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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就这样去世了。他永远停止了呼吸，也永远停止了思考。虽然从外表看，他好象只是睡着了，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西尔薇代波伏瓦通知了萨特最亲密的几个朋友，《现代》编辑部的同事：郎兹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们立即赶了来。医生允许他们在萨特的房间呆到第二天早晨５点。波伏瓦让西尔薇拿些威士忌来，他们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日子、他早年的生活、他们该做些什么。
早在1971年底萨特就谈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从简，他要求火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而希望另葬一地。最后，他希望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为他送葬。他们应该按萨特的遗愿来安排他的丧葬，决定先暂时把他葬在蒙巴拉斯公墓，葬礼完毕后再把他送到拉雷兹神父公墓火化，然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蒙巴拉斯公墓安放在一个永久性的墓中。
正当他们商讨这些事情时，记者们已经获得消息，拥到这栋楼房的周围。博斯特和郎兹曼出去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藏了起来，但没有设法再溜进来。最后波伏瓦要求留下同萨特单独呆一会儿。她想挨着他躺在被单下面，但一个护士阻止了她：“不行。注意……坏疽！”原来萨特背上的褥疮，实际上是因为缺乏血液循环而生的坏疽。波伏瓦在被单上躺了一会儿。恍惚之间，她觉得萨特并没有真正死去，他只是睡着了。5点到了，护士们走了进来，她们又铺了一条被单和一块罩布在萨特身上，把他带走了。
以后几天，波伏瓦先是在郎兹曼家，然后在西尔薇那里度过，一来是分散因萨特去世而感受的孤单和痛苦，二来是躲避电话和记者的骚扰。波伏瓦的妹妹波佩蒂也专程由阿尔萨斯赶来陪伴姐姐。波伏瓦翻阅着报纸，那上面有对萨特逝世的报道。此外还有大量的电报。
郎兹曼、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萨特的丧葬事宜。葬礼原定于4月18日，后来推迟到19日，以便有更多的人参加。德斯坦总统表示，他知道萨特不希望为自己举行国葬，但他可以提供萨特的安葬费用。波伏瓦他们拒绝了这个好意，而德斯坦坚持要向萨特的遗体告别。
4月18日，波伏瓦来到医院的前厅，想在萨特安葬前最后看一看他。萨特被放进棺材，穿的是他去歌剧院时常穿的那套衣服，这是波伏瓦房间唯一的一套萨特的衣服，西尔薇不愿到萨特房间去找别的衣服，就拿了这一套。萨特面部表情安详，就像在熟睡一般。
出殡的那天，一大早，波伏瓦和一些朋友又来到这里。人们已经给萨特作了殡葬准备。他的脸没有遮盖。在波伏瓦的要求下，一位带相机的朋友给萨特拍了几张照片。又过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翻过床单盖住了萨特的脸，关上灵柩，把它带走了。
波伏瓦、她的妹妹波佩蒂和阿莱特上了灵柩车。前面有一辆小汽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花束和花圈，还有一辆巴士载着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灵柩车后面是巨大的人流，大约有5万多人，多数是青年，他们是自发地为萨特送葬的。这正是萨特所希望的浩大场面！
路上波伏瓦听到敲击车窗玻璃的声音，这是一些偷拍照者把镜头对着窗户想拍照。《现代》编辑部的同事和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立即手挽着手，在灵柩车后形成一道屏障，来保护波伏瓦她们。在送葬过程中，人们群情激昂，但是秩序井然。郎兹曼感叹地说：“这是1968年5月运动以来最后一次游行了！”
波伏瓦默默对自己说：“这确实是萨特所希望的葬礼，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年轻时萨特写过一个幽默讽刺剧，剧名就是“我有一个好葬礼”，说的是一个人死了后，在街角处看到给自己送葬的队伍。也许在冥冥之中，萨特也看到了自己壮观的葬礼？
蒙巴拉斯公墓到了。当波伏瓦走出灵柩车时，灵柩已经安放在墓底。波伏瓦有些站立不住，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这个打开的墓旁。这时她的心中一片空白，只是模模糊糊看到人们登上围墙，登上坟墓，密密麻麻，一望无边。
当波伏瓦站起来要回到车上去时，人群是这样拥挤，虽然只有10米远，她几乎无法走过去。她感到十分虚弱，恐怕自己支持不住，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倒下去，不要倒下去！”安葬了萨特后，波伏瓦和几个朋友又来到郎兹曼家，他们不想马上分开，就找了个餐馆要了单间吃晚饭。往后的事情波伏瓦记不起来了。她喝得大醉，最后几乎是被人抬下楼梯，送回她家中的。
以后3天，波伏瓦住在西尔薇家。当23日上午送萨特的遗体去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时，波伏瓦已经是心力交瘁，无法前往。波伏瓦昏睡着，从床上掉了下来，在地毯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坐的姿势。郎兹曼和西尔薇从火葬场回来时，看到波伏瓦已经是神智不清，口说胡话。他们立即把她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炎。她病了很长时间。
