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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进了火车站，接到了一个有严重风湿关节炎的老太太。”
“然后哪？”
“然后就回家了。”
“她漂亮吗？”大夫已经不记笔记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明明是我给他说故事来了，为什么还得付他两百美金？！
“不漂亮。”
“一点都不漂亮？”
“可能年轻时候还行吧，看得出来有点妖气。”我不在乎地说。“你不喜欢她？”他试探道。
“谈不上。我不认识她。”我说。
“我听出来你不喜欢她。”他坚持道。
“那就不喜欢吧，她也不喜欢我，她不是我外婆。”
“你父母什么时候离婚的？”他改了话题。
“我十二岁的时候。”
“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大概是应该的吧，我的记忆中没有他们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时候，都是在吵架。”我开始有点难受，头一次意识到，我父母离婚是我不喜欢谈论的一个事情。
“你父母后来又结婚了吗？”大夫问。
“我妈嫁了外交部长，我爸娶了一个大美妞电影演员。”我回答道。
大夫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在编故事吧？”
我笑了，有点觉得这个大夫怪可怜的，像我这么乱七八糟的人连纽约都是少见的。我摇摇头，继续给他讲：“我12岁就被送到美国来了，16岁被送回去，因为我妈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办了学习班。”
“什么叫学习班？”大夫问。
“就是被软禁了。”我解释。
大夫又吃了一惊。“中国下台的部长都被软禁吗？那你怎么办？”
“现在不，但是那时候软禁就算是照顾了，有好多都在监狱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向大夫解释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其株连九族的可怕特征，这故事太复杂了。“就这么说吧，”我把事情简单化了一下，“我两年没见到我妈。”
“那你父亲哪？”
“我爸找了个新老婆，跟我不对付。”我叹了口气，这些都是我最头疼讲的事情，但是既然来了，还付了钱，就说吧。“我那时候挺惨的，我的老师提醒我，我大概不可能上大学，因为在中国上大学需要有比较干净的政治背景，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我后妈已经发话，就是我考进大学，她也不愿意让我爸出这份钱。我就一气之下没在中国上大学，去工作了。”
“你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
“我最难受的时候是我16岁刚从纽约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又是春节，但是我父母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些在我们家看着我继父的人，大年三十让我去给他们买菜，把我关在外面，差点没冻死。”
“那时候你最想谁？”
“最想我外婆。”我觉得嗓子眼有点堵，难受。
“你想你外婆时想什么？”
“想她死的时候头发有些乱，是我给她梳整齐的。”我终于哭了，像小时候受了委屈要跑到我外婆身边一样，哭得特别伤心，我觉得我身边就站着一个拿着紫砂茶壶的老太太，她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头，说：“嘘……乖妞……不哭。阿婆给你讲故事……”
我是会撒娇的孩子，为了让她多摸我一会，使劲地哭，没完没了的哭……
我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大夫递给我一盒纸巾，说：“时间到了，我觉得效果很好，下次我们再谈谈你最近要离婚的事。”
我把脸擦干净，说了谢谢就出去了，大概也是哭哭啼啼，缩着背。
我出了办公大楼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可是感觉舒服多了。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有些事情我最好还是别再去想了。这种自怜偶尔一次就够了，多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家庭第36节 朱伟说洪晃：童年缺失
现在回头看，洪晃历史烙印中还有重要的因素是“童年缺失”。与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童年缺失”——在童年没有足够的玩具、足够的母爱与父爱、足够的游戏环境不同，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12岁，她刚刚懂得父母对自己存在不同意义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她说：“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惟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其实从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过公园、划过船，但在记忆中这些一点没有。”她记忆中最清晰的是父母离异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当天晚上，她带我看马戏去了，那时候马戏的票多难弄呵，那是外交部招待外宾的票，就在主席台后边。我记得黑灯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场。回家我一个人一间屋，躺在那儿还在哭。”
三个月后，洪晃带着情感与心理的裂痕就去了美国，当时她是28个被精选出来的小留学生之一，之所以能成为28个“小布尔什维克”，自然多少因为章含之乔冠华的背景。从大红门“脱胎换骨”后，一下子又给戴上了高干子弟的光环。“先是我妈的大红大紫，我在学校，每天大操场广播里毛主席接见外宾都有我妈，老师也就开始对我剧好，我也就觉得我妈特牛。那时我妈能出国，我就让她给带点扑克牌贿赂贿赂老师，那时候国内没有扑克呀。”1974年到美国时候是人上人——乔冠华章含之每年到联合国参加联大，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他们的孩子自然成为28个中最被宠爱者。但不到三年，外交部长迅速成为被审查对象，她从“高干子弟”又一下子变成“可教育好子女”，28个孩子都跟着她一起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回国时，她的行李被检查，在美国买的《福尔摩斯探案》及其他一些书被抄没。在机场，别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却没有人来接她，最后被乔冠华专案组拉回史家胡同。70年代末的中国还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章含之在外交部受审查，乔冠华在后院隔离，父亲又不知去了哪里，洪晃一人在前院门房，也让她交代检举父母的问题。从美国回来时候正是春节前，洪晃这样描述过她的惨状：“大年三十傍晚，专案组让我上街买东西做饭，说让我到东风市场买点凭本供应的虾。我到那里虾已经卖完，只买到一些虾皮，怕回去不好交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经没多少人，我只有一个人在街上溜达。最后还是街坊邻居接纳了我，让我到他们家过了个年。”
可能正是史家胡同给洪晃童年带来太多幼小心灵的磨难，才养成了她外表什么都浑不怜，内在又特别渴求亲情的个性。
家庭第37节 我妈妈的惊喜
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十六岁之前有个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是最值得骄傲的事，而十六岁以后，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就成了最大的挑战。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我妈会说什么，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向我妈妈证明我没有给她丢脸，也花了二十年时间向我自己证明我能够走自己的路。
我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周末我们家总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记忆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妈玩的时间多。文革的时候北大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到最里面的房间，她紧紧地搂着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凳子上。一会我爸爸溜进来，他已经被剃了阴阳头，他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但是话没说完就被红卫兵又揪出去了。
再后来，我爸爸妈妈就都去干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胡同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时候九岁，经常在家装病赖学。就是在我赖学的一个早上，我妈妈的两个同事来到我们家，说：“起来吧，胖妞，你妈给你安排去住校学校学英文啦。”当时我妈还在湖北的五七干校，我觉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来就把我的学校给安排好了。
到了附校以后才知道，我妈妈是走后门把我塞进去的。那年招生没有东城区，也不招我这种知识分子出身的孩子，最后一个惊喜是我插错班了，比别人都小一岁，跳了一年级。这样一来学校里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是走后门进来的。我在附校的时候，我妈妈被调到外交部，不久我就在操场的大喇叭里面听见我妈妈的名字，总是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在场的人名单里有她。这种广播越来越多，我的老师们开始对我越来越好，他们开始喜欢和我聊天，总免不了问一句：“你妈怎么样啦？”我为我妈感到无比的骄傲，自己也觉得不再是臭知识分子的孩子，而有点高干子弟的感觉。
就在我还沉醉在当高干子弟的喜悦时候，我妈妈又为我做了新安排：我被送到美国。等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已经被隔离审查，关在外交部了。那时候我十六岁。说实话，我当时非常怨恨我妈妈，每次我刚开始熟悉一个环境，好日子刚开始，她就把我扔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我就要从头来起。
而今天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妈妈那么狠心教育我，我绝对不会有今天，也不可能度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