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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呢？”
“你爸不再给常瑞龙贷款了，问题可不就来了嘛。”
“你当我爸是常瑞龙的印钞机呀？”
“你别介意，我话说得直。我担心的是，常瑞龙断了炊，他拿什么付你厂家的货款？”
“现在两边没人听我的，我能怎么办？”
“你说公安局立案了，那常瑞龙他们有事吗？”
“真要有事，一个也跑不了，没准还要你回去作证呢。”
“你别吓唬我。”
冯蕾走的时候，气已经消了不少。就算新世纪中心现在还没倒塌，也只是早晚的问题。等待冯蕾的将不会是福，而一定是祸。
果不其然。两周后，冯蕾打来电话。她说怡龙拒付货款，所有单据都被银行退回来了。常瑞龙开了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现在货还在船上，船在海上。一旦船靠岸，要么货物滞留港口，要么被退运回来。厂家心急如焚，让冯蕾火速回去协调，无论如何不能让货退运回来。冯蕾知道她无法力挽狂澜，可又不得不回去。她只好把它又当成一趟“探亲”之旅，只是这次她要探望的人已不再是银行的行长了。
冯蕾走后的第三天，我突然接到大江发来的一份繁体字的伊妹儿：
427，我已安全靠港，下一程會駛向何方，還不清楚，但最終的目的港不變。你等我的信。船夫
虽然只有10来个字，但它却比任何东西都珍贵，不仅一解思念之渴，更重要的是，一直悬着的那颗心总算落地了。我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他已成功逃脱，忧的是他的衣食住行和安全。我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他，就怕跟他一生的情缘会就此打住。
10天后，冯蕾回来了。她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厂家自然不满意，决定再派一位副总裁去，并请求加拿大驻华使馆商务处予以协助。冯蕾本应一同前往，可她没去。她跟厂家的合作已彻底破裂。她还带给我一个既让我吃惊又是意料之中的消息：怡龙被查封，康良怡被捕，常瑞龙不知去向。形势急转直下，说来得突然，其实也是必然。
10月份又传来更坏的消息。加方的货到港后，没人报关提货，滞压港口。厂家得知怡龙的真实情况后，决定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中国申请仲裁，向代理怡龙签约的外贸公司追讨货款。在温哥华入禀法院，起诉冯蕾和她的公司，索赔50万加元。冯蕾咨询过律师，律师认为打赢官司的几率微乎其微，可真要输了官司，冯蕾也就破产了。听后，我心都快要碎了。是我和大江害了她，让她受到牵连，好端端地葬送了她的大好前程。我知道，现在对她说什么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招来她暴风雨般的辱骂，她的话会像一把把利剑直刺我心。我不敢接她的电话，更不敢见她。我真担心她会跟我反目成仇。
我每天深居简出，因特网成了麻醉自己的精神鸦片，有时还借酒消愁。不知不觉中迎来了圣诞节。公寓里一派节日的气氛，一人多高的圣诞树摆放在一层大厅最显要的位置，上面挂满各种小饰物，成百上千盏彩灯时亮时灭，不分白昼和黑夜。别人家亲人团圆，上下楼时，我总能听到欢快的歌声和爽朗的笑声。我家冷冷清清，孤孤单单，死一般的寂静。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中午，我空腹喝下大半瓶红酒，顿时就觉得有点头晕，倒在沙发上竟一睡不起。等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我喊亭亭，见没人答应，我又扯着嗓子喊了两声，还是没听到她的声音。我这才艰难地爬起来。见她没在家，我一下子就懵了。
出去后，我边走边喊，都快急疯了。找遍周围的大街小巷，我也没找到她。一回到家，我就给冯蕾打电话。我哭着说，亭亭丢了。她让我报警。没等我说话，她就把电话挂掉了。我知道，她气未消，否则也不至于见死不救。我突然想起楼下有户中国人，就去敲她家的门。女主人洪太能说一点简单的国语。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她二话没说，开车陪我去警察局报案。一路上，她安慰我说：“放心，会找到的。”
我责备自己这些年来对孩子没尽到母道，让她跟我吃苦受罪。我忘了六年多前对孩子许下的诺言。我想弥补我的过错，给她双倍的母爱，可她却丢了……
警察局当班的警员听完洪太的叙述，从电脑上查到下午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被送进青少年收容中心，他建议我们去看看。等我们赶到那里时，收容中心的值班员已将孩子带到接待室。我冲进去一看，果真是亭亭。我真是喜出望外，喜极而泣。亭亭哭着喊妈妈。我跑过去，一把抱住她，顿时泪如雨下。
