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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一切来之不易。那些一度邪恶的人，那些愿意听他指导的人，他们一开始难道就了解他过去所经历的那些磨难吗？他们长期以来不是一直对主的仁慈之力茫然无知吗？……贝克还指出：“显然，不管这个人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还是满腹经纶的大学士，这些区别都没有任何意义。重新塑造的仁慈之力对于任何人都是同样的。”贝克称麦考利传教组织是“这个国家最为出色的慈善机构之一”。令他感到惊奇的是，一旦这些人“降服于”耶稣，他们就能远离酒精文化，找一份工作，而且还能与家人和睦相处。
对于这一切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对于那些既嘲笑相信者也嘲笑怀疑者的人而言，也许最值得他们信赖的人莫过于自由改革家雅各布·利斯了。利斯一直见证着麦考利时代。他1890年写作了《另一半如何生活》一书。利斯一生关注纽约穷人的生活现状。每天他都手拿笨重的相机，在廉租屋里进进出出，每天得爬上爬下几十层楼梯。他用相机将拥挤在一间间廉租屋里目光呆滞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展现在世人面前。目睹了太多的悲惨之后，利斯这样说道：“我坚信，纽约是世界上最仁慈的城市。一旦知道哪里有穷人需要救助，人们就会踊跃地提供这种救助。这种踊跃程度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见到，任何其他地方也很难见到规模如此庞大的献身于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利斯曾详细地记录了一个慈善团体的事迹。这个慈善团体在八年间救助了“4500个家庭，使他们摆脱了贫穷，过上一种自豪的、独立的生活，不再需要救济”。他还记录了几个贵夫人的感人事迹，“她们所取得的业绩是任何一个政府机关都无力做到的。她们一共救助了六万名流浪街头的儿童”。
这些记录并不鲜见，19世纪90年代的报纸杂志有过大量的类似报道。当然，雅各布·利斯及其同龄人并不是说，一个世纪之前的那场与贫穷的战斗取得了胜利；甚至也不是说，这场战斗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利斯富有哲理地写道：“都市对于大多数的人，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对于飞蛾。”虽然一些人从贫穷潦倒的泥潭中爬出来，但很快便有其他人顶替了他们的位置，等待着火的考验。可是贫穷斗士们从中看到了运动的希望。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漫漫长冬凝积的冰块，还看到了那清冽的泉水冲破坚硬冰块的阻拦，流入穷人们的心田。这种动感与最近几十年美国令人沮丧的贫穷凝滞状态——好几代人对社会救济的那种普遍依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那时人们的乐观心态与目前普遍存在于穷人中的堕落沮丧与富人中的玩世不恭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同情的七大标识慈善事业的工作者
一个世纪之前，他们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不是漠视，不管这种漠视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在19世纪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并没有深深扎根于社会。当然，成功的秘诀也不是对穷人施舍钱财，更不是那场反对中央集权统制（指政府负责慈善救济的“户外救济”制度）的胜利。他们也认为，私人机构也有可能像政府机构一样腐败。是的！绝不是上述这些。100年前，从事慈善事业的工作者主要是被七种概念所鼓舞、激励。如今的社会慈善活动中，这七种概念却被人抛进了壁炉。为了方便记忆，我把这七种富含哲理的概念按字母排序（从A到G）为：亲情（Affiliation）、契约（Bonding）、分类（Categorization）、明辨（Discernment）、就业（Employment）、自由（Freedom）和上帝/主（God）。如果我们能弄清这七种概念在实际中是如何运用的，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发现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在。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世纪前人们在慈善实践中所强调的“亲情”着手。100年前，许多人抛弃了家庭，就像现在一样。教会团体和希伯来慈善联合会坚决与这种社会现象与趋势做斗争。那时，许多年轻人离家出走，有些老人甚至还与子女失去了联系。为此，慈善组织要求所有志愿者努力“修复破裂的家庭关系”，“强化遭到削弱的教堂或社会纽带”。大家一致认为，救济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发放物质救济，而在于“将亲情……重新纳入到正规的工艺劳作与社会生活之中，重续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割断的社会纽带，正是这些社会纽带将他们这些人与社会上其他人联结在一起。”
