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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敢往上生努。搞“青铜器”乐队的时候特别穷。那时候我们排练有时在清华大学，全住在我们宿舍，有的睡桌子，有的睡椅子，大清早的时候都到楼顶上去。有一回夏天大家都睡在天台上，早上就看着一轮红日从天边升起，印象特别深。不过我们也挺惨的，因为乐队扰民。我们在清华大学最北边，排练的时候外面就有人拿气枪打过我们。没钱买鼓槌，拿刷子。贝司是一个哥们儿卖东西买的。音箱是北邮那哥们儿的女朋友发动全体宿舍的女同学集体为我们捐款。买的那天从西单一直拖到北大。抱着那音箱我们就一直推着那车，下午四五点钟推着开始走，到夜里快两点了才到。快到门口了实在太累，音箱从自行车后座上掉下来，那哥们儿下意识就拿脚垫了一下，结果砸在脚上。那时候没顾得上脚，就心疼那音箱了。因为太珍贵。
高晓松这家伙！（3）
后来就不是单纯的满足虚荣感了。就跟谈恋爱一样，你最初的冲动过去了以后有更多的感情在里面。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你玩过乐队这个阶段对你今后搞音乐有特别大的作用，你不管怎么做音乐，没有经过乐队的阶段，没有经过大家一起的过程，了解各种乐器，确实不一样。和经过再搞音乐的我的两个阶段特别不一样。
提问：草地和大学里的音乐。
回答：别的学校有事干，清华没恋爱可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的，有一些女科学家，我们不认为女科学家是可以谈恋爱的，只能仰视。我们连脸都不洗，不知道给谁看，洗完脸也没用，每天穿着破军装，剩下的事就是组乐队。闲着没事就写歌，一块大草坪，两把老吉他，三个人，四瓶啤酒。
年轻的时候过的是少有的那种幸福的沙龙生活，那时候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什么都没有，娱乐就得自己锻炼，就得自己练琴娱乐。现在在卡拉OK里面点歌就唱了，所以现在会弹琴的人越来越少。原来大家玩都是靠激情的，现在，激情这东西和我们那时候味道不一样了。
大学里面的音乐这些年来的发展，不是大学音乐变了，而是大学这两字变了。大学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象牙塔，是社会极少数特权阶层在校园里面搞士大夫活动的场所，现在大学成高中普及了，像西方一样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大学不再属于极少数士大夫阶层，一群国家供养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人在那儿忧愁，一部分人忧愁，一部分人忧患，也不知道为什么忧愁，不但不花钱上学国家还花钱。现在大家都得努力找学费来上大学，还得找工作。那时候大学毕业还不用找工作，国家不但管你上学，还管你分配。大学音乐的变化是因为大学的变化，大学的变化导致大学里面没有什么独特的大学音乐。过去士大夫阶层有诗词歌赋，后来没有这个阶层大家就不写诗词歌赋了，我们那个大学时代还比较诗词歌赋，现在大学里面的音乐就是社会的音乐，没有什么别的，大家都是大学来的。现在所有歌手都是大学毕业的，也不再说这个人是校园什么什么的。那时候因为没有大学毕业的，我们来到音乐圈就我们几个读过书，现在大家都读过书，以后有一个没读过书的就来一个斯普林斯汀，蓝领歌手。有可能最后变成反而是社会上来的歌手是少数人，会一下子火起来，刀郎就是最典型的。
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从大学生是稀有动物，来到这个行业一下子火了，到现在变成所有唱片公司从老板到员工到歌手全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很多唱片公司都是清华、北大来把持的，比如宋柯、许晓峰这类的。没上过大学的成了稀有动物，蹦出一个刀郎，不经过知识分子的检验直接就行了，这挺好，社会就是这样的。读大学的人少的时候，我们来了，现在都读大学了，来一个没读大学的。
提问：为什么校园民谣一推出就大火？
回答：那时候的人比较饥渴，那时候的人等于是刚失恋的人，听一个黎明的歌也会哭。那时候城市里几千万人感到失恋，急需这样的歌，现在的人这种状态少了。换句话说，那时候的人夜里听音乐，现在的人不是夜里听音乐。那时候虽然没有好的音响，拿破磁带翻录，但是大家觉得好，大家现在拿CD听音乐是在嘈杂的环境里面听。那个时代可以听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你会感到冲动，我五年没听到自行车铃声，这个城市太嘈杂。清脆的铃声，以及远处的下课铃声……那些东西早已被嘈杂的城市淹没得一塌糊涂。当年的歌相当于自行车铃声，现在这个嘈杂的城市里面当然已经听不见了。
