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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晚年仍然保持着他的幽默，当萨冈不停地忙活着，往他的碟子里放吃的东西时，他说：“你给我切的牛排开始变大了，是不是对我没有敬意了？”说着笑了起来。他还对萨冈说：“你是个好心肠的人，不是吗？这很好，聪明的人总是很善良的。我只遇到过一个聪明却很恶毒的人，但那是个鸡奸者，生活在孤独之中。”
萨特还向萨冈坦率承认：“你知道，当我失明并且意识到不能再写作时（我50年来每天写作10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我明白一切对我来说都已完结的时候，我受到很大打击，我甚至想到过自杀。”好象又怕这话吓着了萨冈，他接着说：“后来我根本没试过。你看，我的一生都是那么幸福；我过去是，一直到失明以前仍然是一个因幸福而生活的男子，我不会突然改变我的角色。我像以往一样继续感到幸福。”在萨特讲述这些时，萨冈觉得自己听到了他没有说出来的声音，隐藏在这些话后面的话，那就是：有些想法是必须埋藏在心中的，以免他的女朋友伤心。
萨特去世后，萨冈写了回忆文章，情深意切；在结尾处她说：“对于他的死，我永远不会平静。因为有的时候，面对着‘该怎么做’、‘该怎么想’的问题，只有这个突然离去的人能够告诉我，我相信的只有他一个人。萨特生于1905年6月21日，我生于1935年6月21日，但我根本不想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他再活30年。”
也许这不仅仅是萨冈的声音，而是所有爱萨特也为他所爱的女人的声音。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最后的日子（1）
这一时期，萨特不断地同女性形成亲密关系，而他新结识并建立起亲密关系的男性却屈指可数，实际上，大概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皮埃尔•；维克多。维克多是化名，他的真名叫贝利•；列维，是一个犹太人，国籍在埃及。维克多曾在巴黎高师攻读哲学。1968年5五月风暴后，维克多建立了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人民事业报》就是这个组织创办的。他就是那个找萨特出任挂名主编的人。
6年以后，萨特在同维克多的一次谈话中回忆了他俩首次见面的情景以及他对维克多的印象。
萨特：1970年春，我同你一起吃过一次午饭。
维克多：你当时想，你将要会面的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萨特：我猜想，你可能是像有钱的阿飞那一类希奇古怪的角色。要同你见面的那个上午，我充满了好奇心，因为人们对我说，你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维克多：你看到我时，觉得我是……
萨特：我见到你，你立即讨得我的喜欢；在我看来，你显得比我以前遇到的大多数政治人物特别是共产党人都要聪明得多、自由得多。我非常看重这一点：你不反对谈谈政治色彩较少的话题。简而言之，你愿意超越谈话的主题，这是我同女性谈话时特别喜欢的地方——谈谈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在男人之间时很少有的。
维克多：你一点也不把我当成一个组织的头头，也一点不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萨特：你毕竟还是一个男人；但你有些女性特征。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维克多：从什么时候起你对我们之间进行理论上的重大讨论有了兴趣？
萨特：这种兴趣是逐渐产生的。我同你的关系有一个逐渐的变化。我们之间有真正的自由——把一个人的立场置于危险之境的自由。
在他俩见面之初，萨特就不是把他看成通常的那种男性，而是将他看作与女性相似的人。有论者据此推断萨特和维克多之间有一种同性恋关系。我的看法是，这要看对“同性恋”作何种理解。如果理解成在性的方面特别是肉体方面有要求或欲望的同性恋，那么不能说他俩有这种关系。如果是指萨特对维克多在感情方面有一种类似对待女性的态度，那么确实可以说，萨特对这个年轻男性的态度有一种同性恋倾向。
对一般的男性，萨特通常是不会这样认真对待的，即使是进行正二八经的理论探讨。他说，他是非常厌烦男性之间所谓的思想交流，而且根本不记得有什么谈论对于他是有用的。所以他对那些不得不进行的讨论只是敷衍了事，而对维克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萨特和维克多的交往是频繁的。大约每个星期维克多来看他一两次，他也去看维克多一两次，而且他们单独在一起。“无产阶级左派”被取缔后，维克多不再是什么头头，而是单独的一个人。这样他俩的交往更多一些个人的因素。
到了1973年底，萨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不能看书写字，平时由波伏瓦读书给他听，但这样一来她自己就几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为了让她解脱出来，也为了让维克多有一份工作，萨特决定让维克多当他的秘书。原先的秘书还是他的日常事务秘书，维克多只是给他读书和协助他工作。这样一来，维克多同萨特相处的时间就更多了。
