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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八月的黄昏，在从城边石桥返回家中的路上，我遇到了迎面走来的花儿。不是花儿一个人。花儿挽着一个比她高出一头、戴着眼镜的家伙，两人身体挨得很近地向我走来。可能因为天色较晚，花儿一直走到近前才认出是我。花儿发现是我之后，有些手足无措，甚至有点惊慌。我也有些慌乱，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迈动脚步。于是，我与花儿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夏日黄昏的天光下。
我注意到，花儿个子长高了。花儿更漂亮了。花儿穿着一条宽大的裙子，绿色背景上点缀着白色的小碎花，在晚风的吹拂下，整个裙摆飘动着，使花儿显得优雅而高贵。
我的大脑停止了思维。我的唇舌似乎被施了魔法，竟脱口而出对花儿说，你的裙子真像孔雀。
花儿愣在那里，不说话。“眼镜”打量着我，又望着花儿，问，你们认识？
花儿动了动嘴角，却什么也没说，拉着眼镜疾步走开了。
晚风吹动着她那宽大美丽的裙摆，也把花儿的声音传送过来。我听见花儿对她高大的男友说，别理他，一个小流氓。
花儿的声音是那么好听，但她的话却像一万把尖刀，把我的心戳烂了。
一个小流氓。花儿竟然这样说我。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说我是小流氓，我也不会这么难过。
我呆呆地注视着花儿离去的背影。喉咙里好像突然间生出一个硬块，吐不出又难以咽下。我的心憋闷得难受。
几天后，我到街边小巷一家小卖部买东西，在那里遇到了花儿的男友。他冷冷地望着我，用力撕开手中的香烟，从中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猛吸，动作夸张，神情傲慢。我很生气。我压着火走过去，认真严肃地对他说，花儿本来是我的媳妇，我们是从小就订好了的。现在她跟你好，你可不准欺负她。
眼镜突然一拳向我挥来，我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打倒在地上。小卖部门边坐着几个摇扇子乘凉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看到这一幕，哄然大笑起来，纷纷说我是脑子有病，是花痴，是想媳妇想疯了。
就这样，在几位妇女的启发下，不久之后，三好街的居民们对我本人以及我所做过的事情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给我重新拟定了判词，说我是精神病。
如果说劳动教养是我自作自受的话，那么，被人当成精神病人，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是我今生最为蒙羞的冤案。
但是我的家人的体验却恰恰相反。自从我被判定为精神上有毛病之后，母亲多年没能在人前抬起的头颅，终于有了某种角度上的变化。家中其他的人好像也终于长出一口气，他们似乎觉得家里出了个精神病人，听上去总比出了个流氓要好得多。
他不是流氓，他只是脑子有病——他们终于可以在人前这样挽救自己的面子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脑子没病，我绝对不是精神病人；除了那件事我管不住自己之外，其他一切我都正常，跟所有正常的人完全一样。
我被当地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我被关进医院，跟那些真正的疯子关在一起，接受药物和胰岛素治疗。三个月之后，我出院了。看上去我比以前老实了许多，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体内那种躁动和欲望并没有被成功铲除。
出院后，我被左邻右舍视为疯子。以前，我被他们当成流氓，他们投向我的目光是厌恶，是鄙视和轻蔑，而现在，他们投向我的目光则是恐惧和怜悯。他们的目光是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是健康人对病人的那种廉价的同情。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目光。我宁愿被人们视为流氓，那样的话，我至少不是弱者，我用不着他们可怜。于是我继续作案。但这时人们似乎能够原谅我了。他们把我的行为当成不正常人的不正常之举，这样一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我的行为就是可以解释的、是正常的了。
这个世界真是有些奇怪。
我被当成精神病患者之后，母亲便不再跟踪我。她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不再担忧我被公安机关抓走了。
于是我得以整天在城里闲逛。
我们县城近些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那些木板搭建的公厕被相继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水泥与砖块相结合的产物；其次是公厕的数量锐减，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木板厕所都有一个结实的继任者，往往是整条街上也见不到一处这种东西。有关的生理问题，许多人已经在自己家中就可以解决了。
