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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版发行的汉藏文对照《毛主席语录》共五十万册（1967年6月25日）；
到目前为止，全区已办学习班一万多期，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参加了学习班（1968年9月3日）
毛主席赠送的礼品──芒果展览馆开幕（1968年11月5日）；
从1966年到1968年的三年中，西藏全区共发行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著作七百三十四万四千册，超过了1953年到1965年发行总数的十六倍。
仅从这很少几条，已经不难看出中共对西藏的“文化清洗”。发行到西藏的毛著作，达到当时全西藏每人平均四册以上；而经过学习班“洗脑”的人竟已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算老人和孩子即超过一半）；藏人从未见过的热带水果，只因为与毛泽东有点关系，就盖起专门的展馆当作圣物供奉；还有两万多人在拉萨齐唱毛语录歌……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一切都是耸人听闻的。不过中共对西藏文明最大的摧毁是在“灭教”。西藏素称“佛国”，藏传佛教是西藏传统社会的基础，藏民族的民族文化几乎全部生长其上，并且寄托着绝大多数西藏人的人生根本。五十年代的西藏暴动，由于寺庙往往成为武装藏人的据点，还有许多僧人充当暴动领导者，中共在进行“平叛”的同时，就开始对西藏寺庙进行打击。大量僧人被抓，许多寺庙被炮火夷为平地，个别久攻不下的寺庙甚至遭到飞机轰炸。当时在西藏总共2676座寺庙中，多达1436座参加了“叛乱” ，这样的事实，加上其在藏人中间的号召力和遍布西藏的组织网络，使中共把西藏宗教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主要敌手和最大威胁。毛泽东在“拉萨事件”后提出“喇嘛要回家” ，就是中共有计划地全面摧毁西藏宗教的开始。班禅在《七万言书》中描写了当时是如何让喇嘛回家的：
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抓的很紧，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份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另一方面，问喇嘛们还不还俗，如果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就说“你还没有受到教育，没有破除迷信”而给予粗暴的斗争，甚至被管制或关押者为数也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是铁打的人，就无法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从而使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请求还俗而回到家中……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是，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在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亲）……
让喇嘛和尼姑配对成亲，也是在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毛在各种场合多次说过喇嘛不结婚是西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他的下属就以这种“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他们领袖提出的问题。当时中共的内定政策是，一个县只保留一座寺庙供老百姓从事宗教活动。西藏过去约有僧尼十一万多人。“拉萨事件”后逃亡国外的大约有一万人。剩余的十万人最终只有七千人被允许留在寺庙。而西藏原有的两千六百多座寺庙，批准保留的只有七十多座 。按这个比例，97％的寺庙被毁弃，93％的僧众遭驱赶。中共中央当时还指示西藏工委，允许保留的寺庙要由政府供养，其目的是在于割断寺庙与藏人百姓之间的经济联系 ，从而堵塞寺庙积聚财富的传统渠道，将其生存命脉完全捏在中共手里。虽然后来也曾有过个别放宽政策的时期，但总体来讲，西藏宗教是在高压下日趋萎缩。随着文化革命的风暴刮起，西藏残存的寺庙也遭毁灭，僧尼全部被驱逐，宗教活动前面遭禁止，而且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动向予以打击，西藏宗教受到彻底禁绝。同时，藏人被要求把“伟大领袖”毛泽东奉为新的神明，每天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苦读”毛主席著作；每天向毛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铺天盖地的毛泽东像取代了被销毁的佛像……那时中共在西藏几乎是为所欲为，一时看上去，似乎它真地已经消灭了西藏宗教。然而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宗教渗透在每一个藏人的灵魂和血液中，即使暂时被压制，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压得越狠，爆发也就越烈。西藏问题之所以成为今天如此困扰中共的麻烦，那时留下的怨恨是主要原因之一。班禅喇嘛当时这样描述藏人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禁教后的失落：
