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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九岁或十岁以后，乌托邦的孩子才走出家园，开始了解社会。在这期间，孩子们主要是由保姆和老师照看，过了这个年龄段父母就成为他们的看护人。当孩子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的父母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他们尽量和孩子们保持亲近、密切的联系，经常去幼儿园看望孩子，而地球上的父母在孩子上学期间主张同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乌托邦的父母越来越让孩子们感到亲近。在乌托邦有这样一种观点，父母和孩子之间应相互信任和理解。孩子们期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友谊和关怀，而父母则期待及早发现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尽管父母没有多大的权力干涉儿女的生话，但是，他们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孩子们人生旅途中的拥护者、保护者、倡议者和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友谊是真挚、坦率、亲密的，因为乌托邦的父母没有盛气凌人的家长权威；他们之间相处的非常融治，因为乌托邦的父母比地球上的父母思想开化，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克里斯多尔看来对妈妈的感情很深，对他那位出色的画家和设计师的爸爸也感到很自豪。但是在他的心中妈妈的分量似乎要比爸爸重一些。
在他和巴恩斯坦波尔第一次一起散步时，他说他要跟他妈妈通话。巴恩斯坦波尔终于有机会亲眼看一看乌托邦的通讯设备。克里斯多尔手里拿着一束电线和一支测杆，来到一块空旷的草地上，草地上立有一根柱子。他先把工具放在地上，用挂在脖子上的一把钥匙打开柱子上的一个小盒子，把话筒同他带的设备连接起来，然后对着话筒高声喊了几声，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对方的回话。
这是一位非常动听的女性声音。她不停顿地讲了很长时间的话，然后克里斯多尔开始回答，后来，从话筒里传出其他一些人的说话声，他只对其中的一些话做了回答。完事之后，他把设备收了起来。
这就是巴恩斯坦波尔所看到的乌托邦的通讯手段。在乌托邦，除了事先约定以外，人们是不在电话里交谈的。一条信息被发送到接受者所在地区的接受站，接受者可以在那里得到他所需的信息。如果需要把信息重复一遍，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之后，他向信息发出者回话，发送他想发出的任何信息。这种传送方式是通过无线电来完成的。草地的柱子可以为传送器提供电源，也可以为乌托邦人提供所需的电力，比如说，可以为园林工人提供割草机、挖掘机、耕地机和压路机所需的电力。
克里斯多尔指了指山谷对面的远处，向巴恩斯坦波尔介绍了通讯接受站的位置和分布情况。通常，通讯站里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工作，大多数了设备都是自动化操作。这种通讯站遍布乌托邦的任何角落，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送和接受信息。
这使巴恩斯坦波尔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
他第一次发现乌托邦的信息机构对乌托邦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那里保存每个活着的人的资料，知道每一个人所在的区域，并对每一个人都登记注册。
巴恩斯坦波尔早已习惯了地球上政府机构的残酷和不诚实，对他来说这种通讯方式是一个可怕的发明。“要是在地球上，这种通讯方式会被用来进行敲诈勒索和搞暴力恐怖活动，”他说，“如此以来，人人都可以公开地进行间谍活动。我在苏格兰有一个朋友，如果让他在你们乌托邦通讯站工作的话，不出一个星期，他就会把乌托邦的正常生活搞得让人无法忍受。你想像不出他是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
巴恩斯坦波尔还得给克里斯多尔解释敲诈勒索是什么意思。
克里斯多尔说，敲诈勒索同乌托邦刚开始形成时期的邪恶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乌托邦人同现代的地球人一样，具有相同的自然天性，都想用知识和才智上探窥别人的缺点；他们有嫉妒心，对别人的隐私和秘密很感兴趣。在石器时代的乌托邦，人们不敢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仅仅让别人称呼他的绰号。他们害怕魔法的诅咒。
“地球上的一些野蛮人仍然这样做。”巴恩斯坦波尔插了一句。
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乌托邦人才开始相信医生和牙医；又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之后，医生和牙医才变得值得信赖。经过了二十几个世纪的风云变化，乌托邦才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礼会。
每一个乌托邦年轻人都要学习五项自由基本原则，没有这些原则，文明就无从谈起。
第一项原则是隐私原则。根据这项原则，所有有关个人的情况，其他人和公共机构都不得公开，只有在个人允许的前提下才能引用。当然，公共机构做数据统计时，个人应该向其提供有关情况。
第二项是行动自由原则。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他完成了应尽的社会义务，在不征求允许或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了就可以搬到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地方，而且可以使用任何交通工具。每一个乌托邦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改变周围的生活、气候和社会环境。
