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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在冷风里我瑟瑟的发抖，身上只一件单衣。
“发烧”另外一个老太太抢著说。
那个姐妹好似一夜未睡，焦急的脸将我当成了唯一的拯救。
“我去看看”我匆匆跑上了天台。
克里斯闭著眼睛躺在那张狭小的床上，身上盖了一床灰蒙蒙的橘色毯子。他的嘴唇焦裂，脸上一片通红，双手放在胸前剧烈的喘著。我进去他也没感觉，只是拚命在喘。
我伸手摸摸他额头，烫手的热。
“有没有冰？”我跑下楼去问，也不等老太太回答，自己跑去了厨房翻冰箱。那个小冰箱里没有什么冰盒，我顺手拿起了一大袋冷冻豌豆又往天台上跑。
将克里斯的头轻轻托起来，那包豆子放在他颈下。房内空气混浊，我将小窗妥开了一条缝。克里斯的眼睛始终没有张开过。
“我去叫医生”我说著便跑出门去，开车去急救中心找值班医生。
“我不能去，值班不能走的。”医生说。
“人要死了，呼吸不过来”我喊著。
“快送去医院吧！”医生也很焦忽的说。
“抬不动，他好像没知觉了。你给叫救护车，那条街车子进不去。快来！我在街口等，圣法兰西斯哥区口那儿等你的救护车”克里斯很快被送进了小城那家新开的医院，两个老太太慌了手脚，我眼看不能顾她们，迳自跟去了医院。
“你是他的什么人？”办住院手续时窗口问我，那时克里斯已被送进急诊间吩了。
“朋友。”我说。
“有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又问。
“不知道。”
“费用谁负责，他人昏迷呢。”
“我负责。”我说。
医院抄下了我的身分证号码，我坐在候诊室外等得几乎麻掉。
“喂！你”有人推推我，我赶快拿开了捂著脸的手，站了起来。
“在病房了，可以进去。”
也没看见医生，是一个护士小姐在我身边。
“什么病？”
“初看是急性肺炎，验血报告还没下来”我匆匆忙忙的跑著找病房，推开门见克里斯躺在一个单人房里，淡绿色的床单衬著他憔悴的脸，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的眼睛始终闭著。
“再烧要烧死了，拿冰来行不行”我又冲出去找值班的护士小姐。
“医生没说。”冷冷淡淡的，好奇的瞄了我一眼。
在我的冰箱里一向有一个塑胶软冰袋冻著的，我开车跑回去拿了又去医院。
当我偷偷的将冰袋放在克里斯颈下时，他大声的呻吟了医生没有再来，我一直守到黄昏。
郭太太两姊妹和我翻遍了那个小房间，里面一堆堆全是他的稿件，没有列出来的原稿。可是有关健康保险的单子总也没有著落。克里斯可说没有私人信件，也找不到银行存摺，抽屉里几千块钱丢著。
“不要找了，没有亲人的，同住十年了，只你来找过他。”
另一位郭太太比较会讲西班牙文，她一焦急就说得更好了。
我问起克里斯怎么会烧成那样的，老太太说是去南部受了风寒，喝了热柠檬水便躺下了，也没见咳，不几日烧得神智不清，她们才叫我去了。
我再去医院，医生奇怪的说岛上这种气候急性肺炎是不太可能的，奇怪怎么的确生了这场病。
到了第五日，克里斯的病情总算控制下来了，我每日去看他，有时他沉睡，有时好似醒著，也不说话，总是茫茫然的望著窗坍。
两个老太太失去了克里斯显得惶惶然的，她们的养老金汇来了，我去邮局代领，惊讶的发觉是那么的少，少到维持起码的生活都是太艰难了。
到了第六日，克里斯下午又烧起来了，这一回烧得神智昏迷，眼看是要死掉了。我带了老太太们去看他，她们在他床边不停的掉眼泪。
我打电话去给领事馆，答话是死亡了才能找他们，病重不能找的，因为他们不能做什么。
第七日清晨我去医院，走进病房看见克里斯在沉睡，脸上的红潮退了，换成一片死灰。我赶快过去摸摸他的手，还是热的。
茶几上放著一个白信封，打开来一看，是七日的帐单。
这个死医院，他们收到大约合两百美金一天的住院费，医药急诊还不在内。
残酷的社会啊！在里面生活的人，如果不按著它铺的轨道乖乖的走，便是安分守己，也是要吃鞭子的。没有保险便是死好罗！谁叫你不听话。
我拿了帐单匆匆开车去银行。
“给我十万块。”我一面开支票，一面对里面工作的朋友说。
“开玩笑！一张电话费还替你压著没付呢！”银行的人说。
“不是还有十几万吗？”我奇怪的说。
“付了一张十四万的支票，另外零零碎碎加起来，你只剩一万啦！”
“帐拿来我看！”我紧张了。
一看帐卡，的确只剩一万了，这只合一百二十美金。那笔十四万的帐是自己签出的房捐税，倒是忘了干净。
“别说了，你先借我两万！”我对朋友说。