有人说，最初校园民谣赢得人们的注视和喜爱很大程度上源于给人一种真诚。我倒认为最主要的不是我们诚恳，而是我们之前大家太不诚恳了。我们之前的大陆音乐一种是极不诚恳的晚会歌曲，特别不真诚，歌功颂德；还有一种是诅咒的摇滚。摇滚其实也是讲社会的，这两种音乐当时占据主流。我自己叫御用跟反御用，御用跟反御用的音乐都是讲社会，没有音乐讲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生活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坚信一个观点，也是我每次导演阐述观点写进去的，你的惆怅跟这个社会有关吗？你生活在最理想的社会、最梦想的城市，你会初恋到死吗？你会不失去你的朋友、你的爱情吗？不会，你一样会失去，这与社会无关。我们那些音乐特别简单，为什么打动那么多人？我们的态度特别中性，我们不歌功—我们不觉得这个社会有多好，也不觉得这个社会有多恶劣，我们跟这个事没太大关系。我就是在巴黎也会十九岁谈恋爱、会失恋，也会把十九岁的朋友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写的是那种东西，跟这个社会无关，人是最重要的，社会不重要。不管社会变成什么样，年轻的时候也要谈恋爱，社会变成什么样，八十岁也写不出歌来，这跟社会有关系？等于在我们之间没有人谈这个事，我们之前所有人谈的是你不重要，你是社会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当好一颗螺丝钉就可以了。我螺丝钉也可以惆怅，我螺丝钉也可以看着落叶哭一会儿。这几十年来，30年代有过比较有意思的东西，那算是大家第一次听到一些很关心个人的生活，很关心个人的细小的幸福的那些歌曲，当然会动人。把那些歌拿到现在不一定，我们那时候每个人的心灵多饥渴，每个人被教育成螺丝钉，这个螺丝钉有情感，螺丝钉也是一个人，也值得被歌颂，不光是时代、社会被歌颂，每个人都值得被歌颂。那时候其实跟校园或者别的什么没关系，只不过当时大学首先有了这种思想，当时社会处在被要求统一的状态。大学首先开始思考是在80年代，思考导致了民谣，导致了愤世嫉俗、对社会的忧患以及当时对民族巨大的忧患意识。另外一种思考就是个人的能力和权利，个人的幸福也受到关注，等于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高晓松这家伙！（4）
《校园民谣》是十几年来卖得最好的唱片，按说是最商业的。那时候商业的对象是另一拨人，那时候买唱片的是那么一拨人，卖的正版就一百多万张，那时候大陆还没有一张唱片卖得过那张唱片。商业不是坏事，就像虚荣不是坏事，只是看你觉得什么是荣什么是辱。那时候男生给女孩儿唱歌弹琴是荣，现在男生觉得长得帅是荣。今天的商业的东西恶心得要死不是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因为大家都要听那个，唱片公司没有错。校园民谣就是唱片公司成功的策划，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商业市场，所以找来这样的歌。今天唱片公司意识到这样一拨人在听歌，他就找来这样的歌，唱片公司没有错，大众就这样了，那怎么办？
提问：现在的大学里还有校园民谣吗？
回答：没有什么校园民谣。大学变成社会，三教九流的人都在大学里面，不是在名校就是在民办大学，根本就是一种社会形态的多元化，大学里面的音乐是各种各样的。会有民谣，会有另类，会有摇滚，不太会出现呈群体式的士大夫阶层的反动。我们就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一次反动，人家都拿白话，我们非得拿一点文绉绉的东西，今后可能会有极个别的个人，就在名校里面。跟西方一样，名校里面保持士大夫的传统、伯爵夫人沙龙式的东西。今后可能没有这样一些概念。
·关·于·自·己·
提问：谈谈你和老狼。
回答：我做的歌手很少，大部分都是北京的，除了阿朵。老狼、小柯、朴树、叶蓓，我比较喜欢做不用我给别人讲很多事就能懂我意思的人。我用演员也是，像李小璐、陈道明、周迅，尤其老狼跟我的成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老狼比我大一届，我们俩都是大院孩子长大的，都在著名中学读了六年，我的初中、高中在四中，他在八中，都在上大学的时候颓了，组乐队，都对爱情这个事情有执著的信仰。我们在一起根本不用说什么，我录音时听他唱歌没觉得这个歌是我写的，就觉得是他写的，特别默契。
1993年秋天录完，1994年初出完《校园民谣》。到了夏天，我和他看球，突然发现好多人不看球看他，抓着签名，挺奇怪的感觉。然后我俩的内心开始膨胀了。当时录完《校园民谣》以后，我跟老狼说，你肯定会签唱片公司。当时他不敢相信，说不会因为唱了一首歌就能签约唱片公司。而且当时大地是最好的唱片公司。这是老狼的梦想，是小时候做梦想的那种事，当歌星。他还要求去大地工作。后来黄晓茂跟他说，别干别的，签约当歌手吧。
《同桌的你》后我们开始到处领奖。就在这一年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到了1995年的时候，我就变成烧包了。烧包已经晕了。找不着北了，忘了自己叫什么。你想1993年发财，1994年出名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人，包括圈子里的人，也没有什么坐头等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