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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最初动议是由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的。这个动议一经提出，立即 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周恩来甚至还为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多方面的外交努力 ：当他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3月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亚非欧１４国时，曾经同包 括埃及总统纳赛尔、阿尔及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内的 若干位亚非国家元首就此事深入交换了意见。他的这次出访的成果之一，就是在有关召开第 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上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
周恩来回到北京一个月后，当年出席过第一次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的代表就纷纷前往印 尼首都雅加达，就如何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中国派往雅加达的 是以外交部长陈毅为首的代表团，陈毅外长在会上呼吁与会各国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来 讨论所有的问题。他还在私下建议苏加诺，不要坚持将第二次亚非会议安排在万隆召开，为 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不妨将会议地点改在非洲的某个地方。苏加诺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使代 表们在会议结束时得以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大家最终选定的会址是阿尔及利亚，至于 举行会议的时间则被确定为第二年的适当时候。但是人们在商讨究竟邀请哪些国家参加会议 时发生了争执，一部分国家主张邀请苏联，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国家则认为这一主张 是“不适当的”，因为“苏联既不是一个非洲国家，也不是一个亚洲国家”。直到各国代表 们纷纷离开雅加达时，他们仍然未能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看来所有对召开新一届亚非会议 抱有热望的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会后的外交努力了。
苏加诺总统显然是最不希望看到这一提议流产的人，他决定为大家提供第二次充分交换 意见的机会，1965年初，他先后向40个亚非国家发出了邀请，提议人们参加将于当年4月份 在雅加达举行的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进一步讨论 有关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遗留问题。
周恩来又一次成为苏加诺总统这一外交努力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准备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 前往雅加达。代表团的成员名单很快就拟定了，当然韩叙也在其中，就像十年前一样，他仍 将负责周恩来在出访期间的各项活动安排。
不过与十年前不同的是，中方的工作人员们不必再忙着为周恩来四处找房子了，因为印 尼方面决定将中国总理安排在印尼外交部长的官邸下榻，这无疑是东道主给予他们最尊贵的 客人的一种特殊礼遇。周恩来没有拒绝东道主的盛情，但这却给韩叙等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 到的麻烦，那就是当他们同住在宾馆里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们联系时感到相当不方便。
就像以往一样，周恩来总是希望抓紧每一分钟时间开展工作，所以他几乎刚一安顿下来 就敦促韩叙尽快为他提供一份与所有国家代表团领导人会见的时间表。在国际会议上安排领 导人之间的会见，通常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临时约定，韩叙立即安排一位担任礼宾工作的 年轻人通过官邸的电话与其他代表团取得联系。但是雅加达的电话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管 用，一两个小时过去后，那位年轻人甚至连一个代表团的电话也没有拨通。“你不要再打 电话了，你现在就赶到他们住的宾馆去，直接去敲他们的门！”韩叙果断地对那位年轻人说 ，他已经决定放弃人们惯常所用的方法了。
20分钟后，那位年轻人出现在各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的大堂内。他很快就打听到了各个代 表团所住的楼层，但糟糕的是，他并不知道每间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当他自己也颇感唐突 地敲开一扇房门时，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一位副总统！尽管这种做法看上去不太合乎礼宾 程序，但是显然非常奏效，几个小时后，一份已经排列好的时间表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周恩来对韩叙等人的工作效率表示满意，当他得知这份时间表是用“敲门”的方法排列出 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当然，所有的代表团都不介意这种做法，因为周恩来主 动提出要去拜会他们，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礼宾。
