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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万有向领导们说这些话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好像往我们县引上几个亿的外资，不费吹灰之力。这些不着边际的瞎吹，竟然让领导们信以为真。老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时耳听也不是虚的。那个在淮水市建成的大型企业，确实是胡万有奠定的基础，这一铁的事实早已从淮水市传到了唐都市，让领导们不得不相信。
见县里领导们这么热诚，胡万有想，自己总得有所表示。宾馆的经理在他下榻以后，全程为他效劳，他就拿出二十万元，让宾馆装修了一个豪华舞厅，他对宾馆的经理说，对外开放，必须具有硬件设施，“筑巢引凤”，洗头、洗脚、按摩这些项目一个都不能少。这一有力举措，证明了胡万有的实力所在。宾馆经理把这些建议和他的投资意向，报告给了县里的主要领导，主要领导让宾馆经理的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宾馆经理立刻心领神会，当即照办了。县里根据胡万有的建议，为了维护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专门出台了一个《禁止有关部门到宾馆影响客人食宿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通知》。这样一来，县宾馆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小气候，不断有一些漂亮的小姐像候鸟一样飞来栖息，宾馆的生意从此更加火爆，确实飞来了许多大客商。群众对此嗤之以鼻，说出去的话很难听：“啥宾馆？妓院！”
不管怎么说，胡万有确实为我们县带来了新风新气。他把自己在广东的见闻，在各种场合下，从理论到实践，绘声绘色地说出了许多内地不可能知道，不可能想象出来的东西。连他带回的三个女人，也成为人们一时的议论中心。不要说那两个小姐一个丰满、一个苗条，长相漂亮，是县城难得一见的尤物，就是他的元配老婆，也打扮得珠光宝气的，虽然掩盖不住小家碧玉的土气神色，也已经让县城最好的婆娘们相形见绌。
人们最热衷于知道的是，这个胡大款，到了晚上怎么和这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睡觉，各种猜测都有。有的说，肯定是轮着来的，一个晚上睡一个；有的说，也不见得，看她们三个出来时，两个年轻点的在左右护卫，一个老一点的在后边拍西服后襟，相处得那么好，肯定夜里在一起滚大铺；有人对这种说法不赞成，说谁能有那么大劲儿，受不了，受不了！有人说，人家胡老板吃了外国进口的壮阳药，一夜收拾一打女人不在话下。反正大家都想尝试一下，可惜没有这个艳福。更有一些人到了宾馆三楼的吧台，悄悄地问值班小姐，他们几个是怎么睡觉的？小姐们很遵守职业道德，脸红红地对问话的人说：“这是人家的个人隐私，我们怎么会知道？”越说不知道，人们的兴趣就更加浓厚了。
胡万有在县城里牛皮烘烘，不可一世，是一个大人物，可是，当他把两个女郎留在县城，头一次亲自驾车，和老婆一起回到高楼街时，却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这当然不是近乡情怯，而是过去抹不掉的阴影在作怪。
乡里领导们请他吃饭时，派出所所长也过来了。胡万有一看见穿着警服的，变颜失色，手中的酒杯突然洒了，唯恐这个警察是来抓他的。所长亲自给他敬了酒，一口一个“胡老板”，亲热得如同见了好哥儿们，他才释然。仔细地想一想，县里的领导对自己如同弟兄，乡领导一个个在场恭维，谅他也不敢对自己怎么样。想到这里，他对自己一闪而过的念头十分羞愧。一股豪气油然而生，同着派出所所长向乡领导表示，愿意捐出三百万元，投资给乡初中建设一栋教学大楼。乡领导立即表示感谢，劝酒的力度更大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甩手就是几百万元，目的是给自己买回失落的形象，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其实，形象是不能用金钱买回来的。派出所一些干警就十分不服气，抱怨所长说，一个毛贼有了几个臭钱，倒成了一个英雄了，他再敢牛×，我们去把他抓起来！所长怪他们说，不要胡说，胡老板是我们县改革开放的功臣，县乡领导肯定过的。他过去的那些所作所为，不一定是他干的，都是别人胡啃乱咬的，不能当做犯罪证据。说过这些话，担心干警们仍然有气，背着他敲诈胡万有，特地让档案管理人员把关于胡万有的材料拿来，上面赫然记载着胡万有在家时的种种劣迹。当然，有些已经过了追诉期。所长本来打算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转念一想，怕日后万一用得上时，自己犯下个失职失责的错误，犹豫了再三，狠狠心锁在了自己的抽屉里。
