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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钱的第二天，母亲领着弟弟步行30里，30里啊，天还没亮就出发，走到下午1点才来到武穴人民医院。作胸部X光透视和挂号费加起来一共是5角5分，取药是免费的，剩下2角5分钱娘舍不得花。晚上，母亲带着弟弟到武穴的一些饭店捡剩的充饥，当晚母子俩相互依偎着在武穴人民医院的长条木椅上度过了一夜。从那时起，弟弟就发誓要好好读书。那时候，“穷”字一直缠绕着我们家，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天天缺吃、少穿、没柴烧、愁住房……
父母经常说：“我们家穷，你爷爷没能留下房子，就算留下了，也不够你们兄弟四人住的，现在我们要省吃俭用，要为你们四兄弟至少每人盖一间房子，你们以后就不用愁没房子住了，挣来的钱就可以拿来干其他的事了。不然的话，你们连老婆都讨不上啊？选”
我读书时，一年能用上3枝铅笔就是很幸运的事了，都是3分钱不带橡皮头的那一种，如果有一枝新的带橡皮头的铅笔，我就高兴坏了。
那时买布做衣服要靠布票。我们家分的布票全部卖了，一家人穿的衣服主要靠生产队分的棉花。多亏了我娘有一双勤劳的、灵巧的手，她虽然没有穿过绣鞋，也没有枕过绣花枕头，但她却是方圆5里闻名的绣花能手。娘心灵手巧，不论学什么，一看就会。她白天在生产队干体力活，夜晚纺线，为一些出嫁的姑娘绣嫁妆。别小看这些细活儿，我们家的一些小的零用钱完全靠娘绣花换呢。全家人穿的衣服 耆磕锿砩戏南咧肌Ｄ镒苁窃谙掳胍构辛瞬潘换岫负跏侨找乖诟苫疃？
我们家在全村来说，算是最穷的。说起卖口粮，当时只能偷偷地干。一旦被抓住了，那就是犯投机倒把罪，就是走资本主义的罪证。
我那已去世的可怜可敬的父亲，当时长年冒着随时坐大牢之风险“坚定不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偷卖自家的口粮？选每次卖粮食，父亲都是天黑就出发，挑着百十斤重担，往返70多里去县城。
那时也不仅仅我父亲一人偷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父亲说，到了县城，那儿“走资”的人可多啦。城里人也饿得发慌，半夜时分起床到通往乡村的路口接应我们“走资”的农民兄弟。那时也无假货，城里人趁月光或手电筒稍验一下货质，迅速过秤付款，背起就走人。一切都在静悄悄中进行。
父亲每次从县城“走资本主义道路”回来家里，放下箩筐，就倒在床上喘气出冷汗，连声说：“累死了？选累死了？选”这时的母亲就躲在一旁抹眼泪。
父母的苦难经历时刻提醒着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而活出人样的方法就是读书。不读书，你就永远翻不了身。
父母没文化，讲不出关于家教的大道理，但是他们的一言一行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特别是大弟弟那一场病，使他彻底认识到惟有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这一事实，从此他努力学习，终于考上了名牌大学。今天来看，父母其实是以他们苦难的人生经历对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家教，他们那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时刻敲打着我们。
怎样才能让孩子知道好好读书的意义，让孩子们知道考上名牌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让读好书、考上名牌大学在孩子们的心中“润物细无声”，入耳入脑，然后使孩子自身形成一种好好学习的习惯呢？这就是父亲所进行的家教实验的最终目标，也是他跟我们讲述这些“苦难史”的良苦用心啊！
第一章辍学、务农、苦工——我们的平民父亲
“穷”是父亲的童年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是最痛的伤。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母为了养家糊口，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去挣工分。而我，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自然担当起带弟弟、放学捡粪、拾柴、做饭等家务，下面还有3个弟弟要读书，家庭的种种负担迫使我离开了向往的学堂。14岁时，我从仓头初级中学辍学了，从此失去了这辈子在课堂学习的机会，现在一想到离开学堂，我就忍不住想大哭一场，多少回在梦里哭湿了衣襟？选
直到如今，我每年都要做几次上高中的梦？选辍学，一个多么令人万般无奈的词语啊？选
我辍学之后，就在家里劳动。我的年纪虽然很小，但是也要和大人们干着一样的活。
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每顿吃的都是糠粑团子。最幸运的时候也只是有稀米汤、红薯野菜，一年难得吃上一次干饭。而我因为不能继续读书和饿肚子经常跟家里赌气，娘气恼时免不了失手打我。我哭，娘却比我哭得还要伤心。
我就说：“娘莫哭，您打得一点都不疼，您再打几下吧！”
这么一说，娘就再也下不了手了，搂着我，比我哭得声音还大，还不断地捶打自己，一个劲儿地说：“娘没能耐，对不起俺娃，不能让娃继续上学读书，只能跟咱受苦，享不了福。”