我们藏族信仰佛教约有一千三百年，并因宗教文化十分发达，宗教对藏人的观点、看法和认识影响很深。所以对待一切客观事物的好坏，都是以宗教的观点、看法和认识为转移的。同时不论个人或家庭、或村庄、或部落、或地区、或全区若发生了任何甘苦好坏大小之事，都离不开宗教活动的。但是民改后僧俗人民宗教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趋於消灭、中断，而严重至极的情况：要把房顶的经旗拔掉；身上不便佩戴护身符和“金刚结”；家里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也要藏起来；不敢公开念经积善：不敢烧柏香敬菩萨；对圣地和有名的佛像、佛塔等的朝拜供养，转经和供养“善僧”，布施穷人等积德行善之事都不便于或无法进行，形成病不念经，亡不超渡等。比如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後若不进行超渡，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期人们说：“我们死得太迟了，如果死的早一点，还能得到祈祷超渡，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仅仅从这悲惨之叹息中，就可知道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况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当班禅在藏区巡视时，见到他的男女老幼藏人围着他流泪，一些大胆的人难以自禁地向他哀号：“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这种哀号之声将永远在历史长空中回荡不止。
5、专制迫害不分民族
经过了那么多痛苦的藏人对汉人抱有仇恨，从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种仇恨中，十二亿中国人成了一个抽象的整体，没有区分，一概要对西藏的痛苦负责。“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非常痛恨中国人。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的。……如果我们杀了中国人，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因为没有一个在西藏的中国人是无辜的。……所有对抗中国人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藏人用“珍宝”尊称最有学问和功德的高僧。日布特活佛就是这样的“珍宝”。当他被问及是遵照菩萨的教诲以慈悲为怀，还是充满着对中国人的仇恨？他的回答是：
我当然恨他们。苟延残喘度过这么一段艰苦的岁月，我怎么可能不怨恨他们呢？慈悲和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摧毁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他们躲不过我们对他们的恨意的。对他们，这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我心中的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连达赖喇嘛在谈及有关中共对藏人暴行的报道时，都有过这样的表达：他“很想用这样的报道来论断全体中国人”。虽然他及时地意识到“这么做是错误的” ，但是普通藏人之中有他这等悟性的显然是数量有限。对汉民族不加区分一概仇视几乎是流亡藏人一致的感情。这就像不少中国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普遍反感日本人一样。做为被仇恨的对象，中国人应该体会藏人的这种感情。但是从有利于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角度，仅仅停留在感情层次还是不够的。一位支持西藏独立的中国人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位年轻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人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
在从东方式关系向近代主权体系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以占领的方式控制西藏，中国人视其为符合历史逻辑的主权确立，西藏人视其为侵略，这一点的是非黑白，至少目前还在争论之中，支持西藏观点的法律依据和判决目前并不充分，不像当年日本侵略中国那样一目了然。在这种背景下，要求中国人普遍支持西藏独立，显然期望过高。而因为中国人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认定仇恨所有中国人有理，则是轻率的。在一个奉主权为上帝的当今世界上，要求十多亿中国人都成为无主权意识的自由主义者，并为自由主义的原则而欣然同意四分之一领土分离，至少目前还为时尚早。或者说，当问题已经到了需要责备十二亿人的时候，首先要责备的肯定应该是当前的整个人类社会与世界体系。写上述文章的那位中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这种自省有净化自我的意义，但是对解释现实问题则过于笼统。中共压迫给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带来的痛苦已是世人皆知，那压迫既有属于争夺主权的国家行为，也有出发于意识形态的专制暴政。而那二者都不能归于民族压迫的范畴。一方面，一个国家的人民（即使是主体民族的人民）不能为其非民选的专制政府负责，更不能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负责；另一方面，汉民族的广大人民也没有从中共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中得到任何好处。民族压迫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作为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中共事实上经常给予少数民族一些优于汉人的特殊待遇。中国多年实行的对少数民族在升学、提干、生育等各方面的优惠，至今仍能吸引那些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少数民族血缘的人，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报成少数民族而非汉族。汉族的普通百姓，社会地位丝毫不高于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