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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人，但现在怎么能承受住这一沉重打击，她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现在她的精神已经错乱，经常住在医院中。我相信有些西藏人或同情西藏的人不会认同中国人与西藏人都是专制暴政的受害者的观点。他们会说，中国人怎么对待自己，在中国人自己的事，你们尽可以自己迫害自己，为什么要扯上西藏人？西藏人和你们中国人本无关系，不能因为你们受了苦，你们施加给西藏的苦也就可以一笔勾销了。我不能说这种看法没有道义上的力量，但是事实上西藏和中国是没有办法分得那样清楚的。自己迫害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概念。如果说中国人曾经集体发作过革命高烧，进行过疯狂的自我毁灭，西藏人也不是完全置之度外的。在对西藏传统文化进行扫荡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西藏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谈到这一点，今天被视为西藏灾难的，并非都是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包括文化革命中砸寺庙和逼迫僧人还俗，藏人“红卫兵”和农牧民是主要的力量。在我采访西藏文革情况时，藏人谈到文革期间的恐怖气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积极分子”的监视、密告和整人。当时“积极分子”数量很多，无孔不入，而且非常活跃。那些“积极分子”是什么人呢？他们恰恰都是藏人。当我问道为什么西藏宗教能被禁绝得那么彻底，如果绝大多数藏人都向往宗教的话，难道不是可以私下里进行宗教活动吗？在广阔的农村和牧场，在黑夜和黎明，汉人的眼睛是根本看不到的，他们的手也伸不了那么长。回答我的藏人说：“那怎么能行，家家都有年轻人，都是红卫兵，他们看着呢，搞不成。”那些监视着他们父辈的年轻红卫兵是什么人呢？他们不是汉人。一个藏人回答我的“为什么藏人会砸寺庙”的问题时激愤地说：“不砸还不被整成反革命！”且不说当时藏人砸寺庙是否都是出于被迫，即使承认这一点，那些整人的人又是什么人呢？不错，有汉人，但是也有很多（甚至在数量上更多）是藏人。我说这些的目的不是为推脱汉人的责任而恶意地揭过去的疮疤。藏人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目前被压在一种默契的沉默之下，那无疑会令人尴尬，令中共尴尬，令达赖尴尬，令无数经过那时代的藏人尴尬，也令那些藏人的后代尴尬，然而那却是历史，需要直面。更重要的是那里包藏着一个“为什么？”。弄明白那个“为什么？”事关重大，比故意回避或强制遗忘更有益于西藏的未来。对那个“为什么？”的进一步讨论是后话，这里主要想强调藏人遭受的灾难不应该记帐于全体汉人。汉人和藏人在同一个专制制度笼罩下，两族人民的遭遇、经历、感情状态、被蛊惑的疯狂以及惨痛结局基本相同，彼此间并没有鸿沟，这应该成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如果抹杀这个事实，非要以渲染民族压迫把两族人民推到相互为敌的状态，那只能为将来制造更多的仇恨和痛苦，而西藏问题的解决，也将因此更无出路。藏人白玛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和研究员，讲一口纯正的汉语，英语也很流利。他曾被邀请到意大利和美国去讲学，现在正在联系到美国去读博士。白玛出生在黄河边的拉嘉乡，在他该上学的年龄正值文化大革命，因为他出身不好，没有被批准上学，每天只能为生产队去放羊。拉嘉乡附近有一个劳改农场，关着中国各地送来的劳改犯。其中一个上海老教授，每天为劳改农场放牛。七岁的白玛和上海教授成了朋友。他们每天在草原上相见。牛羊吃草的时候，教授就教白玛读书识字。牛跑远了，腿快善跑的白玛就帮助教授赶回来。白玛的奶奶知道有人教白玛读书，非常感激，不时让白玛带些酸奶、酥油一类食品，使教授在苛刻的劳改营伙食之外得到一些补充。就这样冬去春来，白玛跟教授学了四年。直到邓小平上台，中共不再死守阶级教条，白玛在十一岁时终于上了学。令学校吃惊的是，从未上过学的白玛，汉话说得比所有藏族教师都好，其他学科的成绩也都远远超过别的同学。从此白玛在学业上一帆风顺，进重点中学，考大学，读研究生，当大学教师……在听白玛给我讲他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草原上相依而坐的图画，那形象让我感动。他们都是落难之人，他们相互有恩，他们难道该是、会是、能是敌人吗？白玛至今再没见过那位教授。
Ⅲ宗教之战