实际操作中，在真正贫穷的个人或家庭申请物质救济之后，慈善工作者便开始找申请者谈话，调查他们的社会背景，以从中发现“谁与他相关并能帮助他”。接下来，慈善工作者会设法与他的亲戚、邻居，或者同事、教友取得联系。巴尔的摩慈善组织协会的玛丽·里士满说：“发放救济而不通知其朋友和邻居的做法存在道德缺陷”，“每当邻里间的自然纽带因我们的好心却是不明智的做法而削弱的时候，穷邻居注定会越来越穷、越来越懒。”在某一贫困对象需要物质支持的时候，慈善组织设法从其亲戚、邻里、朋友处得到资金与物质支持，而不是从一般性的广大群体中获取这种支持。一位牧师说：“因事制宜地募集救济物资虽然麻烦一些，却具有很多优点。它加强了家庭亲情，加强了邻里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联系，而不是削弱了这些联系。”
不管是对于年轻人还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亲情纽带都显得非常重要。波士顿慈善联合会的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件非常典型的慈善活动：一位鳏居老人申请救助，“联合会经过调查发现，这位老人有亲戚，他还有权要求他们提供赡养费。”他的一个侄子“没有任何赡养能力”，但他的妹夫——已有25年没有与他联系了——“答应定期给他寄来养老金”。他后来真的定期寄来养老金，基本上满足了老人的生活需要。后来，这位老人还结了婚，并与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安度晚年。负责这件事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我们不做认真调查”，虽然这位老人仍然可以得到面包，但他将只能“凄凉地在他那肮脏的小屋里度过余生”。同样，慈善组织为了让被抛弃的年轻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会想方设法将他们安顿在相应的家庭里，而不是安置在什么收容机构里。这样，他们可以尽快让孤儿享受家庭的温暖。
亲情同时也意味着宗教或民族之情。“纽约慈善组织协会”询问申请人的宗教信仰或他们的成长背景后，将他们推荐给当地相应的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当然，也有一些慈善团体看重民族血缘关系。“比利时慈爱协会”、“中国医院联合会”、“法国慈爱协会”、“德国女性协会”、“匈牙利联合会”、“爱尔兰移民协会”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具有民族背景的慈善团体都在纽约设有办事处，他们不希望同胞的处境与行为让他们蒙羞。在个人层面上，往往同胞会帮助同胞走出困境。
当申请救助的成年人确实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志愿人员会设法与之“搭建家庭”，形成某种“契约”关系。一个世纪之前的慈善事业志愿者通常并不是忙碌于文字事务或是救济发放事务，慈善组织更多的是要求他们通过多年的努力，改变被救者的生活面貌。每一位志愿者的职责虽然不多却很重大。“费城组织慈善救济协会”认为，“新搭建的临时家庭，其成员不要太多，三名至五名成员就足以能无时无刻地让这名申请者处在慈善事业志愿者的影响之下，让他每时每刻地感受到友情与关爱。”当然，这些志愿者并不奢望他们能轻而易举地从被救助者那里得到满意和热情的回应，那样未免过于天真。相反，费城协会告诫志愿者，“有时你难免会感到灰心丧气”，但无论如何，“你必须保持最大的耐心，最坚定的信念，以及最博大的仁慈之心”。
同情的七大标识无意改变
尽管有失败，但成功的例子也不胜枚举。《美国希伯来》杂志在1898年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过惯了“不劳而食”的日子。在临时家庭里，志愿者们“以极大的耐心，劝他自食其力”。他很快真的自食其力了，并且重新得到了家人以及所在社区的尊重。同样，有一位坏女人，在临时家庭里，“经过慈善人员持续几个月的不间断的关爱、约束，最后，她终于表示愿改过自新”。有一个男人，一度工作热情非常高昂，后来由于一场疾病，他不能再从事过去的工作了。经过慈善人员的一番帮忙，他后来学会了一门新手艺——补瓷器。“印第安纳州社会工作大会”上的发言者也定期汇报一些“‘不劳而食’之徒如何被改造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的故事。
成功的关键在于志愿人员愿意投入大量的个人精力。“希伯来慈善联合会”的纳撒尼尔·罗西瑙认为，好的慈善活动不能只靠“蛮干和慈善机构官员机械式的运动”；慈善杂志《施以援手》定期提醒读者，他们不能“只履行施舍钱财一项义务……那种单方面的慈善好比缺了一边的钳子”。而诸如“波士顿慈善联合会”等热爱人类的团体则认为，他们的作用不能只是筹集更多的救济金，而是发挥一个“指导作用，指导穷人与善人相互沟通”，从而帮助市民超越“税单或施舍”的角色。《慈善评估》在对污言秽语予以密切关注的同时，还强调理解慈善真义的重要性，“慈善的本义是‘爱’，而不是已经庸俗化的了‘施舍’之义”。
但这种人与人的接触与沟通并非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分类”将帮助志愿者，尤其是中产阶级教会成员，参与慈善活动。慈善组织要求志愿者在他们第一次接触申请者的时候，要进行仔细的“分类”。慈善组织对待每一个申请者并非人人平等，加之因为他们是私人机构，他们也不必如此。慈善组织协会一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