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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的不满，相反还 准备通过各种努力，其中也包括这次接待，尽量防止中苏之间裂痕的继续扩大，尤其是不让 这种裂痕过早地暴露在西方世界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安排，尤其是针对苏联代表团 的安排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礼宾接待的范畴。但是周恩来要求对中苏之间的裂痕尽 可能保守秘密，所以即使是参加接待工作的大多数人也不明底细。为了防止差错，韩叙一直 在反复不断地向大家强调整个接待工作的政治性，他说：“我们不能在任何细节上疏忽大意 ，就连最常见的事务性工作也是如此。”
就在各个代表团陆续抵达北京之际， 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 在9月29日才结束了美国之行 的赫鲁晓夫突然决定要赶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活动。尽管人们一时还不能确定他的到来会给 中苏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但对礼宾司而言， 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他们将要 大幅度地修改接待方案， 以便为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找到足够的时间。
很快，钓鱼台国宾馆的15幢别墅式小楼里就住满了来自25个国家的重要客人，礼宾司的工作 人员开始不分昼夜地忙碌起来。其中的几十个人被分别派往各个代表团担任联络官，而由包 括 韩叙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则组成了一个总的接待办公室，作为整个接待活动的指挥中心。联络 官们每天都要在为代表团安排的各项活动结束之后集中到这个办公室，参与讨论各个代表团 在第二天的活动安排。这项工作通常是在代表团的客人们准备就寝以后开始。联络官们先要 向几位总指挥汇报各个代表团的有关情况，尤其是客人们对日程安排的要求，然后大家再根 据他们的要求以及各有关方面接待的可能性，逐一修改在早先制定出来的基础方案。新的方 案一般要到下半夜才能形成，当然它们还要经过周恩来的批准。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方案都 是由韩叙送给周恩来审批的，为此他往往要根据周恩来的活动路线赶到不同的地点去，然后 再见缝插针地把方案送给他过目。
来宾们对中方的热情接待赞不绝口，尤其是那些对中苏冲突并不知情的国家。然而人们如果 足够敏感的话，他们还是会从赫鲁晓夫在9月30日晚上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中 捕捉到蛛丝马迹。“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 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样干的人。”在谈到社会主义阵营 的力量空前强大时赫鲁晓夫这样说，这是在不指名地批评中国。他的讲话比周恩来总理的讲 话足足长了五倍，使用的完全是“老大哥”教训“小兄弟”的口吻。吴冷西《十年 论战》，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赫鲁晓夫显然是来兴师问罪的。10月2日，在于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中苏两党正式会谈中， 他不仅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了无理指责，甚至还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一贯立场 表示了不满。他抱怨说，如果苏联继续支持中国的话，势必妨碍美苏关系的发展。“中国也 应该主动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赫鲁晓夫这样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 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这 显然是在暗示可以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周恩来当即反驳道：“要解决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惟一的办法就是美国撤出台湾。至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那是我们的内政，我们用什么办 法解放台湾，别人不能干涉。”在经过了长达七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之后，中苏之间的裂痕不 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加深了，以至于四天后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仍然 余怒未消地指责中国“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石仲泉著《周恩来的卓越 贡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9页。当然，这只是发生在欢乐的 庆典背后的交锋，它对大多数国家的来宾而言是不存在的。
庞大而复杂的接待计划一天天接近完成了，礼宾官们的精力也几乎消耗殆尽，大家疲劳到了 随便坐在什么地方就会立即睡着的程度。不过当北京的活动结束之后，礼宾司的工作人员们 还要陪同大多数代表团飞往外地继续参观访问。全部接待工作是在半个月后才终于画上句号 的，当时所有的人最想去做的一件事，就是立即躲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好好睡上几天。
在事后回想起那段异常紧张的日子时，很多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非同寻常的锻炼。一位 第一次参加接待工作的年轻人说：“这样的工作很造就人，尽管最紧张的时间只持续了一两 个月，但是它让你感到你已经工作了很多年。”
