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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尔的事件，我取名为《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最初我讲给伯努瓦·雅科听，他当时来特鲁维尔看望我。他想到拍一部片子，让我讲述这位二十岁的年轻飞行员之死。于是他拍成了。摄影师是卡罗琳·尚珀蒂埃·德·里布，录音师是米歇尔·维奥内。地点是我在巴黎的寓所。
片子拍完以后，我们就去到我在诺弗勒堡的别墅。我谈到写作，我试图谈论这个：写作。于是出了第二部片子，拍摄与制片仍是原班人马——国家视听学会的西尔维·布吕姆和克洛德·吉萨尔。
取名为《罗马》的这篇文字最初是一部片子：《罗马的对话》，它是应朋友焦瓦内拉·扎诺尼之邀而摄制的，由意大利广播电视台资助。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巴黎
第一部分写一些我尚未知的书
我在房屋里才独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内。花园里有鸟，有猫。有一次还有一只松鼠，一只白鼬。我在花园里并不孤单。但在房屋里却如此孤单，有时不知所措。现在我才知道在那里待了十年。独自一人。为了写书，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样。这是怎样发生的？该怎么说呢？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里我才独自一人。为了写作。但不像此前那样写作。为了写一些我尚未知的书，它们永远不由我或任何人决定。我在那里写了《劳儿之劫》和《副领事》。后来还有别的书。我明白我独自一人与写作相伴，独自一人，远离一切。大概长达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计算写作的时间或任何时间。我计算等待罗贝尔·昂泰尔姆和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时间。后来我再未计算过任何东西。
《劳儿之劫》和《副领事》是在上面我的卧室里写成的，房间里的蓝色衣橱可惜现在被年轻的泥瓦工毁了。那时我间或也在这里，在客厅的这张桌子上写作。
我保持着头几本书的那种孤独。我随身带着它。我的写作，我始终带着它，不论我去哪里。去巴黎，去特鲁维尔。或者去纽约。在特鲁维尔我决定劳拉·瓦莱里·施泰因将发疯。扬·安德烈亚·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鲁维尔出现在我眼前的，难以忘却。这是在一年以前。
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它失血，连作者也认不出它来。首先，永远别将作品向秘书口述，不论她多么灵巧，在这个阶段也永远别将它交给出版商审读。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不论光线强弱，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我已经被雷蒙·格诺认可。雷蒙·格诺的惟一评价是这句话：“别做其他事，写作吧。”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第一部分男人们忍受不了写书的女人
我的卧室不是一张床，不论是在这里，在巴黎，还是在特鲁维尔。它是一扇窗子，一张桌子，习惯用的黑墨水，品牌难寻的黑墨水，还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习惯。无论我去哪里，我在哪里，习惯不变，甚至在我不写作的地方，例如饭店客房，我的手提箱里一直放着威士忌以应付失眠或突然的绝望。在那个时期，我有情人。没有任何情人对我是少有的事。他们努力适应诺弗勒的孤独。它的魅力有时使他们也写书。我很少将我的书给情人看。女人不应将写的书给情人看。我当时写完一章就向他们藏起来。我真是这么做的，我不知道当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时，有什么别的做法或者在别处会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向情人隐瞒对丈夫的爱。我对丈夫的爱从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这个。
这座房子是孤独之所，但它前面有一条街，一个广场，一个很老的水塘和村里的学校。池塘结冰时，孩子们来溜冰，于是我无法工作。这些孩子，我随他们去。我监视他们。凡是有孩子的女人都监视这些孩子，他们像所有的儿童一样不听话，玩得发疯。而每次她们多么害怕，害怕至极。多深的爱。
你找不到孤独，你创造它。孤独是自生自长的。我创造了它。因为我决定应该在那里独自一人，独自一人来写书。事情就是这样。我独自待在这座房子里。我将自己关闭起来——当然我也害怕。后来我爱上了这房子。它成了写作之家。我的书出自这座房子。也出自这种光线，出自花园。出自水塘的这种反光。我用了二十年才写出刚才说的这些。
