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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对弟弟说过我想说俄语，但弟弟知道我说了很多年俄语。他说，一种语言一定有它自己独有的魅力，不说，可惜了。
在认识弟弟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感动。我在昆明说，我感动。
爸爸让我回昆明，并没有说要我干什么。他来不及说清楚需要我做什么就死去了。我带着爸爸留给我的钱回来，最先想起做的事情就是开一家广告公司。我学的是美术，在“麒麟城”里我也学到了很好的管理经验，我想我能做起来。安娜姐对我说，你需要帮忙的时候要找我，你的性格经过磨练后你可以做得成和你爸爸一样的大生意。但你是一个人。记住你的安娜姐。我说好，我说安娜姐你也该回中国了。
安娜姐没有回中国，她去了波兰的华沙，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小的中国餐馆。
娜达莎说，你们中国人是伟大的，他们可以渗透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我说，你们也一样，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是优秀的。
我说，你们在比中国晚几年接触到开放，但你们确实掌握了机遇，比方你们敢闯荡在中国，闯荡到云南这样边远的地方，你们的渗透力并不比当年的中国人差。
人都是一样的。娜达莎说。
龙阁的客人中，外国人并不多，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兴趣也明显从文化转移到美女上。龙阁的俄罗斯歌舞团中美女如云，慕名而来的客人中有八成以上是要看看“金丝猫”的姿色的。娜达莎已经习惯了客人们的眼光，她有个十分恰当的认可，她说，同样在外面流浪，在中国是天堂，比在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俄罗斯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简直是幸福。
仰慕东方文化的俄罗斯人对一个原本根就在东方的人说东方，我觉得滑稽，还有点脸热。
姐，你会很快熟悉中国的，尤其是云南，这对你一点也不难。弟弟说。
预感中，弟弟会成为我第一个知心的人。
我想拥抱弟弟。但，我没伸出手臂。
昆都，龙阁。我基本往来于昆明的这两个地方。这是我来到昆明后能记得住的地方。我努力回忆我刚到俄罗斯的时候是怎么过的第一个春夏秋冬，那时我七岁，我应该懂事了，记得爸爸说我懂事了。
对了，那时候，我有爸爸，我有妈妈。
可现在，我也不孤单，我有弟弟。龙阁里我的弟弟和我说，姐，你现在有我啊。
弟弟的笑脸太阳光，我在国外没看到过这样的阳光笑脸。我想，我是沐浴在阳光里。
第二章 弟弟赌局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创业，我觉得是在进入一个赌局。
爸爸是开赌场起家的，只有几年就为我赚了上千万。这些钱如今变成了我唯一的资本，我在昆明也只有这些资本。我靠我的雄厚资金享受到了云南对外商的最优惠政策，政府官员们劝我去投资更大的生意，我说，我最好从最基本的生意开始做，这样的生意在昆明也并不是没有前途，昆明有全国著名的“风驰”广告公司，有业绩不凡的“光点”广告公司，我为什么不能也做好这一行？
我开始我的赌局。
弟弟说，姐，别怕，我陪你赌。
在波兰的安娜姐在电话里对我说，细艳，我支持你，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回去。
在圣比德堡休假的舒拉妈咪在电话里对我说，细艳，干什么事情都有风险，怕是没用的。
细艳，如果决定留在中国，那你物色一个男人结婚，那样你会轻松很多。舒拉妈咪说。
妈咪，如果我决定留在中国，物色一个男人是早晚的事，但物色早了，也许会影响我的事业。我说。
我说，妈咪，我现在有了弟弟。
在“赌局”刚刚成为我和弟弟的口头语的时候，弟弟被车撞倒。
弟弟在医院手术室门前拉住我的手说，姐，我一直在赌，我赌我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能生活，我赌我总有一天能见到姐姐，我赌我能坚持到大学毕业，我赌我一定能有圆满的爱情。可我，没想过我赌输掉，没赌我能死。
我突然哽咽起来，看着弟弟满是鲜血的脸，那鲜血遮挡了他脸上的阳光，我看不清楚他的笑容，擦了泪水我也看不清楚。
我也在赌，从小跟着爸爸妈妈赌异国的生活，后来跟着爸爸赌生意上的成功，再后来只身来到中国赌未来的生活，但我没赌我会失去我刚刚找到的弟弟。
没有人愿意在赌局中赌自己输掉。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鲜血，它竟然流在弟弟的脸上。
弟弟手术失败。
弟弟成了植物人。
昆都的办公楼里，午夜，我把自己留在黑暗中。广告公司的各项批件在傍晚全部拿到了手，我却没有心思继续下去。接下去的程序应该是正式招聘员工和制订公司的管理细则，电视台和报纸的广告都已经策划完毕，就等我发。
