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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赶回上海，遂以“下次再说吧”，谢过杨尚昆的好意。 由于育英学校距市区较远，接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家长们是各显其能。有的委托公务员接送，有的家长则派轿车接送孩子。毛泽东则有时让机要秘书跑一趟，有时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因为王鹤滨妻子的两个弟弟也在育英上学。 后来，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叫魏宝贵的服务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紧缺物资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两三辆汽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 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很重视。我们的新政权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一切必须从勤俭着眼，但孩子的安全也必须保障。他立即将信转批给担任育英小学名誉校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的汽车，还从警卫处抽调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志，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回家和返校。 有意思的是，乘车的孩子除了记得自己在车上以外，都记不起车上的其他人。惟一一个能说出自己以外的同车人的，是张纪宇。“我有时从家里出来的早一些，到流水音北边的交通科等车。在这儿常能看见一个早到的女孩，她就是交通科长钟步云的女儿钟晓兰，她和我同年级，所以我记得她。” 再一个对接送的班车有较深印象的，是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因为有一次，班车把她给落下了。 汪延群从小就喜欢和男孩子玩，女孩子喜欢的唱歌跳舞抱个娃娃什么的，她毫无兴趣，男孩子爬墙上树的队伍里，倒不时有她的影子。她那时常跟着胡胜利的弟弟胡幸福乱串，因为他熟悉中南海里的地形，知道怎样翻墙穿夹道躲过哨兵，到想去的地方玩。 有一次，汪延群爬到了菊香书屋附近的烟囱顶上。给毛泽东做饭的厨师廖炳福看见了，劝了半天，最后以给她吃冰激凌，才把她哄下来。还有一次，她和一群孩子到春耦斋玩，不知为什么管理员非要赶他们离开，他们不愿意，跟管理员又吵又闹了一通。 这些事传到汪东兴耳朵里，汪延群总免不了挨一顿训斥或一顿揍。汪东兴在这类事情上，责罚孩子甚严。因为孩子的顽皮，常常会给警卫和服务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自己的孩子不管束好，跟别人铁面无私就不硬气了。 正是感到自己的孩子太顽皮，精力过剩，1950年秋，汪东兴夫妇便把不满6岁的长女送进了育英小学，让老师用学校的纪律和功课改造她吧。 5岁多就进学堂，也真够难为汪延群的。所以当老师问她：“喜欢上学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不喜欢，我想回家。”她在上课时坐不住，捣捣乱，是难免的。如此一来，挨批受罚就比同班年纪大些、懂点事的孩子多些。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又因为上课调皮而受罚。等老师允许离开，她赶到校门口，中南海接孩子的车刚刚走。她想回家，不愿留在学校，就哭哭啼啼地朝着城里的方向走。幸好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工人，他问她为什么哭，她说要回家，可汽车开走了。“有钱吗？”“就有3毛钱。”她一边回答，还一边抹眼泪。“3毛就3毛吧。”就这样，三轮车工人把她从万寿路拉到了新华门。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7节 育英学校的怪现象
因为学生是陆陆续续来的，育英学校开始连年级都不好分。50年代初，分了从1到14班，数越小的级别越高。班与班之间有的差半年，有的差几个月不等。 张纪宇的亲身经历是，到校先在最大数的14班。观察了几天，校长韩作黎找他谈了一次话，又委托一个老师测验了一下，感觉他和哪个班的水平接近，然后根据他的情况，给他调到了4班。 “直到我快毕业时，学校才根据哪几个班的水平差不多，合成为一个年级。我们那个年级包括了3到7共5个班。我印象这种情况大概就是从此刻才有所改变，分了年级，逐渐规范化了。在临近毕业时，我们不仅分了年级，同时又分了男女班。” 刚到万寿路时没几个班，各班学生也少，一个班的男生一间大房间就住下了；女生也大致如此。也许是因为老房子是日本人建的，都不高。宿舍里每人一个放衣服、杂物的小柜子，都是推拉门的。睡觉的床是铁制的上下床，钢丝拉簧的，上面铺着厚厚的棕垫。 吴陕立说：后来盖了宿舍楼，男生在一层，女生在二层。洗澡的时候，由老师看着，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学校还是比较重视学生培养劳动观念的，洗澡堂里用的木拖鞋，是高年级的同学自己动手钉做的。 一分男女班，自然而然容易孳生男女有别的观念。但毕竟有过革命大家庭这重关系，“别”得不像社会上那么厉害，但男女生兴趣还是不太相同的，玩不太到一块儿。 在育英学校，有些后来其他学校几乎没有的怪现象，一是每个班的学生年龄参差，有的悬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亲姐妹或亲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级；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级，姐姐、哥哥在低年级。