你可以从房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是的。你也可以来回走。此外还有花园。那里有千年古树和仍然幼小的树。有一些落叶松、苹果树，一株胡桃树、一些李子树、一株樱桃树。那株杏树已经枯死。在我的卧室前有《大西洋人》中的那株出奇的玫瑰。一棵柳树。还有郁李树，鸢尾。在音乐室的一扇窗下有株茶花，是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为我栽下的。
我首先为房子配备了家具，然后雇人粉刷。然后，也许在两年以后，我开始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完成《劳儿·瓦·施泰因》，在这里和在特鲁维尔海边写出了结尾。独自一人，不，我不是独自一人，当时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但我们彼此不说话。我在写作，所以必须避免谈论书籍。男人们忍受不了写书的女人。对男人来说这很残酷。这对大家都很困难。除了罗贝尔·A。
然而在特鲁维尔有海滩，大海，无边无际的天空，无边无际的沙地。这里就是孤独。在特鲁维尔我极目注视大海。特鲁维尔是我整个生命的孤独。我仍然拥有这种孤独，它在这里，在我周围，不会被攻破。有时我关上门，切断电话，切断我的声音，再无所求。
我可以说想说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写作又怎能不写作。
有时当我独自在这里，在诺弗勒，我认出一些物品，例如暖气片。我记得暖气片上曾经有一大块罩板，我曾常常坐在上面看汽车驶过。
第一部分两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当我独自在这里时，我不弹琴。我弹得不坏，但很少弹，我认为我独自在房子里，身边无人时不能弹琴。那是很难忍受的。因为那突然具有了一种意义，而在某些个人情况下只有写作才具有意义，既然我从事写作，我在实践。而钢琴却是仍然无法企及的遥远物体，对我而言永远是这样。我想如果我作为专业人员弹钢琴，我就不会写书。但我不敢肯定。也许这话不对。我想我无论如何会写书，即使同时弹琴。不堪卒读的书，但十分完整。它远离语言，就像未知的无对象的爱。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爱——两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孤独也意味着：或是死亡，或是书籍。但它首先意味着酒精。意味着威士忌。至今为止，我从来不曾，的确是从来不曾，除非是很遥远的过去……从来不曾写书时有头无尾。我写书时，书已经成了我的生存目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书。在哪里都是这样。春夏秋冬都是这样。这种热情，我是在这里，在伊夫林省的这座房子里体验到的。我终于有所房子可以躲起来写书。我想生活在这所房子里。在那里干什么呢？事情就这样开始的，像是一个玩笑。我心里想，也许我能写书。我已经开始写后来又放弃了，连书名也忘了。《副领事》不是。我从未放弃它，现在还常常想到它。我不再想《劳儿·瓦·施泰因》。谁都无法认识她， L．V．S．，你我都不。拉康对此说的话，我始终没有完全明白。拉康使我不知所措。他的这句话：“她肯定不知道她在写她写的东西。因为她会迷失方向。而这将是灾难。”这句话成了我的某种原则身份，某种女人所完全无缘的“说话权”。
身在洞里，在洞底，处于几乎绝对的孤独中而发现只有写作能救你。没有书的任何主题，没有书的任何思路，这就是一而再地面对书。无边的空白。可能的书。面对空无。面对的仿佛是一种生动而赤裸的写作，仿佛是有待克服的可怕又可怕的事。我相信写作中的人没有对书的思路，他两手空空，头脑空空，而对于写书这种冒险，他只知道枯燥而赤裸的文字，它没有前途，没有回响，十分遥远，只有它的基本的黄金规则：拼写，含义。
第二部分处处都是无声的呼喊
《副领事》这本书里处处都是无声的呼喊。我不喜欢这种表达法，但当我重读时我又发现了这个或类似的东西。的确，副领事每天都在呼喊……但从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他喊叫，正如人们每天祈祷一样。的确，他大声喊叫，在拉合尔的夜晚，他朝沙利玛的花园开枪，他要杀人。杀人，不管杀谁。他为杀人而杀人。既然不论是谁，那就是解体中的整个印度。当他在荒寂的加尔各答黑夜里独自一人时，他在官邸里喊叫。他发狂，聪明得发狂，这位副领事。他每夜都枪杀拉合尔。
我从未在别处与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员、天才的米歇尔·隆达尔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见到副领事。对我来说，我这位朋友仍然是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领事是我信赖的人。副领事的喊声，“惟一的政治”，也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堡录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这里。她，A．…M．S．，安娜…玛丽亚·加尔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