一处荒芜的花园和肃王府，东边是豫亲王的庄园，在整个使馆区内占去了半英里。
高墙之内这些旖旎迷人的花园和人工湖，使得北京城非常舒适宜人，这当然是对里面的那些人而言。而在外面，人类排泄物所发出的恶臭，时时提醒人们一个隐蔽而真实的中国。在紫禁城之外，一条敞开的排水沟从使馆区穿行而过，空气里夜以继日地弥漫着芳香，把它独特的气味奉献给使馆区的网球赛场、黄昏聚会和外交晚宴，点染着西方教堂的袅袅熏香，夜里，那些明察秋毫的蚊子们在这里构筑它们的乐园。在中国城市那些尘土飞扬、人马嘈杂的小巷里，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们蹲在路当中解手。在满地污秽足以淹没脚踝的街道上，游方术士、变戏法的和杂耍艺人为了和一大群麻风病乞丐竞争几个铜板而呼天抢地、吵吵嚷嚷。城门楼上垂挂着有气无力的旗子，几个病怏怏的兵士穿着脏兮兮的军服，在声嘶力竭地吆喝着，唾沫横飞，满嘴脏话，呼喝城下衣衫褴褛的人群，诅咒这蛆虫蝼蚁般的生灵。有机物所散发的气味，让你躲不胜躲，即便是赫德爵士优雅精致的英式茶园，这些气味也和那里的茶叶清香搅和在一起。
赫德爵士在中国呆了40年，如今60岁了，依然精神饱满。他头发稀疏，但依然乌黑；胡须修剪得整齐修洁；他总是穿着双排扣长礼服，系着领带；口袋里揣着一个金质烟盒，里面装着一种牌子叫“沙哈”的埃及香烟。从前，他只在早晚两餐之后抽一支方头雪茄，但自从1881年赫德夫人带着孩子们回英国之后，他就开始抽上了香烟，藉此排遣孤独。5英尺7英寸的身高，每一英寸都是一个“纤细小巧而又坚不可摧的独裁者”。
当家人不在的时候（如今已经整整18年了），赫德的娱乐亦堪称丰富，还常常有带着孩子来客在家中留宿；有人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曾看见赫德扮做盲人的样子，把山上凉亭里的女孩们逗得哈哈大笑。不过赫德并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在事业生涯的顶点上，他只向自己的日记倾诉满腹的辛酸：“我形单影只，没有一个朋友或知己。……孤独的痉挛噬咬着我的心。”
赫德是唯一一个很乐意每天和满清王公大臣打交道的西方人，这使他成了中国影响最大、闻见最广的洋人。1861年，他构建了一支主要由外国人充任的、诚实而高效的海关服务团队，在支撑大清政府的国家税收中，他们的贡献要占到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外官员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商量，他有能力谨慎地调停某些敏感问题。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大权在握，但他抵制住了每一次诱惑，谨慎细密，勤勉克己，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作为一名中国政府雇员所获得的信任，而不是担当英国或其他西方列强的代理。在这种艰难的骑墙境地中，他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赫德的客人中，有一位莫理循博士4，是伦敦《泰晤士报》派驻北京的记者，他首次出现在赫德的花园聚会上是1897年的春天。他是个英俊文雅的男人，略略有些斜肩，头很大，浅蓝色的眼睛，迷离恍惚的微笑。莫理循和每个人相处得都很融洽，自己却深藏不露。他是一位37岁的澳大利亚游侠，在维多利亚州的季隆5出生，也是在那儿受的教育，父母是苏格兰移民。他终生酷爱漫游，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基本品质，财富和名声的得来，靠的是远征探险，下探尼罗河，上溯伊洛瓦底江6，横穿印度库什。18岁那年，莫理循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123天走了2；000英里。23岁的时候，他又去新几内亚进行了一次探险，险些在长矛之下断送了卿卿性命；长矛的倒刺被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位医生取了出来，他本人也正是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作为医生，他先是来到了西班牙的一家铜矿的工人当中，随之而来的烦恼也在不断增加，后来他就去了摩洛哥的一个酋长国。他步行、骑马、划船，穿行中国大陆3；000英里，从上海一直到了仰光，1895年，莫理循出版了一本令人难忘的书，记述了此次旅行。这一切，引起了《泰晤士报》的关注，他们雇佣了他，并把他派到了中国。人们告诉他：“当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去找罗伯特·赫德爵士。”但这并不是件容易事，正像他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我在这里常常能见到很多人，但很少能遇上总司大人。据我所知，他十分谨慎，而且口风甚严。”
莫理循倒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之辈。作为全球最伟大的报纸派到北京的唯一一位全职常驻记者，他是一个没有使臣头衔的使臣。他竖起一只耳朵打听使馆的秘密，另一只耳朵则探听袁世凯将军的动静。他摆出一副骑士派头，做着竞选澳大利亚总理的美梦，虽说谎撒得机智圆巧，但在他的关于中国的文章里，却一点也不感觉到难为情。他深思熟虑而又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历史，改变了此后几乎100年的国际平衡。
作为一名在中国呆了20年的新闻记者，而且“北京莫理循”的名头也远近皆知，照说最起码总该精通汉语吧，然而莫理循并非如此。他总是听由那些说汉语的人摆布，这带来了不幸的后果。他从不能亲自核实一则消息，有时不免要陷入自我怀疑之中：“我犯下了大错，陈述是错误的，”1899年1月7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这让我痛心疾首。”但虚荣心救了他。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国邮政》，在经受了一轮狂吹滥捧之后，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它是凭藉我的知识学养所写成的，这才叫名望。”吹捧文章这样说：“感谢（莫理循），在被视为北京政治暗流的中国事务方面，全世界也没有哪一种出版物能比本书提供更多的信息。”也正是莫理循本人驱使政治家柯曾爵士7称赞他“料事如神”，对此，《泰晤士报》这样写道：“这或许一个新闻记者为自己的作品所赢得的最真诚的颂词”。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2节 后苑里的鲜花（2）
他的编辑所不知道的是：莫理循的大部分文章里，充斥着失真和扭曲，那是他的中文助手的贡献，而莫理循自己，则保留着一份事件的秘密记录，和他在报纸上的报道大不相同。作为新闻业首屈一指的中国观察员，莫理循对那些关于中国的谣言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些谣言至今流传、真假莫辨。
莫理循认识赫德爵士草坪晚会上的每一个人，并且（多亏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