他口袋里掏了一下，递上来四张大票。两万块钱才四张纸，只够三十小时的住院钱。
我离开了中央银行跑到对街的南美银行去。进了经理室关上门便喊起来∶“什么美金信用卡不要申请了，我急用钱！”
经理很为难的看著我。为了申请美金户的信用卡，他们替我弄了一个月，现在居然要讨回保证金。
“ＥＣＨＯ，你急钱用我们给你，多少？信用卡不要撤了申请”“借我十六万，马上要”总得准备十天的住院费。
经理真是够义气，电话对讲机只说了几句话，别人一个信封送了进来。
“填什么表？”我问。
“不用了！小数目，算我借你，不上帐的。”
“谢了，半个月后还给你。”我上去亲了一下这个老好人，转身走掉了。
人在故乡就有这个方便，越来越爱我居住的小城了。
自从克里斯病了之后，邮局已有好几天未去了，我急著去看有没有挂号信。
三封挂号信等著我，香港的、台湾的、新加坡的，里面全是稿费。
城里有一个朋友欠我钱，欠了钱以后就躲著我，这回不能放过他。我要我的三万块西币回来。
一个早晨的奔走，钱终于弄齐了。又赶著买了一些菜去郭太太那儿。
方进门，老太太就拚命招手，叫我去听一个电话，她讲不通。
“请问那一位，克里斯不在”我应著对方。
南部一个大诱馆夜总会打来的，问我克里斯为什么这星期没去，再不去他们换人了。
“什么？背冰？你说克里斯没去背冰？他给冷冻车下冰块？”
我叫了起来，赫然发现了克里斯赖以谋生的方法。
这个肺炎怎么来的也终于有了答案。
想到克里斯满房没有刊登出来的那些心理上的文稿和他的年纪，我禁不住深深的难过起来。
“是这样的，克里斯，你的那本小书已经寄到台湾去了，他们说告以译成中文，预付版税马上汇来了，是电汇我的名字，你看，我把美金换成西币，黑市去换的，我们还赚了”在克里斯的床边，我将那一包钱放在他手里。说著说著这事变成了真的，自己感动得很厉害，克里斯要出中文书了，这还了得。
克里斯气色灰败的脸一下子转了神色，我知他心里除了病之外还有焦虑，这种金钱上的苦难是没有人能说的，这几日就算他不病也要愁死了。
他摸摸钱，没有说话。
“请给我部分的钱去付七天的住院费”我跌在他身边去数钱。
数钱的时候，克里斯无力的手轻轻摸了一下我的头发，我对他笑笑，斜斜的睇了他一眼。
克里斯又发了一次烧，便慢慢的恢复了。
那几日我不大敢去医院，怕他要问我书的事情。
我在克里斯的房内再去看他的稿件，都是打字打好的，那些东西太深了，文字也太深，我看不太懂。他写了一大堆。
没几日，我去接克里斯出院，他瘦成了皮包骨，走路一晃一晃的，腰仍是固执的挺著。
“什么素别再吃啦！给你换鲜鸡汤吧！”我笑著说，顺手将一块做好的豆腐倒进鸡汤里去。
克里斯坐在老太太旁边晒太阳，一直很沉静，他没有问书的事情，这使我又是心虚了。
后来我便不去这家人了。不知为什么不想去了。
那天傍晚门铃响了，我正在院中扫地，为著怕是邻居来串门子，我脱了鞋，踮著脚先跑去门里的小玻璃洞里悄悄张望，那边居然站著克里斯，那个随身的大背包又在身上了。
我急忙开锁请他进来，这儿公车是不到的，克里斯必是走来的，大病初愈的人如何吃得消。他的头发什么时候全白了。
“快坐下来，我给你倒热茶。”我说。
克里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笑著，眼光打量著这个客厅，我不禁赧然，因为从来没有请他到家里来过。
“这是荷西。”他望著书桌上的照片说。
“你也来认识一下他，这边墙上还有”我说。
那个黄昏，第一次，克里斯说匣了他的过去。
“你就做过这件事？”我沉沉的问。
“还不够罪孽吗？”他叹了口气。
二次世界大战时，克里斯，学心理的毕业生入了纳粹政府，战争最后一年，集中营里的囚犯仍在做试验，无痛的试验。
一个已经弱得皮包骨的囚犯，被关进隔音的小黑房间一个月，没有声音，不能见光，不给他时间观念，不与他说话，大小便在里面，不按时给食物。
结果，当然是疯了。
“这些年来，我到过沙摩阿、斐济、加州、加纳利群岛，什么都放弃了，只望清苦的日子可以赎罪，结果心里没法平静”“你欠的”我叹了口气说。
“是欠了”他望著窗坍的海，没有什么表情。“不能弥补，不能还”“有没有亲人？”我轻轻的问。
“郭太太她们”接著他又说∶“她们日子也清苦，有时候我们的收入混著用。”
“克里渐，这次病好不要去下冰了，再找谋生的方法吧！”
我急急的冲口而出。
克里斯也没有惊讶我这句话，只是呆望著他眼前的茶杯发楞。
“你的书，不是印著五十万册已经售出了吗？版税呢？”我很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