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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的一段路程是此行当中最为危险的路段了，大家将要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过敌人设置在 满城县城附近的一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实际上是一条宽和深各约七八米的深沟，它是当时 绵延在整个冀中平原上的长约400多公里的沟壑的一部分。日本人在一些重要的道口安装了 吊桥，这些吊桥只在白天被放下来让行人通过，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经过搜身检查，而当夜 幕降临之后，任何人都不准在沟壑之间穿行了。为了防止有人在夜间越沟，日本人在沟壑的 两旁修筑了炮楼，炮楼之间的距离大约在一公里左右，它们可以把整条封锁线都置于自己的 火力射程之内，这是日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对冀中平原进行了“五一大扫荡”之后 推行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通往晋察冀边区的秘密通道开通初期，经由交通站安排进入解放区的人们都是在八路 军或地方武装区小队的火力支援下强行穿越封锁线的。但为了确保像董鲁安教授这样的重要 的党外知名人士的安全，满城交通站做了特殊安排，即由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驻扎在满城地区 的第三团派部队包围两边的炮楼，并用重武器对它们实行火力封锁，然后再由交通站的武装 交通队护送董鲁安一行过沟。
夜幕降临后，大家在接应人员的带领下匆匆上路了。他们急行的身影出没在夏日原野上 那些尚未收获的黑压压的玉米地里，庄稼叶掠过他们身体时发出的“沙沙”声，几乎立刻就 被湮没在了青蛙和蟋蟀的鸣叫声中。急行了大约10公里之后，他们在凌晨时分到达了封锁 线附近。借着隐约的星光，崇健看到在黑暗中晃动着许多人影，那是将要掩护他们通过封锁 线的八路军战士。大家在一座村庄的边上停下来稍事休息。没有人出声交谈，但是人人都能 通过被压低了的喘息声和身体的气息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兴奋和紧张使崇健清晰地听到了自 己心脏的跳动声。
“整队前进！”随着一道低声的命令，大家迅速起身，崇健等人的前后很快就聚集起了一些 武装交通员。队伍行进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所有的人都开始跑了起来。“准备过沟！” 随着这道新的口令，人们在沟边迅速排成一队。武装交通员把用空干粮袋结成的绳索绑在每 个人的腰间，先把他们从一侧放到沟底，然后再从另一侧把他们拉上去。看来，八路军的火 力威慑相当起作用，在大家通过封锁线的过程中，两边的炮楼就像无人把守一样寂静无声。 当所有的人都安全过沟之后，大家又跑步急行了两公里，崇健发现，那些护送他们的八路军 战士开始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中，这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危险已经过去了。
当天开始蒙蒙发亮的时候，一座村庄出现在人们眼前，只见村庄的墙壁上醒目地写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抗战进行到底！”的标语，大家意识到，他们此刻已经站在解 放区的土地上了。董鲁安教授忍不住兴奋地高声说道：“我终生的意愿实现了！朝闻道，夕 死可矣！”
接下去的几天，崇健等人依旧是在行军途中度过的，他们开始向晋察冀的腹地平山县进发。 此行大约要穿过七个县，尽管行军本身已经远不像第一天晚上那样紧张和充满危险了，但像 这样的徒步跋涉对崇健来说仍然够得上是一次小小的考验。因为不习惯走长路，他的双脚上 打满了水泡，每走一步都感到疼痛难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情绪，他一路上都在和大 家兴奋地谈笑，并且还不时地照顾年长的董鲁安教授。
大约七天之后，他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平山县境内的一个叫做老坟沟的村子 ，这里就是开辟和安排他们通过秘密交通线的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 。他们一行受到了真诚、热情的欢迎。作为对这些刚刚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人的思想洗礼 ，城工委向每个人分发了一套学习材料，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做的 一个著名演讲《论持久战》，以及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论新阶段》 ，此外还有一批被汇编在一起的“整风”文献。
崇健带着强烈的好奇反复阅读了这些材料，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的著作和中 国共产党的文件。他力求领会它们的内容和实质，当然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他做到的另一件事却给当时城工委的负责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然可以流 利地背诵长达五万多字的《论持久战》。那位负责人后来曾多次向来往于老坟沟的人们谈起 过他的惊人的记忆力。
不过那些有关“整风”的文件却使崇健要求入党的热望暂时冷却下来，他意识到入党并 不像自己以前认为的那样是一件新奇和浪漫的事情，它可能首先就意味着要经历一番思想改 造，以确保每一位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党保持一致，这显然是他从未想到过的 。碰巧的是，由他的两位同学张大中和王湘负责的一个临时党支部刚好在此时正式讨论了他 的入党问题，支部成员们一致决定由王湘负责培养并介绍他入党。但是当王湘代表支部同他 正式谈话时，他很委婉地表示：“我目前还不够条件，让我锻炼一个时期再说吧。”由于担 心入党会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束缚，他在保持个人自由和入党之间暂时选择了前者。 韩叙自传。