我该继续吗？弟弟的病耽误不得，他还在发烧，不停输液。我的公司刚刚“起搏”，也正在“输液”。
我把电话打到波兰，打到了安娜姐的家里，我忘记了时差，直到听到她睡眠被惊醒后沙哑的声音。
细艳，我回去帮你。
安娜姐赶到昆明至少要两天时间。这两天里，我几乎都在窗口站着。我等待在窗口中看到希望。昆明的街道上花草茂密，色彩多样，可我只注意来往的人。我看每个人的脸，看每个人的匆忙或者悠闲，看每个人步履的节奏。
2003年夏天，安娜姐来了，带来一个叫邱雨寒的人，我认识这个人。
我的公司名字叫“聆”。开业的那天我把弟弟接回家来，我为了弟弟在离昆都不远的地方买了一百平米的套房。
弟弟安详地睡在床上，那张床是我请工匠特制的。我询问了一名老中医并得到他的许可，把所有能舒筋活血的中药磨成细丝，制成一张张纸，用了一百层一米见方的厚厚的中药纸糊在一个结实的床架上。我不相信木版和棉絮，我也不懂中医中药，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应该用“创意”为弟弟做些什么，我想这样的纸床能给他帮助，能给我安慰。我盼望这张床能创出一个奇迹，我盼望弟弟能在这张床上睁开眼睛，继续他的满脸阳光。
一九九五年，我高烧，昏迷不醒，爸爸请了莫斯科最好的医生为我看病，却怎么也不能使我退烧，安娜姐和舒拉妈咪就含泪跪在地上为我祈祷，她们各自恳求各自的“上帝”，我在安睡中竟然退了烧。安娜姐说，人的头上是有灵的，你只要做到，那个灵就看得到。
我做。
第三章 爸爸横祸
上世纪九十年代，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有个罗老爷，他一直在“五一市场”卖气球。他的气球卖了很多年，也给中国人看相算命很多年了。罗老爷在摊位前拦住爸爸，叫我和舒拉妈咪四处溜达着，他和我爸爸嘀嘀咕咕了一通。罗老爷给人看相算命向来是免费的，但爸爸给了他二十美元。
“你可怜罗老爷吧？”我问爸爸。
“不是，罗老爷买卖不错，可不缺钱花呢。”爸爸说。
“那您硬要给人家钱？”我说。
“罗老爷说的准啦。他算出来好多我正在解决的事情了，叫我防备有个什么闪失嘛。”爸爸说。
“怎么会有闪失？”我问。
“谁不注意都会有个闪失的。”爸爸说。
舒拉妈咪听不懂我们对话中的“闪失”，悄声询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就是“生病”啦、“丢钱”啦、“受伤”啦什么的。她的表情紧张起来。
“麒麟城”在春节的时候要安排一次大奖，爸爸准备买辆小轿车作为奖品。车子订好的当天，安娜姐就去几家报馆排发了广告。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麒麟城”的生意就开始红火起来，大家原来担心的是很多中国人在春节要回中国过年，赌场的生意会淡下来，但广告发出去后，俄国人开始成倍地增加了。虽然俄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一掷千金，但俄国人“消费”和“消遣”的概念不同于中国人，所以二楼的酒吧常常晚间客满，安娜姐不得不又安排了五名服务生来酒吧帮忙。
二楼酒吧最靠边的座位上天天有客人了，我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个座位了。来等爸爸的时间里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做功课看电视，站起来伸懒腰的时候偶尔注意听听从走廊上传来的赌场的热闹声。嘈杂的厉害时，我会去把房门关上，回身走到窗前，透过窗户看唐朝大街的夜景。
爸爸在把春节的事情安排妥当后，几乎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和伊万有没完没了的话，时时刻刻在谈论“明天干什么”和“以后干什么”。安娜姐累得有点儿吃不消，她叫来昔日的同学每天晚上来帮忙照看场子，缓解自己绷得太紧的神经。
我想爸爸是迷信了罗老爷说的什么“闪失”了，在最忙的时候爸爸能坐在房间里不出来，这真的不是他的作风。
我不免也跟着紧张。对“闪失”，我还没有“概念”。
其实来“麒麟城”搅场子的一直有，他们搅得很规律，伊万出面就可以解决的。“麒麟城”所在的区域不算莫斯科的繁华街道，爸爸说警察局和地头蛇收的“保护费”不是太多。对于警察，爸爸把给钱和送礼叫做“法律”了，对于地头蛇，爸爸往往是多给一点点好处，而这些常来常往的小流氓们则会在场里场外按“义气”照应着。我时常能在赌场里遇到我不认识的俄国青年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回头问过安娜姐，安娜姐告诉我“他们是附近的哥们儿”。
传说中的莫斯科莫测和恐怖，每天都有人被杀，每天都会听到枪声。已经过了的童年里我没有验证过这些传说。我跟着爸爸没有恐惧，爸爸不曾给我恐惧，就在最寂寞的几年前，那时只有爸爸和我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