我们母子抱头痛哭。虽然满腹委屈，但是看见无可奈何的家庭，我也只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了，把上学读书的“美梦”永远地埋在了心底。
辍学后，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当年冬天，我与成年劳动力一道搞水利建设，主要工程是将一条乐斯河改道加深加宽，人工造大坝。每天天不亮就下河，天黑才收工。工地上我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却要和大人一样挑着七八十斤重的泥土爬上三四米高的大坝。而我那时的体重才35公斤。
挑着比自己还重的泥土，回想起在学校里读书时的情景，我常常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知道自己今生永远与心爱的学校告别了，不能上高中将成为我无法弥补的遗憾——上大学更成了我一生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
第二年，我又参加了围湖造田工程的建设。记得在围垦太泊湖和白水塘工程时，我一天干12小时，近百斤重担时刻在肩，一天到晚来回于五六米高的大坝上，每天天不黑不收工，收工后就近住在邻村村民家中的地上，在猪、狗旁放一些稻草，两人合成一组，各人拿出一套铺盖。有时免不了半夜里滚到猪窝里与猪睡一晚上，我就滚到过猪窝好几次。
有一天收工后，下着雪，还刮着刺骨的北风，我要回家更换用坏了的铁锹。一路上，我又冻又饿，雪花落地成冰，路非常滑，我一连摔倒几十次，到家后便不省人事。
到了家，母亲一边为我脱着身上快结成冰的破旧衣服，一边抚摸着我手上冻裂达一厘米宽的伤口和冻得快要腐烂的脚后跟及脚趾，伤心地哭着说：“是前世的罪孽让你们兄弟跟我受苦啊……”
父亲说那时他就发誓，今后要好好教育孩子，要让孩子上高中考大学，要进名牌大学，不要像他一样进工地做苦工。
第一章 “富三代”理论军人父亲（图）
2005年4月22日，父亲在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节目中做嘉宾。这是父亲与央视著名主持人张绍刚在演播厅共同做完谈话节目之后的合影。
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没上过高中，也没读过大学，但他的一生中却有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当兵历史。
1978年，我应征入伍，来到铁道兵第一师第五团十三连。当时部队正兴起学文化的热潮，连队开了初小、高小和初中文化补习班，我拼命地学习，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文化知识。
由于我学习认真勤奋，各方面的表现突出，入伍第一年的9月份，我被提升为副班长，并任连队团支部副支书。
连队对通讯报道工作很重视，连队领导经常号召人人拿起笔来写报道。为了提高官兵的写作水平，激发学习积极性，连队每年专门举办一两期的通讯报道学习班。记得连队当时有一位副指导员，名叫赵世松，是我的湖北同乡，可能是出于同情，看在同乡的分上，有意照顾我休息几天，便让我参加了一期通讯报道学习班。
说心里话，入伍前我连写信都困难，报纸上的字有许多不认识，怎么写通讯报道啊？选即使在今天来讲，写文章登报的事也是难于上青天，更何况我是个半文盲。但我把这视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地学，拼命地学。
每当休息时，战友们就三三两两聊起了天，或是相约打球，我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报，练习写作。拿到一张报纸，我就从头看到尾，一篇一篇地仔细研究人家是怎么写的，假如是我又要怎么写。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想到，通过这7天的培训，奇迹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创造了一人两篇文章见报的“神话”！
那一期学习班一共5个人，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新兵，而且也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但是我的文章却发表了。一篇登在《铁道兵报》上，内容是战士们积极学习文化知识的情况，另一篇被《安康报》刊用（现在叫《安康日报》），内容是讲要孝敬父母。这两篇小稿虽然署名是我，其实是老兵帮我重新写了一遍之后投给报社的，而我仅仅是提供了两个素材而已。
自从这两篇小稿见报之后，我几乎成了全连的明星，领导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不但连队里的通讯报道学习班我能参加，还有幸可以参加营里每年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通讯报道学习班呢。可是，自此以后，一年多时间里，虽然我天天在写，可就是见不了报。不过，我有自知之明，凭我的水平，只怕是我的名字再也变不了铅字出现在报纸上。原来，自那两篇小稿见报之后，老兵再也不肯帮我改稿子。
领导经常问我：“小库，怎么不写了呢？要多见报才好。”他哪里知道，我几乎是天天写啊！但寄出去的稿子都如泥牛入海！有时，稿纸用完了，我不好意思去向文书要，就用自己的津贴买。那时投稿是免费的，信封、稿纸是可以随便领用的。没有这些条件，我是不能天天投稿的，因为我买不起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