然而，在入党问题上的犹疑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崇健投身革命的热情，恰恰相反，他认为 即使不入党，在根据地一样可以大有所为，特别是当和他一起前往解放区的董鲁安教授当选 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之后，他对这一点更加坚信不疑了。作为抗日战争期间边区的 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的所有成员都由边区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其成员必须按照严格的 “三三制”原则构成，其中共产党员占1/3，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1/3 ，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而另外的1/3则由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构成，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 级和开明士绅。参议会不仅负责制定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决定应兴应革事项， 而且还负责选举边区政府机构并监督其执行参议会决议的情况。崇健从董鲁安教授在边区政 权中担当重要角色这一事实中感受到了边区政权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极大的包容性，他觉得以 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革命工作似乎是一种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本身看上去有 些不合潮流，但崇健从来都没有打算做个投机者。不过，接下去的系统的学习和边区艰苦而 充实的战斗生活，很快就彻底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想法。
在老坟沟的晋察冀分局城工委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崇健被安排到华北联合大学下 设的法政学院学习。他在入学表格上的姓名栏里填上了一个新的名字——韩叙，这是他将父 亲给他起的号“叙韩”两个字颠倒过来的结果。有趣的是，他的这种做法在沈氏兄弟中开了 一个先例，几年之后，当他最小的弟弟崇毅参加革命时，也将自己原来的号“希孔”两个字 颠倒过来，更名为孔希，这成了他们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一种方式。
位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境内的华北联合大学是当时解放区惟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 法政学院以外，它还设有文艺和教育学院。在从1939年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的六年时间里， 它先后为中国革命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和大批在职干部。韩叙在这里系统学习了政治理论、 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虽然这个时期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它对韩叙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课堂上的学习仅仅是他受教育的一部分，而解放区本身则是一所更大的学校。
即使对一直生活在根据地的人们来说，1942年也是一个异常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在年 中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残酷的“扫荡”，根据地的面积比前一年缩小了很多，而且就连那些 剩下的区域也处在日伪军的严重分割、包围之中。面对敌人的不断蚕食和骚扰，华北联合大 学开始了频繁的迁徙。不仅如此，师生们同时还经历了一场几乎从未有过的严重的粮荒，他 们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用高粱米煮成的稀饭和黑豆饼。对于像韩叙那样过惯了衣食无忧生活的 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对意志和信念的严峻考验。但韩叙对此并没有感到难以忍受，相反， 他的脑子里依旧充满了浪漫的想法，他认为只有过上一段艰苦的生活才有可能实现当英雄的 梦想。韩叙自传。
日益严重的粮食匮乏使华北联合大学不得不缩小了自己的规模——1942年11月，晋察冀 分局 决定暂时解散法政学院和文艺学院，将学员们充实到基层和连队。这一年年底，韩叙被分配 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他在那里继续学习了三个月。在其后的几年间，他经历了频繁 的调动，不过他主要从事的是文化教员和干事的工作。尽管他没有机会参加主要的战斗，但 他却参加过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他和战友们一起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乐观的心态使他 们更愿意用打油诗的方式来描述艰苦的现实：“一身虱子两脚泡，枕个砖头好睡觉。”
不过这种情况在1943年上半年就开始逐渐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根据地成功地实行了 包括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以及发展生产在内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 。与此同时，由于在军事上采取了将主力部队和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新的武装力量配备方式， 并且成功地运用了变幻无穷的游击战术和深入到敌后作战的方针，根据地开始迅速收复失地 ，到了1943年下半年，根据地的规模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大“扫荡”以前的状况。1944年， 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