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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敝腥巍『稳说南ⅰＨ欢飧鲂⌒〉牟迩唇�38年前的一段历史和现实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那 些被韩叙保存下来的纸币不仅记录了他和十几位美国人之间的友谊，而且成为一种真实的历 史见证，它使人想起了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段能够令人产生愉快回忆的交往 ，而在这段交往中，韩叙刚好是以友好者的姿态出现的。果然，许多美国人都注意到了他的 这样一段经历，并且因此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他们认为，韩叙的一生都和中美关系紧密 相连，他是在他那个时代为中美友谊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士之一。而作为 他和中美关系的这种不解之缘的起点的，恰恰是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参与美国和中国共 产党首次合作的经历——这段经历在美国人看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段能够使人产生愉快回忆的历史却是以一种并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结束 的。美方在看上去不遗余力地扮演国共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的同时，却又自相矛盾地将价值 大约5亿美元的所谓军用剩余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给国民党政府。这种对其中一方的实质上 的偏袒和支持，最终使一切调处工作都变得徒劳无益。当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军 事力量发动一场全面内战时，马歇尔的调停也就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1946年8月，这位 沮丧的五星上将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公开宣布调处失败。五个月 后，马歇尔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握别了那位使他陷于败局的中国的大独裁者，情绪低沉地匆匆 登上了一架已经开始发动的飞机，而留在他身后的则是一块烽烟迭起、兵车遍地的巨大的战 场。然而令美国政府多少感到宽慰的是，历时八个月的调处至少使蒋介石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去部署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它显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人赢得的则是更重要的东西——人 心。而与军事调处失败同时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正式联系的大门也从 此被关闭了25年之久。
尽管从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的那个时候起，军事调处执行部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但它直 到1947年的2月份才完全停止工作。然而停战小组的工作结束的则要早得多，在马歇尔和司 徒雷登的联合声明发表后的第二个月，韩叙便重新回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处。大约半 年之后，他被调往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学院担任英文教员。不过这段教学生涯似乎只是韩叙 早年经历中的又一个极其短暂的小插曲，它只持续了三个多月便结束了，他被重新调往外事 部门，并且终其一生都未曾离开过。
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往往是深重而持久的，尤其是一场延续了六年之久、并且波及全世界 4/5人口的战争。为了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赈灾救济工作，刚刚组建起来的联合国便成 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旨在“使因联合国武力克复或敌人退却而 获得解放地区的人民立即获得衣、食、住的资助，防止瘟疫与恢复健康，筹备安置无家可归 的难民及战俘，协助复兴紧迫需要的工农生产”。用于善后救济的经费，来自联合国中那些 未曾遭受战争蹂躏的会员国的捐赠，其总额大约在20亿美元左右，而这笔款项的1/4将被用 来援助中国。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3）
为了执行对中国的援助计划，联合国救济总署特别设立了中国分署，它由数百名来自几 十个国家的各类专家组成。与此同时，蒋介石政府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行政院 善后救济总署。但它显然无权决定对解放区的援助问题，而后者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破坏及损 失程度使它有理由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援助，于是，延安在原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的 基础上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它的英文名称的缩写（CLARA ）“珂莱拉”听上去就像是一位妙龄少女的芳名，不过人们似乎更愿意称它为“解总”。它 由包括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等15人在内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解总”的办事 机构最初设在延安的杨家岭，但它很快就在上海、天津和石家庄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设立了 派出机构。
