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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多米是“一个工作努力、做人谨慎、说话小心”的女记者，本来她与其他三十多岁年龄的女人一样，嫁夫生子已经“定型”。如同水被装进瓶子，“永远不能流动，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然而瓶子破了，她因与丈夫极不和谐的性生活而导致了婚姻的破裂，不久又莫名其妙被报社解聘，为了生存，她离开幼女扣扣只身闯荡深圳，却一无所获。她三次求职，三次失败，在绝望中又听到扣扣病重的消息。在一个男权中心社会里，一个接近中年缺乏背景的女人，她唯一的安全港湾就是婚姻、家庭。离婚意味着自我放逐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漂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下岗、失业又成为威胁女性社会角色的噩梦，丧失家庭而又失去工作的林多米，为了抚养年幼的女儿而顽强地生活，但社会这架冷漠的机器，却不会因为女人生存的艰辛而变得温情脉脉，林多米两次求职，都因为对方单位不要“女编辑”而失败。第三次求职，林多米积极调整心态，以温顺妥协的态度，按照男性的眼光和标准，精心装扮自己，同时寻找世俗的“关系”，通过老校友的关照和女性应有的求职技巧，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希望。但这一次求职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成了男性虚荣以及男人之间隐性嫉妒与争斗的牺牲品。
与林多米的内向、清醒、反叛的形象相比照，林多米的女友南红则是一个被男权文化同化、被物质时代异化的悲剧女性。她原为美术教师，热爱诸多艺术门类，充满浪漫情怀，在深圳“混”了两三年后对诗歌、绘画等一切与文学艺术沾边的事物统统丧失了热情。“在她几年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她与他们调情做爱互相利用，看上去她在男性社会中如鱼得水，实际上她却更深地堕入丧失女性自我的陷阱之中，她屡屡被男性欺骗、抛弃，完全失去了摆脱对男性的生存依附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成为受男性操纵的木偶，其女性特质受到男权文化的严重扭曲，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沦中走向死亡。
两个女人有不同的身份个性，不同的生存遭际，不同的生命追求，但共同的性别命运却把她们联结在一起：在男权压迫面前，她们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为了充分揭示这种女性的悲剧宿命，林白还在小说情节发展之外，插入一段对女诗人余君平生存状态的描述：才华横溢的余君平一直未能引起文坛应有的重视，占据应有的地位，“只因年纪大不够好看”。“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路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色的文坛。”孩子的降生使余君平变为“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而她的诗人身份则隐退了，的确，在男性文化构建的价值体系中，一个女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年轻、美丽、纯洁，这种必备的美好特征是几千年来男性追慕女性的唯一理由，也是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价值评判标准。这种以年轻貌美为重的女性价值尺度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长存于历史长河之中，已成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女人共同遵从的常规文化、心理。在商品社会里，这种以年龄和色相来衡量女性价值的陈规陋习愈演愈烈，一个不再年轻不再美丽的女人，只能在作为“母亲”的角色认同中寻找到价值的支撑点，她的诗人身份或者其他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则被轻描淡写地抛置到世俗的价值取向背后。
二、物质时代：都市女性的尴尬处境
林白写作的特征之一，便是对当代生活的极度明敏与准确把握。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潮便是急剧推进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的历史进程。不管你是否愿意，中国人已陷身于物质时代的欲望之海中。物质时代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也仍然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作为都市女性，她们既是欲望之海的主体与推进者，同时也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说吧，房间》正是通过艺术化地展示女人真实的历史境遇，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进行了抗议性参与，它以对男权文化声讨的、解构的、颠覆性的女性话语，凸现了女性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窘境况。
对尚未失去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身份的林多米来说，“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林多米对性生活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兴趣。女性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她必须参与男权社会的角逐，与男人承担同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男权主义的女性价值观，又要求女人必须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操持家政，在极其琐碎的家务劳动中担任主角，这种双重角色使女性陷入在夹缝中挣扎的两难境地。“家”曾是历史为女性指定的社会位置。女性原没有参与创造主流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与灵性只能在“家”这个舞台上施展，这无疑是女性的悲哀；而另一方面，“家”又使女性理应得到男人的关照和庇护，避免社会上的各种竞争与厮杀，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又是女性的幸运。特别是当历史走到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女性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困惑时，“家”哪怕再平淡再无聊再琐碎，它又何尝不是女性赖以耕耘收获的最后一片园地呢！然而，置身于商业化都市漩涡中的现代女性，她们的家庭同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任何一种外力都能轻易地击碎婚姻之瓶。为了自尊为了爱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而离婚的女性，过去当她们走出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还能用事业成就的理想来标示自己存在的意义，但处在物质时代的离婚女性，却无力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失去公职，把这些女人抛进维持人类最基本需求的艰难处境中：生存、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这生存的困窘艰辛需要女人独自去承当。而令女人颇觉尴尬的是，她们“可以选择的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路，其实没有几条”，“即使把嫁人也看作一条路，也找不到一个既情投意合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同时又没有结婚还要能容纳孩子的男人”。当林多米一次又一次寻找工作被拒绝，当南红身患盆腔炎，孤独地躺在床上，任长发里的虱子恣意纵横时，我们不禁要问：物质时代究竟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女性解放进程是前进了抑或是后退了？
《说吧，房间》毫不犹豫地把它的女性人物抛置在深圳这样一片都市热土，让它的主人公面对物质时代对女性的塑造、挤压和扭曲，直接感受来自灵魂和肉体的深切痛苦。在深圳，“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子和汽车一样，决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种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档次越高，种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没有金钱没有大哥大和轿车作为必要道具的男人，在女人眼里“根本就不是男人”，“深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在商业文化结构中，女性特质受到严重污染并发生可怕的畸变，那种貌似新潮潇洒的生活方式，实质是彻底抽空了女人的主体性，让她们自觉自愿沦为物质化、商业化的对象。女人本身具有交换价值，年轻、美貌、气质、品位都可以标上价码，去换取等值或超值的物质享受和所谓的成就感。男人注重女人的品位、气质就像文物鉴赏家注重收藏品的品相、年代一样。这种角色规范何其腐朽，是经过精心包装和翻新的女性耻辱，散发着千年不散的糜烂气息。拥有金钱和地位的“成功男人”，他们占有享用女人的“性”，魅惑驱使女人的灵魂，看上去是新一轮始乱终弃的封建俗套故事，所不同的是，在物质时代，这种男女之间的追逐或遗弃，增添了某种用金钱装点的时髦浪漫，而摆脱了封建时代儒家精神的道德约束。在这场两性征战中，真正的赢家不是男人，而是金钱。让我们来看看南红的悲剧。这个热爱艺术充满热情的女性，在深圳这个特殊染缸里，很快成为到处举着珠宝推销、贪图享乐、好吃好玩的虚荣女性。她与各种各样的男性周旋，落入打情骂俏的圈套。为取得男人的欢心，她“把自己装扮成一只没有头脑的笨鸟”，无聊又轻佻，以此换取工作的位置和经济的“效益”。在她身上，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不谐调地混杂在一起，令人想起《日出》中那个在肆意挥霍和发泄中逐渐沉沦的陈白露。这是一出乏味的闹剧。千百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真正地提高，要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她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林白书写着女性的创伤体验，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哀愁，在不期然间，又消解着关于女性在社会“进步”中彻底获救的“叙事”。
三、浮华爱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急剧变革的９０年代，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都失去了效用，在非人化的大都市，女性除了面对金钱的诱惑和生存的困境，还要经受两性之战带来的无言创痛和辛酸。林多米在婚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