然而我的问题却因此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我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却很难找到机会从而达到目的。我为此焦虑，痛苦，坐立不安，甚至感到活着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我经常冲母亲发火。我也不像从前那么害怕父亲了。因为我已经长得人高马大，而父亲，他已经老了。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城边那条枯水河。现在它已经被改造成县城唯一的动物园了。那里的动物品种少得可怜，不过是几只脏猴，两只笨黑熊，还有一些呆头呆脑的鸭子——当然没有孔雀。我心目中最为美丽的孔雀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呢？
我之所以喜欢流连在动物园周围，并不是指望着有一天能在这里看到孔雀，而是，动物园里还保留着一处从前样式的简易公厕，可以让我有所作为。
因为屡有作为，我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常客。
几年后，我遇到了一位心理医生，是个温和的中年男人。尽管这医生仍然是精神病院的，但我不想称他为精神科医生。
心理医生对我说，我的病他能治好，但需要我的配合。而我却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精神病吗？医生很干脆地否定了，这令我很满意。于是我问了第二个问题：我是不是流氓？医生笑了一下，说，不，不能这样说。他说，你是心理上的毛病，不是品德方面的。
于是，我非常感激这位医生，并很乐意配合他的治疗。
我们每周见一次面。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医生分别用心理动力学方法、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对我进行治疗。也就是说，他先是通过谈话让我追忆，让我沿着时间这条绳子的纹路一直往前回想，这自然会挖掘出我五岁那年的事情，医生说这就是问题的起源。他说许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都是儿时形成的。接下来，医生开始调整我的认知结构，通过启发让我明白，我的窥视行为是一种儿童式的、满足初级性欲的方式，不是成年人所应该具有的。医生问我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有没有想过恋爱、结婚和生孩子这样的事？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只是偶尔想过，但不是很强烈。我说，我最强烈的愿望还是偷看，看一次就立即感到轻松和满足了。医生说，这就是你病的本质，你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已经是正常成年人的水平，但你的性心理年龄仍然停留在四五岁小孩子的阶段。我觉得医生说得非常有道理。
在我第七次走进医生的诊室时，医生面带笑容地说，今天，送你件礼物。
我的心理医生送我的礼物是一只婴儿用的奶瓶。
医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饿的时候，就用这个奶瓶吃奶。
我愕然，半天说不出话来。
医生微笑了，说，你看，说到用奶瓶吃奶你就这么吃惊。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说，医生，我是大人啊，怎么能用小孩子的奶瓶？
医生说，这就对了。你是成年人了，你会觉得用奶瓶很不正常，也很不好意思。那么，当你体内有了本能的冲动时，你是不是也应该用成年人的方式去解决？
那次治疗之后，医生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就是，把奶瓶时时带在身上，一旦又有了窥视的冲动，就把它拿出来，用它吃奶。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很听话地按照医生的叮嘱，奶瓶不离手，且里面灌满了奶水。有好几次，我又有了那样的冲动，于是我一面克制自己不立即行动，一面拿出奶瓶，放在嘴边猛喝一阵。
我的吃奶行为让家人充满了担忧。
这个时候，我的家中只有年迈的父母了。姐姐和妹妹已经远嫁，离开了这个被我玷污了的家庭。只有双亲接纳着我。尤其在我“精神分裂”之后，父亲已经不打我，母亲也只是唉声叹气，并不过多责骂我了。
看到我拿着奶瓶在房里转悠，偶尔还吃上几口，父母真的感到害怕了。从他们的目光和悄声耳语中可以判断，他们肯定以为这一回我真的精神分裂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午后发生的一幕。那一幕场景几乎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性事件，是洒向我昏暗生活的一缕明媚的阳光。
那天午后我走出房门，在院子里转了一阵，感觉天气非常不错，便摊手摊脚地半仰在一把椅子上。我的健壮的四肢沐浴着柔和的微风，每根汗毛都在收集着太阳的能量。我能感觉到，又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在我体内开始蠢蠢欲动，我只好赶快用奶瓶“吃奶”。这时，我忽然发现，院门口出现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儿，正在探头探脑地向我这边张望着。女孩儿长得很可爱，两只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我猜想她可能是看见了我手中的奶瓶吧？我情不自禁地站起身，走到女孩儿近前，弯下腰对她说，你是不是想要叔叔的奶瓶？小女孩儿无邪地笑了。
这时，过来一个年轻女人，一把抱起女孩儿，转身便走。女人的脚步由疾速渐渐变慢，终于，在五六米远处停下了。女人缓缓地回过头来，我这才看清，她是花儿。
花儿瘦了很多。花儿的脸色比以前白了。花儿穿着一身素色衣裙。
在与我对望的那几秒钟时间里，我发现花儿的眼神有了变化，那里面仍然存有几分戒备，但已经不再是轻蔑和鄙视。那目光里已经有了些许温和的成分，而且，似乎深藏着几分淡淡的无奈。
那短短的几秒钟让我经历了一次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