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许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据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长征时，交给了原根据地的老百姓收养，因种种缘故他们没能及时上学。而他们的妹妹、弟弟则出生在陕北根据地，或早些时候被接入根据地，到受教育的年龄就上了根据地自己办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诸事安顿后，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才考虑寻找那些交给老根据地老百姓抚养的孩子；或接回寄养在老家的孩子。那些当姐姐和当哥哥的尽管年龄大，却得从一年级开始读起。 父亲在香港从事地下活动的李万邦，姐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给毛泽东当保健大夫的王鹤滨。他从老家投奔姐姐，进育英学校时，就和先到根据地的妹妹同年级；而小他好几岁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级，和毛远新同学。 毛泽东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他家的情况与其他人家又不同。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生于1937年，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大3岁。她在4岁那年，被毛泽东送往苏联，和生母团聚。1946年因病长时间脱离工作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到苏联治病，他发现贺子珍母女在苏联的境况相当不好，经请示毛泽东后，在自己归国之际，偕她们而行。 那时李敏还叫“娇娇”，和母亲回国后，一直滞留在哈尔滨。直到1949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来东北，才带着贺子珍和娇娇一同去北平。 然而，当她们到天津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上了火车，他们找到贺怡，向她表明是代表组织来的，组织的意见是只能一个人带娇娇进北平，否则按党的纪律处治。意思很清楚，贺子珍不宜进北平。留在天津的贺子珍后来随谭震林南下到了浙江，继而转到上海，当了一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娇娇由姨妈贺怡带到北平，送进了香山双清别墅。据贺子珍的侄女，即贺子珍的兄长贺敏学之女贺小平回忆：性格也十分刚烈的贺怡，在把娇娇交给毛泽东的时候，曾向毛泽东提出要为自己的姐姐讨个说法，毛泽东的回答很有中国寓蕴，让人听着既有两分哀怨，又有三分满足。贺怡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回到父亲身边时，李敏已在异国他乡漂泊七八年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所以回到祖国必须补上母语这一课。像她这样情况的，在中共领袖子女中还真不在少数。到育英小学后，李敏也要从头学起，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还低一年级。和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级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过教育，所以只学习语文，其他课程不必重复。 因为她比同班的同学明显地大一些，中国话又说不好，有时词不达意，听着怪别扭的，就比较引人瞩目。也正是因为年纪稍长，她比较关心弱小的同学，常常扮演保护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见一个男同学欺负女同学，便挺身而出制止说：“不要欺负我们闺女！” 不料，她话一出口，引来周围同学一片笑声。同学善意地告诉她，“闺女”是大人称呼孩子的，或专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会自己叫自己“闺女”。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只要她说话同学发笑，她就要刨根问底地弄个明白。这样一来，她中文学习进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结结巴巴地与人沟通语言了。因为育英小学的历史短，最高不过三四年级，她就转到有五六年级的八一小学去了。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8节 寒假不回家
育英学校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其他寄宿制学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节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是因为许多学生的家长不在北京。在中南海住过的孩子中，龙桂辉的父亲龙飞虎正在南下的军中，通常由周恩来或朱德接到中南海里；像李万邦兄妹，父母还在香港以隐蔽身份，为新中国从事经贸活动，故而由在中南海工作的姐姐、姐夫照应…… 还有一些更特殊的，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成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沦落多年才被组织找到，后寄居在父辈的战友家中；有的是亲生父母或因一方牺牲，或因离异，又组成新的家庭。 尽管不论是父辈的战友，还是建立了新的家庭的生身父母，对孩子总还是含着由衷的亲情。但有了这重特殊经历的孩子，心灵似乎多了几分脆弱和敏感，对新的家，有点隔膜和疏离。 还有就是当社会上流行某种疾病的时候，学校就不让孩子们回家，以使孩子们与病源隔绝。这种情况有时要持续一两个月，家长们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