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的去世使波伏瓦的生命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她的身体十分衰弱，在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处于痛不欲生的精神状况之中。但波伏瓦终于慢慢地恢复过来了，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这首先是关于萨特的。
波伏瓦开始整理1974年8…9月萨特同她在罗马和巴黎的谈话。这是萨特的口述自传。他在《70岁自画像》中介绍说：“我和波伏瓦开始写这本书，这是《词语》的续集。”他俩围绕着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为若干次进行这个谈话。现在波伏瓦根据录音材料对这个谈话作了一些修订，使它有一个适于阅读的形式，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它的自然色彩。
与此同时，波伏瓦开始写萨特最后10年生活的回忆录，其素材是她的日记和可能搜集到的其它许多材料。本来在1972年完成《归根到底》后，她已经决定不再写回忆录了，这书名本身就有了结的意思；但萨特的逝世使她改变了主意：她对萨特那一缕深切的的怀念之情终不能自已，于是饱蘸着不尽的情思写下这最后一部传世之作。
以前的回忆录都是自传性质的，虽然每一部都含有反映萨特生活的内容，还是以叙述波伏瓦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而这一部回忆录，正如她在书的开头所说，全都是关于萨特的，她在书中尽可能地少谈自己。波伏瓦说，这是她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萨特读到的书；它是整个地献给萨特的，但他再也不能看到它了。在这个题名为“向萨特告别”的回忆录中，波伏瓦逐年逐月记述了萨特最后10年的生活情况：他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写作，他的度假，他同女人的交往，特别是他的病情以及他对病魔和命运的抗争。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永别的仪式（2）
这个回忆录保持了波伏瓦的一贯风格，记载事件准确明晰，详略得当；勾勒人物简洁有致，生动传神；描绘景色明丽如画，使人如临其境。而她对萨特的深厚感情流动贯穿于全部文字之中，悱恻缠绵，体贴入微，感人的力量更甚于以前的作品。波伏瓦对萨特熟悉和了解的程度再无第二人可比，她对各种事件的记述尽可能做到真实客观，哪怕是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如彼埃尔•；维克多和萨特的养女阿莱特•；艾卡姆，她也如实记下他们同萨特的密切交往和萨特对他们的重视，这样，她的这个回忆录作为史料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
波伏瓦把这个回忆录和这个长篇谈话放在一起，作为一本书出版。起一个什么书名呢？思前想后，10年前的一个场景浮现在波伏瓦的脑海里：1971年暑期，按照惯例，萨特要先同阿莱特在一起呆３星期，然后同万达呆２星期，与此同时，波伏瓦同西尔薇一起旅行。然后他俩在罗马会合。然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波伏瓦很是为他担心。他们分别时波伏瓦十分伤感，而萨特给了她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波伏瓦摸了摸他的肩膀没有回答。从此，这个微笑和这句话作为定格永远留存在她的脑海中。时过10年，波伏瓦决定它来做书名，就叫《永别的仪式》。
在这个回忆录中，波伏瓦表达了作为萨特最亲密的人那无法言说的两难处境。萨特曾要求波伏瓦，不论他得的是癌还是其它不治之症，都要告诉他。然而波伏瓦未能这样做，而是向他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做是对的吗？一直到萨特死后好久她都在质问自己。不告诉他真相吧，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违背了他的意愿；告诉他真相吧，又怕在他最后的日子给他的精神蒙上一层阴影。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做得对；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内咎，有一种为自己的抉择辩解的欲望。实际上，她是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重，也许是过于重了；想过来想过去，似乎怎么着都不能令人满意。
萨特在疾病的打击下发生的变化让波伏瓦既感动又难过。他能够一改常态随遇而安，这使她感动；而他那一向叱咤风云的劲头消失了，又让她难过不已。同样的，她当然不愿意萨特早死，但她从医生那里获悉，萨特如果晚死两年，大脑会受到严重损伤，萨特也就不再是萨特，她又感到萨特是死得其时。这种处于两难的心态在回忆录中随处可见。
《永别的仪式》1981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萨特逝世后出版的关于萨特的最有价值的一部书。
《永别的仪式》发表后，波伏瓦又在准备出版萨特的另一本书。这是萨特的书信集。时间是从20年代起，几十年间，萨特给波伏瓦（海狸）和其他女性的信，厚厚的两卷本，书名就叫《致海狸和其他人》。
萨特的信写得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