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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州附近，还有比较高大的山岗，即西得胜岗、花果山、飞鹅岭，也即今广州电视台、广州市科技中心、广州大学一带。这几个岗都是风化花岗岩山石，近几年来，这里大规模动土，几个山岗都被推削了几米至十几米。基建期间，考古工作者都前往调查发掘。在广州大学，考古人员配合推土工程于197年8月、1989年3月发现和发掘了数座西汉墓葬和晋墓，但没有发现西汉前期的大墓。广州科技中心基建工地，近年来推土已达十余来深，1985年3月25日在工地发现一座西汉前期木撑墓，墓室呈“凸”字形，长9。6米、宽5；｝米，出土有近百件铜器、陶器等文物，但多保存不好，此墓规模圈较大，不少铜器有雏金，表明墓主生前有一定身份，可能是南越国中的一个较高级的官员。1988年5月，在其西面的另一工地上发现一座西汉前期墓，出土一枚“向责”玉印，应是墓主的私章。在今广州电视台基建工地，已推土将小山岗削去近二十米，只在1988年12月在岗顶三四米深处发掘了一座东汉砖室墓。这几座山岗比较高大，可以隐藏比较大型的古墓，但近年来基建挖土都很深，考古人员却未能在此找到南越王陵的线索。
六、至于“马鞍岗”、“天井岗”、“悟性寺”等说，由于这几个地方都隶属越秀山，因此可一并视为“越秀山之说”。经查阅地方史料，结合地理环境和象岗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及汉代陵墓昭穆制度分析，认为赵佗陵墓应在越秀山上。
越秀山是广州的主山，属白云山余脉，其东西绵延约｝。5公里。据《白云越秀二山合志》所载：“越秀山在省会城北，为省会主山，由白云山透逸而西，跨郡而耸起，东西延囊三里余，俯视三城，下临万井，为南武之镇山，··…中峰之正脉落于越王故官，上有越台故址。”越秀山属于低山，其主峰越井岗海拔仅74。8米，周围还有木壳岗、长腰岗、上山岗、蟠龙岗、鲤鱼岗、象岗和圆炮台等等。
越秀山是广州最早的风景名胜地，据地方史志载，南越王赵佗当年就在此山大宴群臣，并和汉朝派来的使者陆贾同游此山，山上还有越王台旧址，因此越秀山也称为越王山。在隶属于越秀山的象岗，发现赵胡陵墓，表明越秀山不仅是赵氏王朝佳口游宴之地，也是南越国王陵所在地。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为寻找赵佗墓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从考古发现南越国墓葬看，有如下特点：墓葬多分布在西北郊和东j匕郊，大墓、中小墓分岗埋葬。中小墓数十座围在一岗成一个墓群，大墓则独占一个山岗。从总体来看，南越国墓葬反映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的制度。第二代南越王墓独占了象岗，看来，赵佗的陵墓也会独占一个山岗。按合族而葬制度推测，赵佗陵墓不会离第二代王太远，而离象岗较近的山岗，比较高大能藏下王者之墓者，除上面提到的飞鹅岭、西得胜岗和花果山外，剩下的就是越秀山了。
从氏族宗法制度来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符合制度的。据西安发现的汉代帝陵分布情况分析，以父为昭、子为穆的昭穆制度在汉代前期依然存在。《周礼·春官·家人》记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以汉高祖长陵为祖位，高祖太子惠帝的安陵正是在长陵之右居于穆位。赵佗本是汉人，南越国又有不少中原人相辅，对中原的昭穆制度当然了解。从理论上说，南越国以赵佗的陵墓为祖位，居中，第二代南越王为穆位，居右。从考古发现看，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的墓在象岗，位于越秀山之右，刚好是穆位。因此，推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对越秀山各岗的调查分析推测来看，赵佗陵墓很可能就在越秀山的主峰越井岗—即今中山纪念碑附近的岗腹深处。
越秀山地理环境优越，滔滔珠江从前面流过，都城番禺就在脚下，从越秀山可眺望附近的碧波，又可看到吁陌纵横的田园。清初陈恭尹《九日登镇海楼》诗云：“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越秀山的特点。能以此山为枕，确实具有王者之风，与赵佗地位相符。
另外，越秀山也是一块风水宝地。据晋代裴渊《广州记》，“秦时占气者曰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山岗”，此岗即隶属越秀山的马鞍岗。到了明朝，也有术士认为越秀山有王者之气，故在山卜建“镇海楼”，含有雄镇海疆之意，又有镇王者气之意。南越王赵佗生前喜欢此山，在山上建越王台，作游乐玩赏之地；死后作为秘密的永久寝宫，也是顺理成章的。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赵佗的陵墓虽然是他生前选定的，但丧葬仪式却是接班人即象岗墓主赵胡主持的。赵佗的殡葬是轰动南越国的大事，赵胡竟然能掩过众人的耳目，制造不少假象，使人坠人迷雾，不知陵墓所在。赵佗陵墓能长期保存不留痕迹，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确实费了不少心机。
象岗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墓的发现，为后人寻找赵佗陵墓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依据地方史志和广州考古新发现材料分析，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应在象岗东面的越秀山上，具体的位置就在越秀山“中山碑”之下。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真正找到这最后的秘境，揭开赵佗陵墓之谜，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新发现。
1999年夏完稿于北京十三陵北新村2000年7月二稿于北京定慧寺
跋：一部走出象牙塔的成功之作
麦英豪
岳南先生的新作《岭南震撼》在付印前托友人将书稿转给我，并嘱在他新作的卷末添几句话。这使我犯难了，写什么好呢？一时思绪万千，因为我与南越王墓有不解之缘，说来话长了，惟有长话短说吧。
回想起来，我自1953年初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踏入文物考古之门。打从那时起，我就梦想自己有幸能碰上发掘南越王墓的机会，由此而“朝思暮想”30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1983年峰回路转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在广州市车水马龙的解放北路象岗一个建筑工地，南越王墓被发现了！自从这座王陵发现之后，我们参与勘探、发掘、整理考古资料、修复出土文物、编写发掘报告与专题论著，又忙于筹划古墓原地保护、就地兴建古墓遗址博物馆、筹组在国内和出境的出土文物珍品展览等一连串工作。转眼又过了十多个年头，说起来又是“得来实在费工夫”哩。在这十余年中，有些日子确实是为了它而废寝忘食，但虽苦而无怨，累而不怠，何也？我们认为：值得。虽然，已发现的还不是南越开国之君赵佗的墓，而是二主的墓，但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岳南先生以《岭南震撼》作为他新作的书名，我觉得南越王墓发现后，不仅令岭南震撼，而且震惊中外，因为它的文物价值实在太重要了。正如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先生说的，南越王墓有三个至为难得：一是从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所见，凡属大型的墓几乎都被盗掘，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盗扰，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其次，发现时墓内未遭任何扰乱破坏，这对科学研究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还有，这座石室墓是岭南发现规模最大、随葬遗物最丰富、墓主人身份最高的西汉大墓，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均为主人入传，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确。试看，建国50年来在各地发现的大量汉墓中，有几座墓的主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