站在传统西藏一边的人把中共视为彻底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出于消灭一切宗教的目的，因此而不遗余力地对西藏宗教进行摧毁。那只是按照中共的口头理论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中共摧毁其他宗教，虽然举的是反宗教的旗帜，却恰恰是为了让它自己的新宗教一统天下。从宗教的要素看，中共的意识形态至上（信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天堂）、对导师和领袖（上帝）无条件服从和崇拜、政治学习和洗脑（讲经布道）、主张改造世界观（觉悟）、鼓励反省和自我批评（忏悔），严格的纪律（戒条）和残酷的惩罚（宗教裁判），强调奉献与甘愿吃苦（苦行）……全都能一一对应地找到相应位置。也许真正的宗教家会对这种对应嗤之以鼻，表面形式的相似顶多是邪教所为。的确，共产主义宗教远比不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博大精深，然而却不能否认，作为一种简易明了的宗教，它在迅速征服和动员底层群众方面，有着特殊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宗教机制，中共自身曾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并且蛊惑和操纵亿万中国人着魔般地跟随它，疯狂而欣喜地进行集体自我残害。也正是以这种宗教机制，中共曾经一度成功地取代了西藏人心中神的位置，使许多藏人跟其他中国人一样被其催眠，投入到自我摧毁的狂热之中。中共在西藏，首先进行的是一场宗教之战。
第七章 无人进藏
不过，中共在西藏的宗教之战，至少在最初阶段，目标还不是针对西藏宗教与藏民族，而是为了解决中国人自身经营西藏的一个历史性难题──无人进藏。中国之所以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控制西藏，我认为“无人进藏”是最重要的原因。某种意义上，西藏可以比做一个随时可摘的果子，几百年来就垂在中国手边，何时中国能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西藏何时就会成为中国的囊中之物。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逻辑。为了证实这个逻辑，首先需要对无人进藏的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讨论。
1、生活在天上
多次进藏，我始终存在这样的惊讶——如此广袤的一片土地，民族为何能保持得如此单一，文化形态又为何能如此纯粹？世界大多数地域，尤其在不设防的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大都是五方杂处。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一处像西藏那样，在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完全是单一的民族 。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现在几乎已经看不见民族服装，除了个别老人身上还留着一点残余，或是为了招徕旅游搞一点表演，大部分人都已经跟中国内地的穿戴一样。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电视、洗衣机、摩托车到最小的家庭用具，从流行时尚到娱乐方式，与中国内地已经很难找到区分，连年轻人唱的歌曲和崇拜的明星都一样，使带着猎奇心理去那些地区的旅游者常感到极大失望。但是在西藏，只要离开有数的几座城市，就会进入一个完全不相同的世界，从服装、用具，到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都保持着传统，与“现代”世界相距遥远。为什么面对世界性的西化趋势，藏民族独独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是出于自觉的意识吗？显然不是，照理说民族精英最有坚守民族文化的意识，但是在藏民族精英最集中的拉萨，“汉化”（说“西化”更准确）程度却最高。西藏的传统是保留在城市之外的牧区和农村，这说明其中有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什么是那必然性呢？这也就和西藏土地上的民族构成为何如此单一合成了一个问题。西藏肯定具有一种限制因素，只有藏民族和传统的藏文明才能适应那限制，因而才能在西藏的土地之上获得生存和发展。对此我想了不少年，末了还是回到最简单的起点——西藏的高度。到过西藏的人最先知道的都是西藏高，但是往往只把高当成一种孤立的地理条件，并不将其当做藏民族和藏文明的决定因素。看上去，一个“高”似乎缺乏学术气息，我却认为它可以作为钥匙，解开一些以学术解不开的问题。我有一块日本制造的旅行手表，是一位朋友送的，那表可以测量海拔高度，因此朋友认为会对常去西藏的我有帮助。可我虽然戴着那表数去西藏，却只是看看时间而已。日本国土上的最高点是海拔3776米的富士山，手表显示的最高海拔是4000米，对制造手表的日本（包括对世界大多数地区）已经是绰绰有余。然而在西藏，富士山的峰顶却埋在绝大部分的沟底或河谷里。拉萨是西藏最适宜人生活的低海拔地区，仅仅比富士山峰顶低100多米，等于拉萨市民全体生活在日本人高山仰止的富士山顶。所以那块测高手表在西藏几乎永远给我显示“FULL”，只有在个别下山途中才会偶然苏醒，跳出标志海报高度的数字。那时我一般就会想：“噢，快到富士山顶了。”大多数人都有过上山的经历，即使站在三、四千米高的山头（如四川峨眉山），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但是孤立的山头和几万里的高原是完全不同的，在高处站一会儿和世世代代在上面生活更不一样。如果你住在房屋里，却有另一个人吃饭睡觉都在屋脊上，你们之间一定有很大不同。西藏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何止是“屋脊”。在世界最高的大湖——海拔4718米的藏北纳木错岸边看日出的时候，我曾想起一位家在上海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