1974年9月，萨特给法国总统德斯坦写信，要求给予贝利•；列维（也就是皮埃尔•；维克多）法国国籍。德斯坦一向对萨特十分尊重，这次也亲自于9月30日回信，答应很快解决。不久维克多的国籍问题解决了，萨特给德斯坦写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谢。有关材料虽然没有说这件事的起因是怎样的，据我的推测，恐怕应该是维克多提出这一要求或至少是向萨特暗示这一问题。就萨特的本性来说，不愿意同官方打任何交道，更不用说去求对方什么了，但为自己喜爱的人，他却愿意做任何事，包括自己平素不喜欢做的事。
维克多现在已经成了萨特的亲密朋友。可以说，自尼赞以来，还没有哪个男性能像维克多这样获得萨特如此的喜爱、信任和推重。一般地说，萨特对于成年男性是厌恶的，包括对于成年的自己──由此曾引发他在1935年开始的那场精神危机。他在与几乎所有的男性同事和朋友交往时，都保持着相当的心理距离，现在对维克多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萨特接触他时不但没有这种厌恶感，反而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所喜欢的女性特征，这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吧！
从1975年夏天开始，萨特同维克多合写一本书，书名为《权力与自由》。萨特说：“这是我生命将要终结之时想要完成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是我搞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书是在萨特和维克多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录音和整理，最后成书。在萨特看来，采用这种新的形式，不仅是要适应他的眼睛失明、不能动笔写作的新情况，更含有一种意义：产生出一种复数思想来，即不是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而是两人共同创造、同时形成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了两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时精神上的联系。
波伏瓦对于萨特和维克多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她对萨特同女性的关系都不在意，当然更不会在意他同一个年轻的男性的亲密友谊了。对于萨特要对方当秘书一事也是支持的，因为这可以减轻她的一些工作负担。后来维克多参加《现代》编辑部的工作，他跟萨特的其他同事和朋友也有了较多接触。
维克多原先是一个小组织的头头，喜欢揽事，有较强烈的领袖欲。具有这种性格和气质的人，时间长了，即使不与萨特发生冲突，也会同其他人产生矛盾。而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78年。这一年2月，萨特在维克多的陪同下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回来后维克多就此写了一篇文章，他读给萨特听后，征得萨特同意，署上两个人的名，送给《新观察家》杂志发表。 文章发表前，博斯特读到它，觉得写得差极了，立即打电话给波伏瓦。他十分激动地说：“这篇东西写得太糟了，大家都为它感到吃惊，得说服萨特把它收回来！”波伏瓦将这篇文章找来看，发现确实写得很差劲，一点也不像萨特平时写的东西。于是她向萨特转达了博斯特的建议。
萨特同意将文章撤回，他对这种事情一向是不很在乎的，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因此也没有对维克多讲。过了几天，波伏瓦向维克多谈到这事。维克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指责她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他认为自己受到极大的冒犯。波伏瓦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现代》编辑部在波伏瓦房间开会，萨特没有参加。维克多就这篇文章的事情又同编辑部的人大吵了一通。编辑部的几个同事都认为它糟透了，本来就不应该拿去发表。而维克多则怒不可遏，对他们出言不逊，最后达到谩骂的地步，甚至连波伏瓦一起骂上了，说他们都是死尸，并宣称他从此再也不参加编辑部的会议了。
在这以后，维克多不再跟波伏瓦说话，而波伏瓦也避免在萨特的寓所里见到他。萨特后来也知道维克多同波伏瓦以及《现代》同事的矛盾，但他无力改变这种局面。虽然对于出现这种情况十分惋惜，但他不可能为了一方而牺牲同另一方的关系。
以波伏瓦为代表的长期亲密关系是萨特不可能放弃或疏远的，他们是他生命的见证。而维克多同他的密切关系也是他必不可少的，特别在他失去阅读和写作能力之后。在萨特看来，维克多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的延续。他在《70岁自画像》中说：“我希望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有人接着搞。例如，我愿意皮埃尔•；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