万隆的庆祝活动可以说大获成功，但遗憾的是，各国代表就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遗留问 题所进行的磋商却并不能用同样的词来加以形容，因为几个月的时间没能消弭人们在是否应 该邀请苏联参加会议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当然，这并没有动摇人们对召开会议本身的信心， 当有关的磋商结束时，人们相约于当年秋天在阿尔及利亚相会——这是各国代表们为第二次 亚非会议选定的会期。
有关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在礼宾司的组织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周恩来本人直到6月 中旬还在忙于出访。当他于19日又一次飞往埃及首都开罗时，从阿尔及利亚传出了一个坏消 息：正在积极筹办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了，这意 味着他在此之前所做的任何承诺都将不再有效。
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立即飞往开罗，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以及刚好 在那里访问的周恩来一同讨论了推迟会期的问题。周恩来意识到酝酿中的会议正面临着越来 越困难的局面，首先是纳赛尔在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上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决了，而艾哈 迈德的被推翻则在提醒其他国家的当权者们，巩固自己的政权要比解决亚非国家所面临的共 同问题重要得多。为了防止人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最终扩大为亚非国家之间的裂痕，周恩来及 时提议停止为召开这次会议继续做出努力。他在10月份正式致函亚非各国首脑，表明了中国 政府的态度：与其违反协商一致的原则坚持如期召开亚非会议，最后导致亚非国家的分裂， 还不如暂时不召开这样的会议。各国政府在接到这份函件后纷纷表示赞同，召开第二次亚非 会议的构想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同时出现的美苏和解，的确给中国实施自己的外交战略造成了 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第三 世界”打开了新的局面。在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地将与自己建 交的国家的数字翻了一番，而在那些新建交的国家中，除了法国、老挝、柬埔寨和古巴之外 ，其余的外交盟友全部来自阿拉伯和非洲。对礼宾司而言，建交国家数量的成倍增加则意味 着工作负荷的成倍增加，尽管各个地区司也越来越忙，但是相比之下，礼宾司显然更需要补 充工作人员，尤其是补充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事实上，这正是韩叙被提前调回国内的更重 要的原因。
不过增加人员并不是处理日益增多的礼宾事务的惟一办法，当诸如新大使到任、国宾来 访、领导人出访以及各项重大活动已经排满了礼宾司每一天的日程表时，一些被沿用了多年 的繁琐的礼宾程序和追求盛大场面的做法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于是，剔除礼宾接待中的繁 文缛节日益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一向反对繁文缛节的毛泽东主席恰好在这时通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 向外交部传达了他关于礼宾工作的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集中谈了他一个时期以来对礼宾工 作的若干意见。毛泽东首先谈到的是宴会的标准问题，他认为以往的宴会标准规格过高。他 尤其反对那种不看招待对象滥用燕窝、鱼翅的做法，他明确表示：我们请外国人，热菜有四 菜一汤就可以了。毛泽东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礼品的，他批评有关方面过去以领导人名 义赠送给外宾的礼品花钱太多，但是却缺乏纪念意义。他提醒人们不要以为多送礼就能拉到 友谊，因为友谊要靠政治。他还提到了自己曾经收到过的一件礼物——一把儿童弹弓， 他说 ：这种礼品就很好，礼品就是表示一个意思，不能靠礼品过日子。毛泽东对当时实行的一些 礼节方面的规定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有人把礼节肤浅地理解成了一种纯粹模仿西方做法的 清规戒律。素来喜欢穿浅色服装和舒适的敞口布鞋的毛泽东不客气地嘲弄了某些令他反感的 着装规定，比如在会见外宾时必须穿“黑色衣服”和“薄底皮鞋”等等，他强调说：我们是 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习惯，外国人到中国来是看你的政治，不是来看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什么样的皮鞋的。见礼宾司整理的毛泽东关于礼宾改革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很快就在礼宾司启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礼宾改革。周恩来是这项改革 的积极支持者，事实上，他一贯倡导人们对国际上通行的礼宾惯例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造 。1964年，他曾以明显的批评口吻说：礼宾工作受“旧的东西”影响太大。其含义可以被理 解为礼宾工作仍然没有彻底摆脱旧中国和西方国家某些不符合新中国国情的礼宾规定的影响 。见礼宾司整理的周恩来关于礼宾工作的谈话资料。礼宾司多年来从未间断 地搜集过他在不同场合就礼宾工作发表的看法，它们同毛泽东的讲话一起，成为1965年开始 的礼宾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为礼宾司的副司长，韩叙无疑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礼宾改革思想的重要执行者之一 。通过包括他在内的一批人的积极努力，一些新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很快就被制定出来， 并且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做法。
人们首先进行的是贺电改革。贺电通常被分为国庆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