这样的经历对韩叙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这次大规模接待工作的组织者之一，他得 到的锻炼和收获或许比其他人更多。当然，他也证明了自己是胜任这个角色的，不论是在外 行人还是在内行人看来，他都是一位相当出色的礼宾官了。
第二部分四 广泛接触世界（1）
（1954年3月—1962年7月）
——1954年3月赴日内瓦，在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负责礼宾接 待工作
——1955年3月赴万隆，在亚非会议期间负责中国代表团的行政联络工作
——1956年11月—1957年2月，跟随周恩来出访亚洲8国
——1961年3月—1962年7月，先后两次赴日内瓦，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在一位优秀外交官的履历中，出访或出使的经历总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礼宾司的官员，韩叙比地区司的外交官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地区的不同国家。他的这种经历开始 得很早，人们在新中国于20世纪50—60年代派出的最重要的代表团的成员名单中，多半都能 找到他的名字。
即使对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而言，有机会参与重大的外交行动也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它通 常能使人得到非同寻常的历练。1954年3月18日，当30岁的韩叙在料峭春寒中开始他的第一 次洲际旅行时，他同时开始的就是这样一段经历。
韩叙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欧洲中部的著名城市日内瓦。当时，无论是在路途上，还是在 心理上，这座城市在人们的感觉中都要比今天遥远得多。
几乎所有的经历都是新鲜的，包括乘飞机旅行。由于中国那时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和 机组人员，代表团出国只能包租其他国家的飞机。韩叙乘坐的是一驾苏制运输机，他负责押 运被送往日内瓦的大批物资，其中包括办公用品以及用于宴会或日常招待的食品和佐味品， 它们是为将要由周恩来率领的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准备的——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派往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大型代表团。
当韩叙和大批物资抵达日内瓦机场时，前来迎接他的是比他更早几天动身的两位同事， 他们正在为代表团物色房子。这时距日内瓦会议开始还有一个多月，包括韩叙在内的先遣人 员将利用这段时间，为代表团的到来及其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好尽可能充分的准备。
先遣小组的工作由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同时也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 炳南负责。事实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并不怎么充裕，尽管大家已经在事前制定好了一整套工 作细则，但是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实施预定的计划，毕竟与在国内是完全不同的两 回事。
首先要确定下来的是代表团的住处。为了便于工作和联络，先遣组希望尽可能安排代表团的 成员们住在同一家饭店，但是在会议和游客都很多的日内瓦，没有哪家饭店拥有足够的房间 接待一个近200人的庞大代表团，结果先遣组只能在两家临近的饭店——玻利瓦什和希瑞蒙 特分别预订了房间。而在选择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住处时，需要更多地考虑的则是安全及保密 方面的问题。于是，先遣组在距日内瓦市区大约７公里的查尔索瓦镇为周恩来等领导人单独 租下了一幢小型别墅，它被当地人称作花山别墅。这个名字与它外边的一个阔大的花园有关 ，事实上这正是它被先遣组选中的主要原因，因为领导人们显然需要一个足够大的花园来商 讨机密问题，而不是冒着有可能被窃听的危险待在房间里做这件事。
别墅的客厅和准备用来招待客人的房间都需要重新布置，这项工作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项小 小的工程。先遣人员们不仅更换了部分家具和窗帘，而且还在房间里摆放上了从中国运去的 造型典雅的工艺品和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毯，他们甚至把顶灯也装饰成了中国宫灯的模样。可 以想像，当未来的客人们走进花山别墅时，他们多半会以为自己是到了中国。
其他的准备工作还包括设置机要联络线路、落实各项保安措施以及了解会议本身的各项 安排和其他代表团的情况等等。当先遣小组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日内瓦的大街上 已经繁花似锦了。
1954年4月24日，由周恩来率领的阵容强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的昆特兰机场，代 表团的成员中包括不少像章汉夫、黄华和浦寿昌这样的外交界精英。除去早已蜂拥而至 的各国新闻记者以外，机场上看不到任何欢迎仪式的痕迹。这种冷清的场面在韩叙跟随周恩 来出访的经历中大概是仅有的一次，它似乎是在提醒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他们将要踏上的 是一块陌生的或者说让人略感冷漠的土地。
但在他们下榻的饭店里情形却完全不同，由于瑞士周边一些国家的很多民间组织都希望 借此机会与来自新中国的代表们建立友好联系，代表团设在玻利瓦什饭店的会客室里终日人 来人往，有时在一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