1946年上半年，当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由重庆迁往上海之后，“ 解总”的主要工作也逐渐从杨家岭总部转移到上海办事处。这个由“解总”秘书长伍云甫担 任负责人的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就救济物资的分 配及发放问题进行谈判，不难想像，这场谈判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关于救济物资的分配比例是当时谈判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分配原则，它 所提供的救济物资必须依照被救济地区人民的相对需要公平分配，而不得因为任何理由对任 何人有所歧视，尤其是不得有政治信仰方面的歧视。如果这项原则真的被遵守了的话，解放 区就将获得救济总额的3/5，但实际上这个比例只有区区2％。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 立场与他们在调处问题上的立场如出一辙，他们只知道把大量的救济物资交给蒋介石政府， 但却根本不在乎后者将那些物资用于发动内战。
黄河归固复堤的问题是谈判的另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的是从救济物资当中提供复堤所需的 工程款项、重要物资以及对必须迁徙的居民发放迁移和安置费等一系列事项。蒋介石政府企 图将此事变成一个分割乃至消灭解放区的阴谋，他们不仅不履行已经签署的有关付款协议， 甚至还对工程所涉及的区域屡屡发动军事进攻。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上述行为同样采取了纵 容态度，这显然助长了后者的气焰，并且使中国更快地滑向了内战的深渊。
韩叙是在“解总”成立两年后被调往它的天津代表处担任英文秘书的。和“解总”驻上 海办事处相比，天津代表处要小得多，事实上，它的常驻工作人员通常只有代表和秘书两个 人。不过这个代表处的工作也相对单纯一些，它主要负责救济物资在解放区范围内的分配、 运输、发散以及与黄河归固复堤工程有关的具体事宜，此外，它还负责接待进出解放区的外 籍人员和国际友人。
后来被人们称作新中国外交界元老之一的王荫圃是这个代表处的负责人。他从事涉外工 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他当时是两位著名的自愿援华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 柯棣华大夫的翻译。军事调处期间，他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翻译科长。他的 外表常常会使人误以为他是一位陕北农民，但实际上他却精明干练，并且非常善于结交各种 朋友。碰巧的是，王荫圃和韩叙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当然，他对自己手下的这个年轻人的才 干相当赞赏。作为他的主要助手，韩叙后来有机会参与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工作，其中 包括组建第一个官方外交机构——北平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
人们在位于英租界内的利顺德大饭店里可以找到“解总”驻天津代表处的办公地点，它 的门牌号码是111。这家饭店建于1863年，它的历史几乎和天津开埠的历史一样长。一位 英国传教士为了给越来越多的来华外国人提供一个住处而建造了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都是天津最为豪华的饭店。选择这里做办公地点，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同上层人物打交道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有关人员的身份。韩叙开始穿上挺括的西装出入其间，他的公开身 份是国际红十字会救济署的派驻人员，而在那些不知情的人们看来，他更像是一位年轻的 商人。《利顺德大饭店与近代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08页。
111号房间的来往信件和电报似乎比其他房间要多得多，这一点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特 务的注意，但是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否则他们只能待在饭店外边盯梢。当然，每天 进出这个房间的客人也让他们感到眼花缭乱，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外籍人士。不过这对韩叙来 说却成了一个结交朋友的好机会，事实上，他和他们当中的一些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 友人的确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的格兰特先 生，他当时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军调部之间的联络官员。
然而这段独特的经历只延续到了这一年年底，由于内战的全面爆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 署在1947年11月中旬不得不宣布停止在华的一切救济工作，与此同时，“解总”也不得不陆 续撤销了它设在国统区的所有公开代表机构。
天津代表处是直到最后时刻才撤离国统区的，而当时的情形显然已经相当危险了。由于 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对准备撤离的“解总”工作人员实行检查，代表处不得不向有关方面提出 了严正抗议。“如果一定要进行检查的话，我们将拒绝撤离。”代表处的人员这样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这无疑是美国人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了，因为倘若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不能安全 撤回解放区的话，那些当时还留在解放区的美国人就有可能变成人质。于是，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开始向蒋介石施压，直到后者电令天津当局放弃了对“解总”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的 打算。不过盯梢的特务仍然在饭店门前不停地走动，为了防止他们跟踪，天津地下党派人装 扮成了国民党天津稽查处的特工，将韩叙等人“押解”出城。离开饭店时，韩叙鼓励饭店的 职工们不要放弃斗争，他说：“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利顺德 大饭店与近代天津》，第108页。
尽管内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