乡初级中学新盖的大楼落成时，胡万有和乡领导们到场剪彩，他发表了鼓舞学子之心的讲话，痛责自己不上进，在学业上一事无成，感动了在场的师生们。事后，有教师不合时宜地建议，是不是也像马寨小学改名为“丙豪小学”那样，也将这栋楼称为“万有教学楼”？校长断然地说，不行，要是起了这个名字，就不好招生了，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当贼培养？这个动议从此再也无人提起。倒是高楼乡的群众十分宽容，看到学校的条件改善了，非常满意，当他们知道了这是胡万有的义举，没有人糟蹋他，还都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第72节 电视机
电视机进入我们山乡人的生活，要比城市里晚了好几年。与城里人有亲戚的那几户人家，经常会带来一些新的信息。比如80年代末，凤姑她弟弟刘二娃走亲戚回来，说县城里的人，正在看一个臭长臭长的巴西电视连续剧《卞卡》，到了晚上七点多钟，万人空巷，都拥挤在电视机前，与那些外国人同呼吸共命运。刘二娃说，他在那里，只看了两集，看不出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只觉得上边的人物扯来扯去，弄得人心里痒痒的，急着看下边的结局。
我们寨子最早有电视机的，是元叔一家，那是在办电后好几年才买回来的。元叔这个人，已经成了有名的医生，仍然改不掉他追求新事物的习惯。他搞过太阳能研究，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发旺哥就嘲笑过他：“山里这么多柴火烧，搞啥 太阳能？太阳‘能’了，月亮、星星都是‘信 ’了？”搞这种东西，在我们山里确实没有实用价值，元叔就放弃了。有了电以后，人们着实高兴过一阵子。可是，这电很不正常，不用的时候来了，用着的时候又没了，煤油灯照样用得上，家家户户离不了。
当元叔从县城里花了五百六十块钱，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时，许多人到他家看这个怪物。元叔叫来杜思暖帮助他，按照说明书，在他院子里的大椿树上架天线。这是一根很高的木杆子，上边钉有一横杆，横杆上平行排列了长短不一的铝棒，正中间一个两端弯回的铝环上，引下来一根扁平的绿线，接在电视机的屁股后头。
接好以后，元叔把电视机打开，电视机立刻发出很响的嗡嗡声，不大一会儿，出现了花花搭搭的雪花斑点。元叔让杜思暖继续站在树上，向不同的方向转动天线，转过来转过去，电视机仍然没有一点信号，嗡嗡声一直响着，没有一个图像。元叔很泄气，把电视机关掉了。在旁边伸着脖子看的那么多年轻人喊着，多看一会儿，多看一会儿，元叔只得重新打开，让大家对着雪花斑点看了一个时辰，大家才怏怏离去。元叔的堂屋里，从此多了一个摆设，整天用布罩子蒙着。
后来，高楼乡搞了一个差转台，电视机才开始能够收看到中央一套的节目。就这么一个节目，很多时候，街上不转播时，大家仍然看不到。小孩子们一到天黑，就盼着赶紧来电，当然不是为了在电灯下写作业，而是为了看动画片。
当孙转家有一台大彩电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已经有了十多部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巴西电视连续剧《卞卡》已经播完，我们国家也有一群作家、演员，搞了一个室内剧《渴望》，这十多部电视机，成为我们寨子大多数群众聚散的焦点。到了晚上，十几部黑白电视机前围满了人，跟着刘慧芳的命运转。电视机生产厂家真应该重奖拍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演职人员，是他们极大地促进了黑白电视机的大普及。很快，寨子里许多家庭买了电视机，站在寨子远处的山头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天线。
《渴望》这部电视剧，元叔后来从报纸上知道，是一批北京的文人，通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在一起瞎编硬凑出来的，硬是凑了四十集。几个带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在那么一个北京的小胡同里，纠缠不休。剧中，把所有倒霉事儿都落到了善良的刘慧芳头上，这个女人越苦，大家越同情她。大家最痛恨的是那个王亚茹，是个搅屎棍子。还有那个王沪生一家，都让人在同情刘慧芳的同时，对他们气愤不过。他们的画面一出现，就有人在下边开骂，到了气人处，大家都嫌刘慧芳过于善良、窝囊，看见王亚茹欺负老实人，恨不能把电视机砸了。
有了电视机以后，没有人再跑那么远看电影了，收音机也没有人稀罕了，破收音机扔得到处都有。大家对电视机非常爱惜，不看的时候，马上用布盖起来。乡亲们听有的人说，日本人把电视机扔在马路上，没有人捡，乡亲们说，这些日本鬼子真是作孽呀，这么好的东西也舍得扔？
电视节目给大人们带来了多少变化不得而知，反正国家领导人可以同群众面对面了，尽管堂屋的墙上没有贴一张标准像，大家对历任的领导都认得很清楚。上级领导不再是一个整天一脸慈祥的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