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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营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漓，逃离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藏人的武器不如拉萨汉军，一时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拉萨所有汉人──包括商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龟缩到军营中。藏人将他们严密围困，断绝其给养来源。当汉军知道不战再无生还希望时，才开始“死力抗拒”，连汉人百姓也加入了战斗。从以后生还者的描述中，通篇可见当时被困惨状和盼望救兵的心情──“迨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狗马已食尽，飞乌无至者，终日四望远山，惟盼援兵，终不果来”；“不出战时，惟四望救兵，极目浩叹，并指山凹雪化处之黑影为救兵，夜间流星指为川军之号灯，群相告语，盖生机已将绝矣” 。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内地派军增援──这是北京对拉萨的根本威慑所在。然而正值国内分裂，群雄并起，各方心思全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余力去管远在天边的西藏。当时身在印度的驻藏参赞陆兴祺“迭电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 。后来西藏的反叛扩展到康区，由于赵尔丰被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互不相救，使大部分地区失守。四川和云南的军阀从保护势力范围的目的出发，终于出军。滇军从滇西北进藏，四川都督尹昌衡则亲自率军西征。两路皆战事顺利，连战连捷，康区不久解危。川、滇两省军阀随之产生控制西藏的野心，打起保卫主权、解救拉萨守军之名，向北京要饷，准备进军西藏。在后人所编一本名为《民元藏事电稿》的集子中，共收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到十二月中北京政府与地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来往电报239封，其中有65封是四川与云南争夺经营西藏之权利、以及北京政府进行调解的内容，占到四分之一以上 。从这个比例中，足以见出那些当事者把心思用在什么地方 。不过不管军阀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对中国来讲，由内地军阀控制西藏怎么也比让西藏自立有利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当时的战况表明，即使国乱当头，但靠内地一省之兵，西藏也难以抵抗，并不需要中国以举国之力。然而当27岁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平定康区、解了昌都之围后，准备长驱直入进军拉萨时，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连续急电所阻止。后人论定此举为袁世凯之卖国行为。当时民国新立，中国分裂为大小军阀的领地，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都极为虚弱，甚至有名无实。为了获得号令地方的合法性，获得列强承认是当务之急。当时英国是西方领袖，世界最强国，而英国则以不承认袁世凯政府为威胁，不许中国进军西藏。这对袁政府的确是致命的威胁。政客在这种选择面前，谁会把日常挂在嘴上的“民族大义”真正作为出发点呢？川、滇军阀之所以在进军西藏的问题上受北京制约，不能完全自行其是，一方面是因为需要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需要军饷。进军西藏花费巨大，地方财政难以负担，有北京的批准，就成了为国家办事，国家当然应该负担一切费用。拿国家的钱，扩大自己的军队，占领新的地盘，这对军阀是名利双收的交易。北京先是同意四川西征，随后又严檄禁止，这对已经动员起很大力量的四川无疑是个打击。不过在四川与北京的字面交涉中，是看不到名利而只有国家的。当时的四川护都胡景伊给袁世凯的电报这样写：
……川边既靖，锐胜之师，不克占领要隘，扬威徼外，中道屯阻，战士咨嗟，远域早寒，凌霜沾雪，不令作战，尤足摧伤士气。尹都督捷音迭奏，破竹成功，不惟前敌健卒，勇气百倍，人人具撼山摇岳之概，内地将士，亦莫不奋兴鼓舞，秣马厉兵，请效后劲。景伊虽蹇劣，并拟躬率精锐，资其臂助，洗马拉萨之滨，勒铭雪岭以外，定使藩服如旧。金瓯不缺，藏人绥辑，五族一家，匪惟蜀疆之福，实民国之庆。徒以条约牵掣，易客为主……直足令贾生痛哭，韩子腐心。固知大总统垂顾边圉，必有深略远谋，但雌伏久甘，祸即未已，主权悉失，尤引为奇耻大辱……
国务院的回电则重申禁止进藏：
……惟现在时局孔棘，财政困难，正如病夫，元气已伤，百孔千疮，尚须调摄，岂可竟忘远虑，轻启衅端。望遵迭次前电，勿得进入藏境，致滋渔利……
困守拉萨的中国驻军终未盼到援军，弹尽粮绝，最后组织敢死队，以突袭方式擒获了达赖家眷为质，双方才在尼泊尔的调停下谈和。汉人交出一切武器弹药，被驱赶出藏，从印度取道回内地。收缴武器时，连身带小刀、牙签均被没收；出藏途中西藏当局传谕百姓不卖汉人食物；英国官员则率队押解出藏汉人，“居然似地主送客之意” 。回国后，统帅钟颖在北京被处死，内中情由复杂，这里不表。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历尽了多年挫折和绝望之后，终于实现了彻底摆脱中国人的目标。他明智地认识到，“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于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于别的原因” 。然而多数藏人则把中国革命解释为报应──“中国军队侵占拉萨一年半以后，中国就爆发了革命，清朝皇帝就被推翻，为什么？因为它虐待宗教领袖达赖喇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又一次占领了拉萨乃至全西藏，并且以空前的程度虐待了达赖喇嘛及整个西藏民族，这次的报应却来得不像上次那样及时，至今还没有看到端倪。但是可以相信，盼望独立的西藏人正在昼思夜想地等待出现相同的报应──中国再一次发生分裂和动乱，那将是西藏再次实现独立的可能所在，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可能。那种期待并非完全是幻想。
5、民国对西藏的口头主权
自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维持38年的中华民国几乎自始至终陷在难以自拔的内忧外患中。先是延续多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刚刚奠定统一格局，日本侵略又使其投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等到日本投降，在抗日战争中坐大的中共立刻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战争。民国政府常常是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对偏远的西藏更是难以分出多少精力。这种状况使西藏获得了一个宽松空间，从而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得以维持完全独立。以往西藏虽然可以通过“架空”方式得到实质上的独立，但是身边有颐指气使的驻藏大臣，境内有耀武扬威的清军，总是不免处处掣肘。那四十年的独立却是彻底的，顶多与民国政府来点虚与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那一段历史至今仍被很多人视为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根据。不仅如此，中国的内乱还使西藏能够以武力收复昌都、德格等康区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把边界大大地向东推进。固然十三世达赖喇嘛实行的新政及藏军从英国得到新式武器都是其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不过最大原因还是应该归于中国内地的动荡。当年指挥川军西征所向披靡的尹昌衡在权力斗争中被袁世凯关进监狱，新起的四川军阀则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连省会成都都成了他们的巷战战场。藏军围困昌都时，守将彭日升屡屡求援，民国政府任命的川边镇守使却因为与彭素有矛盾，坐视不救，致使昌都陷落，彭日升被藏军俘虏，最终客死西藏。随后英国人又从外交上介入，迫使民国承认了藏军胜利后的汉藏边界。民国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国最弱而西藏最强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历经民族灾难的考验和流亡的磨练，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他在驱赶汉人获得独立后，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对藏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和改编；引进英国、日本和俄国的训练方法；聘请外国教官；派藏族军官进英式军官学校学习；进口新式武器；发展西藏的兵器工业；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学生；他还建立银行，发展矿业、邮政，促进贸易等。西藏社会在张荫棠、联豫推行新政的基础上， 进一步得到现代化的启蒙。西藏取得的成绩致使英国最终“担心西藏相对于中国来说太强大，并可能导致西藏的扩张侵略和独立”，从而拒绝向西藏继续出售武器。如果英国人真有这种担心，那是过于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