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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 “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搂住他的肩头，这金子般的言语啊……
“我已经如愿以偿了！我虽然趴下了，一时三刻难以站起来，没有关系。我们俩总有一个人没有趴下，这就够了！”他诚挚地说着，神态安静，“没有办法，我现在还要去做工，要养活孩子，供给他们上学。你日后在哪里发了作品，甭忘了给我一本……”
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老张让我们聊着，自己先告辞走了。
我和惠畅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谁也不想去挤汽车或电车，只是悠悠地走着。街道两边的一株株古槐，浓密的叶子变成墨绿色了，初秋的天空，洁净而高远。
“生活怎样？”
“活泛多了。我包这批门窗活儿，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几百元。”
“孩子念书行吗？考学有希望没？”
“考学？我看玄乎！娃娃倒是用功。”
“注意身体，挣得够养家就行了……”
“你也保重！咱们都不是二十年前那时候的体力了……”
惠畅打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口吻执拗，不容推辞，他说有重要事情相商，暂时保密。
我走进惠家庄，他在原址上的厦屋已经拆除，留下一堆废旧的土坯。问问临近的人，说是不用再问，惠畅已经在村子东头盖下新屋，那幢两层楼房便是。
走过村巷，刚刚泛绿的杨树枝桠中，可以透见一幢漂亮的小楼房，红砖墙，天蓝色的楼栏，米黄色的窗棂，在嫩绿的树叶的映衬下，使人容易想到是退职还乡的高干的居室。
惠畅正在院子栽花，抖着手上的泥土，哈哈大笑：“如何？看看我这别墅如何？”
他在自压井管下洗了手，摔着手上的水珠，引我上楼，说：“请你先参观我的书屋。”
二楼东边一间屋子，摆着三个书架，散发出油漆的气味。书架上摆满了一色新的书籍。临南窗摆着一张书桌，笔墨整齐地置于案头。我真有点惊呆了。
“如何？”惠畅得意地笑着，“这个学习环境如何？”
“我好坏算个搞专业创作的，也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我说，“你可真是阔气了！”
“比较阔气一些了！”惠畅矜持地笑着，“不多！我现在存下两万元了。”
“嗬呀！两万？”我吃了一惊。
“你能拿多少稿酬呢？”他坐在藤椅上，捏着纸烟，“充其量也不过我的十分之一……”
两年多来，我和他很少照面了，我知道他在小河的沙滩上办起一个水泥预制厂，专门预制水泥楼板。我曾经想到，他已经四十多岁，创作上怕是很难再有进展了，搞点实业，赚点钱，把后半生的生活过得舒服点，也许更实际。那个预制水泥楼板的小厂，够他忙乎的，我因此和他减少了往来。想不到，不到三年时间，竟然是这样一番天地。
“我从今天起，要做专业作家了！”惠畅从藤椅上站起，向我宣布，“我给自己创造下条件，现在要潜心读书，立志创作了！”
他告诉我，水泥预制厂办起不到三年，已经赚下两万多元了。儿子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来在他的厂子里做工人。今年春节一过，他把这个预制厂交给儿子去经营了。
“小子有魄力！只有十八九岁，管理这个小厂子还挺有办法！”惠畅很赞赏自己的儿子，向我夸耀，“秀花怕把这宝贝挣了，叫他学习写作，让我办厂子。这小子顶撞他妈说，‘俺爸的黑路我再不蹈此覆辙！我要以实业兴国安家！’你听听现代派青年的口气多大！”
“你现在……还不死心？”
“死不下这个心思！”惠畅说，“我和儿子谈了，又跟秀花谈了，家庭会议一致同意我的申请，让我退下来读书。秀花真不错哩！她说，‘甭急，哪怕十年时间发表一篇，也算争了一口气！’我的决心是，临死前能叫出一声来，也算我没白活 ……”
“噢呀……”我深深地被他感动了。
文学，这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魔鬼！一经缠住一个灵魂，足以使人终生难以解脱。我忽然记起这样一个人来，那是秦岭山根下的一位农民业余文学爱好者，50年代未发表过几首新民歌之后，一直在写啊写着。新民歌不兴时了，他写自由诗。诗歌写不出名堂，他又写小说。至今已经脱落了两颗门牙，年过五十的小老头了，怀里抱上孙子了，他还在写着哪个杂志也不肯发表的小说。他来找我看他的稿子，我首先很难受，想劝他好好搞点家庭副业，把屁股上的补钉裤子换下来，却又不忍心伤害他依然不减的创作热情……惠畅比他聪明多了，先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可是和那位老头一样，依然迷恋于文学这个魔鬼！
“县委通讯组两个同志来找我，要写我致富的事迹，还说要在全县树立我这个致富模范。我全部谢绝了！”惠畅笑着给我说，“我心里说，我挣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学习条件哩！”
“现在，你可以潜心静气地学习了！”
“我作出两大决策，全都在家庭会议上通过了，刚才说的关于我搞专业创作的事，算一条。另一条是——”惠畅又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个不安静的家伙现在十分兴奋，“我拿出五千元来，交给县文化馆，设立创作奖金。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头等奖；在省内刊物上发表的，设二等奖；在县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评出三等奖。鼓励咱们县上的业余创作。我一生未能酬愿，我希望本县多出几位作家。我们这个县哪！人杰地灵，该当有更多的文人豪杰出世……”
“你可真想得出！”我说，“和文化馆联系了吗？”
“已经说定了。”惠畅说，“县委书记听到这个事儿，专门找我谈了话，鼓励我……”
“一种义举！”我说，“国家设下茅盾文学奖，你在本县设奖，以什么命名呢？”
“农民文学奖。”惠畅说，“我已经和文化馆赵馆长商量确定了，今年底、明年初举行第一次颁奖活动。”
“颁奖时，请告诉我一声。”我说。我已经离开县文化馆了，对本县的这一创举十分感兴趣，“我来看你第一次颁奖。”
惠畅领我到小河川道里去，参观他的工厂。
河堤上和灌渠上的一排排杨树和柳树，披一身新绿，泛起朦朦胧胧的柳烟。麦苗起身了，绿毯似的铺满了河川里的田地。温暖的阳光静静地沐浴着春天的河川，使人脸上感到暖烘烘的了。
河湾的堤坝里，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在忙着，和灰的和灰，推砂石的推砂石，水泥搅拌机哐啷啷响着，紧张而又繁忙。小伙子和姑娘们早丢剥了棉衣，只穿着鲜艳的绒线衣干活，使人可以感到青春的活力。
一座简陋的砖瓦房，冒着烟，老远可以看见，秀花腰缠围裙，正忙着什么。惠畅告诉我，秀花给工人们做饭、烧水，兼当材料保管。
惠畅指着一位小伙子给我说，那个正捉着捣浆机的青年，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正说着话的那个青年，是那位团支书的儿子。俩娃在学校时很要好……没有办法。他们毫不理会他们的父亲之间的纠葛，而只顾自己交朋友。惠畅一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