第三项是知识兆共有原则。除了活着的人的个人情况不准公开外，所有知识都被记录在各种名目的索引单上、图书馆里、博物馆和问询处。查阅起来非常方便，任何一个想了解某一方面知识的人，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准确掌握这一方面的知识。他什么都可以查，什么都可以知道，什么东西也骗不过他。
这一点把巴恩斯坦波尔引向了第四项原则：说谎是最大的犯罪。
克里斯多尔给说谎下的定义范围是很大的，包括对发生的事情描述的不准确，甚至对一件实事的隐瞒也称之为说谎。
“哪里有谎言，哪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巴恩斯坦波尔对这个观点感触很深。他似乎豁然开朗，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止含义。乌托邦和地球的区别主要就在这一点上，地球上到处都是谎言和虚伪。
巴恩斯坦波尔向克里斯多尔详细地讲述了人类生活中的全部虚伪和谎言。在地球上，尽管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问、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隐藏着谎言。有人在大肆鼓吹君主制，滥用职权，在搞冒名顶替；有人借用宗教和道德教育的名义弄虚作假。地球上的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受人限制，被迫纳税，忍受痛苦，最后成为这疯狂、虚伪的牺牲品。“说谎是最大的犯罪！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是实实在在的道理。这个论断是科学社会同以往任何社会最基本的区别。”紧接着，巴恩斯坦波尔又对地球上出版的报纸进行了抨击。他指责地球上的报纸在亵渎真理，歪曲事实。
他对这方面的问题最为了解。伦敦的报业已不再是公正的新闻媒体，他们删除了不该删的东西，稿件也被他们改得支离破碎；他们公开说谎。这样的报纸跟擦脚布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一块擦脚布。尽管《大自然》这份报刊在报道这一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时有失准确，但它毕竟是一份纯科学性的刊物，并不报道每天的新闻。他认为，新闻界是现在生活中的盐，如果盐变得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这位可怜的人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悉顿汉姆，坐在早餐桌旁，读完一份很糟糕的晨报后，在不断地高谈阔论。
“乌托邦以前的新闻界也是这样，一团糟。”克里斯多尔安慰他说。“但是，要相信一句话，真理最终会战胜谬论的。你不必太伤心，将来的某一天，你们的新闻界也会变化的。”
“你们乌托邦人是怎样看待报纸和评论的？”巴恩斯坦波尔问。
克里斯多尔解释说，在乌托邦，新闻和评论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有许多房子——能看到的那座就是——被用来当作阅览室。人们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浏览新闻、大事，可以了解整个星球所发生的事情，有什么被发现了，有什么被披露了，自哪些事情已经做好了，等等。做这些报道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报纸上绝对没有任何形式的广告。克里斯多尔说：乌托邦的报纸还对地球上的事情做过丰富有趣的报道。他坚持读这些报道，因为他对历史，对地球上的事情很感兴趣。报纸对科学发明报道得很多，以期望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报纸也有一些固定栏目，专门报道公众感兴趣的活题和事件，还为阿登和格林雷克为之献身的空间研究做出了许多评论性的报道。在乌托邦，一个人死后按风俗习惯报纸要刊登他生前的主要事迹。克里斯多尔答应带山恩斯坦波尔到一个新闻中心参观一下，让他读一读从地球人那里得到的有关地球上生活的报道。同时，巴恩斯坦波尔希望在那里能看到阿登和格林雷克的报道，因为他们不仅是伟大的发明家，同时也是一对伟大的恋人。他也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一些他最钦佩的瑟潘泰恩和塞达这些人的情况。在乌托邦的新闻报道中找不到像谋杀、抢劫这样令人乏味的故事，不像地球上的报纸，到处都是谋杀案、诽谤案、诈骗案、性无知、性泛滥，到处都是对示威游行，股市涨落、体育比赛的报道。乌托邦用生动活泼、独具特色的讨论代替了这类报道。
乌托邦的第五项自由原则就是言论自由。
任何一个乌托邦人都可以自由地对世界发生的事情直接或间接地发表评论和提出批评意见，但决不能捏造事实；他可以同意别人的观点，也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他可以对社会上任何不良现象进行抨击，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借助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用诗歌、小说，也可用素描、漫画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前提是他不能说谎、作假，这是辩论中必须遵守的原则。他可以把他的观点打印好送到新闻中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他们的文章；如果对他的文章没有兴趣，可以置之不理。读者还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书带走一份。克里斯多尔的手里就有几本有关太空开发很怪诞的小说。这些书一般只有三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