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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刚过，我就接到加拿大使馆发来的面谈通知。约翰让我去他办公室参加模拟面试。事先我没做准备，结果自然不理想。约翰建议我请他们的面试专家个别辅导，每天两小时，我不敢不从。一个多月的苦，我总算没白吃，真正的面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四月初，我就收到移民纸了。当我把这消息告诉我姐时，她惊呆了。她不理解我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遥远而又陌生的加拿大，可我还是跟她说不清楚。她舍不得我走，我又何尝想走？
走之前，大江又交给我一张170万元的转账支票。开支票的是一家我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办完后，杨光告诉我，税务局要来检查，这种业务不能再办了。我心想好悬，要再晚点，这钱就出不去了。
2001年4月27日，礼拜五，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我带亭亭启程远赴加拿大。临走前，大江来电话跟我话别。
“我找人问过了，人家说你可以走。”听他这么说，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他又说：“到了之后，来个电话。”
“嗯，不过，我还是不想……”
他打断我，说：“昨天不是说好了吗？别再任性了。”
见我没说话，他继续说：“去之后，不管遇到多难的事，一定要沉着机智，没有过不去的坎。”
“嗯，我记住了。”
“好了，我就不多说了。祝你一路平安。”
“你可要早点……”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怕我姐看出来，我忙背过身去，努力克制着自己。
他打断我，说：“别说了，我知道。”
挂完电话，我姐对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走了。”
我没理她。擦了擦眼角后，我喊道：“亭亭，咱们走了。”
我姐送我们去机场。一路上，她一声不吭，她心里肯定在埋怨我。我把她一人扔下不说，还没跟她说实话。换了我，我也一样受不了。出租车里的气氛有点让人窒息。我坐在前座上，尽量不转头看她。亭亭坐在她的旁边。她俩没再像以往一样打闹。
眼看离机场越来越近了，我姐忍不住地对我说：“你跟他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我不想管，我也管不了，可你不该什么事都瞒着我。”
我回头对我姐说：“不是我要瞒你，好多事情，跟你没法说。”
我姐又说：“你……是去给他打前站吧。”她说得很隐讳，大概怕司机听出什么来。
我忙说：“瞧你说哪儿去了。我去报到，过些时就回来。”
亭亭问我：“妈妈，你不是答应我，让我去那儿上学的吗？”我白了孩子一眼，怪她多嘴。
我姐气不打一处来，对我说：“你嘴里到底有没有真话？”
我脱口而出：“还不都是你逼的？”
我姐说：“我逼你什么了？”她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我忙解释说：“我也就随口一说，你别介意。我这不是为了亭亭吗？”
我姐说：“亭亭才多大？人家都是送孩子出国读大学。你倒好，送孩子去上小学，也太早了吧？”
我知道，对我出国的动机，我姐是高度怀疑。就算身边没陌生人，我也不想再继续这话题了。我就说：“好了，你就不能说点别的？”
我姐没再做声。我转头一看，她眼里含着泪花。我忙安慰她说：“姐，你别生气了。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复杂。下次回来，我保证向你如实坦白。”其实，不是我不肯说实话，而是不能说。真要让她知道真相，她肯定不会放我走。
我姐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要你句实话。”
我想了想后，说：“快的话，一年吧。”
她又问：“那慢的话，是多久？”
我没想到她这么较真，就说：“我向你保证，一年，最多两年，我一定回来看你。行了吧？”
其实，我这保证算不算数，只有老天爷知道。我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哪是我能决定的。
到机场后，我姐已是泪流满面。我心想任凭她这么哭下去，我真就走不了了。我狠下心来，跟她说再见，直到过了海关，我才敢回头看她。见她还站在外面翘首以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两行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淌。不是亭亭催，我真不知道要站在那里哭到何时。
过安检后，我领亭亭往出境大厅走。大厅里十几张柜台一字排开，可只有四五个柜台有人值班，前面都是长长的队伍。等了好久，才轮到我们。一位年轻的边防男警官，坐在半人高的柜台里，伸手接过我和孩子的护照。护照里夹着移民纸、出境卡和登机牌。他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后，抬头看了一眼我，对我说：“小姐，请稍等。”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他。
“请稍等。”他又重复了一遍。
不一会儿，一位边防女警官走过来。她拿起我们的证件，对我说：“跟我来。”
我的心一下子揪起来了，心想我大概被列入限制出境的名单了，可大江不是说我可以出境吗？难道他受人蒙蔽了？我提心吊胆地跟女警官走进一间小屋。亭亭在我身后，寸步不离。
“在这儿等着。”说完，女警官出去了。屋里没别人，门敞着，外面不时有人经过。
我拉亭亭在长椅上坐下。尽管心里万分焦虑，我还是安慰自己说，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不了不走了呗。亭亭坐了会儿后，跑到门口东张西望。她突然扭头对我说：“妈妈，那个警察叔叔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司马？
进来的果然是司马。一进门，他就说：“小陆，你要出国，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说一声？”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走？”我情绪有点激动。
女警官进来，把亭亭领出去。出门时，她把门拉上了。
“你别激动。只要你把问题说清楚了，我就放你走。”他一边说，一边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这么说，今儿我要不说的话，我就走不了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们凭什么扣我？”
“你是我们一个案子的当事人，按理我们可以限制你出境，但只要你合作，今儿我可以对你网开一面。”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跟他耍横，只能自讨苦吃，这近在咫尺的国门，我肯定是跨不出去。
女警官又推门进来了。关好门后，她在司马旁边坐下，打开本子，掏出支笔，准备做笔录。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想移民去加拿大吗？”司马的问话像是拉家常，省去了那些例行公事的问题，比如姓名年龄职业等。
“我怎么就不能移民了？”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不该把话说得这么冲。
“你还是有情绪。你应该相信我，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他没说这句人人皆知的司法名言的后半句，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看来他在刻意营造一个良好的谈话气氛。
见我没吱声，他又问：“回答我，为什么想去加拿大？”
“我跟加拿大人结婚了。”
“你什么时候跟你前夫离婚的？”
“去年6月。”
“怎么跟你丈夫认识的？”
“别人介绍的。”
“谁介绍的？”
“我原来的同事。”
“谁？”
“冯蕾。”
“她怎么认识你丈夫的？”
“这我可说不上来，你得问她。”
“你把她的联系电话给我。”
“人家在加拿大呢。”
“加拿大怎么了？”
“好，我给你。”
女警官记下冯蕾的电话后，司马继续问：“你跟你丈夫认识多久了？”
“一年吧。”
“据我们了解，你丈夫徐大卫去年7月才第一次来国内。”
我不由得一愣，他怎么什么都知道？难道他怀疑我假结婚？可这也不归他管呀。
他看着我，继续说：“他只呆了16天，以后就再没来过。”
我故作正经，对他说：“他来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只是没见过面而已。我要是跟他假结婚的话，加拿大使馆也不会发给我签证。”我心想，不如变被动为主动，省得他再纠缠下去。
“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50岁的老头？”
“只要能出国，嫁谁我都愿意。”
“为什么急于出国？”
“为了孩子，更为我自己。”
“这话怎么讲？”
“庄肖林死在我家，李香春跳楼自杀，你们又三番五次地审我，我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换了你，你是不是也想换个环境？”
“那就非要出国吗？”
“不瞒你说，我一直想出国，可就没门路。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
司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