办完认领手续后，我和亭亭坐洪太的车回家。亭亭告诉我，她见我喝醉了，从我钱包里拿出20块钱，出去给我买解酒的药，谁知没走多远就迷路了。她一个人在外面不知所措，就站在路边哭。一位过路的阿姨问她住哪里，她说不清楚，人家就报警了。听她说完，我真无地自容，发誓这辈子再不酗酒了。
温哥华的冬天阴雨绵绵，但并不寒冷。我要走出来，接触社会，告别因特网，远离酒瓶子。我去报名学ESL，可开课的时间排到2002年的7月中。我怕呆在家里，又过起以前的生活，就进了一家私立语言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学期三个月，等我读完两个学期，正好赶上ESL开课。我班上有16个同学，其中有个叫Judy（朱迪）的上海大女孩跟我挺投缘的，没两天我们就成好朋友了。她圆圆的脸庞，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还有一对小酒窝，给人第一印象就是长得很甜。她爸在上海做房地产，移民过来后，没住几天就回去了，打算做“太空人”，飞来飞去。她妈的表姐住在爱民顿，一直劝她们搬过去。她爸觉得还是温哥华好，起码来回方便点。她在国内已读大一了。她瞒着她爸向爱民顿的大学递了入学申请。她说温哥华的大学门坎有点高，要是爱民顿的大学录取她了，就算她爸不同意，她也要去上。她英语不错，只是在家没事才来听课。我的水平跟她差了一大截，可我俩竟是同班同学，真是阴差阳错。这就是缘分。
学语言，其实挺枯燥的，我觉得越学越难。要在国内，我早放弃了。可在这里，不学还不行。每天早上送完亭亭，我才去学校上课。下午放学了，我马上就得去接孩子。中午，我跟亭亭都带饭在学校吃。今天三明治，明天热狗，后天汉堡包。几个月下来，这些洋食，我早就吃腻了，又改带中餐，好在两所学校都有微波炉供学生热饭。我们成天围着书本转，但两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亭亭越学越棒，我越学越怕。
每天周而复始，总是重复着那几件事情，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这半年里，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地想大江。我的船夫，他现在究竟在哪里？是搁浅抛锚了，还是行错了方向？中加之间就只隔一个太平洋，相距不过万里，再慢的船，一个月也到了。可他从“报平安”到现在已快九个月了，就算他的船没动力，漂也该漂到了。他杳无音信，难道又遇不测了？左等没消息，右等等不到，不是我沉不住气，而是越想越害怕。我真快要绝望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一份英文的伊妹儿：
My client； Mr。 Da…Jiang Xie；will visit you soon。 Would you please reply
this account and tell me where you live right now and how he contact you？
从落款看，好像是大江的律师发来的。他说，谢大江即将来找我，问我住在哪里，怎么跟我联系。冥冥之中好像有人安排好了似的。这再及时不过的消息，不仅让我疑虑皆除，而且又一次地为我点燃了希望之火。我当即回复说，我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对自己说，快等到了，我的船夫就要来了。晚上，我破例喝了点酒，心里又开始憧憬起美好的未来。
又过了一周。晚上，我正在家里写作业，电话铃响了。
“是我。”是大江的声音。我高兴地跳起来。
“你在哪儿？”我问他。
“刚下飞机。告诉我，你的地址。”
我说出地址后，他就把电话挂掉了。半小时后，门铃响了，我心想他来得好快呀。我特地进厕所，对着镜子捋了捋头发，整了整衣裳。门铃又响了一遍。我这才快步走过去。我一边开门，一边说：“你总算……”见洪太站在门口，后面的三个字“回来了”愣被我咽下去了。我这才想起，大江要进来，得先让我开公寓的大门。刚才一激动，我竟然忘了。
“陆小姐，你等人呐？”她问我。
“嗯？嗯。”我迟疑了一下，才回答她。
“明天是端午，我包粽子了，你尝尝。”洪太边说边递给我一个纸盒子。
“谢谢。”接过来后，我说。
“上午你没去Church（教会）？”
“孩子有点不舒服。”我脱口而出。
“生病啦？要不要去医院？”
“没事，就是着凉了。”我搪塞着她。
“外面冷，出门当心。”
“唉，我会注意的。”
“那好，我不打搅你了，有事打电话给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