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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正在啃油条，行辕方面传达了班禅的《告西陲民众书》。
班禅大师在通电中明确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的抗日斗争，并且指出：“只要大家努力，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两万元，用于救助伤兵和难民。
这时候，余展鹏找到蔡智明，拉着他一起去拜见班禅。曾铁衷大队长说了，仪仗队官兵离队的事，谁也不好做主，只能央求班禅本人点头，并且最好趁大师宣布拥护抗战的机会向他提出申请，说不定能够得到批准。
曾队长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傍晚时分，五个仪仗队的军人在神职堪布的引领下来到甲那颇章宫，班禅住所的门口点着几百盏小酥油灯，大师正在经堂里念经。
等了好久，乐队的喇嘛“嘟嘟”地吹响长号，九世班禅终于可以接见大家了。大师高坐在法坛上，铜炉上煮着红茶，茶水里掺了不少奶油和香料，闻起来很香，茶几上还摆了一些红枣之类的干果，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品尝一口。
军官们按照礼节讲了一套致敬的言语，班禅大师却不吭声。大家只好鼓起勇气说：“我们想上前线参加抗日，希望大师批准”
“我们是军人，国家危难之时，须尽军人职责，请大师支持”
“家乡正遭受日寇的威胁，我们心急如焚，请大师体谅”
…………
班禅大师始终没有说话。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0月21日，蔡智明、余展鹏等五人得到了班禅行辕签发的通行证。同时送给他们的，还有大师本人亲自赐福的五条红色的哈达。
根据九世班禅的指示，二十个“康巴”（西康藏民）“乌拉”将协助五名军人经西康到重庆。行程预计两个月，沿途的费用将由班禅行辕负责——原因是，大师认为，这五位“暂时请假”的军人，尽管离开了仪仗队，但他们仍然应该被视为“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后来的事：
一、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因肝病发作，在玉树结古寺甲那颇章宫圆寂，享年五十四岁。
如今，他的灵塔被供奉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名字叫做“扎什南捷”（吉祥天国）。在其不远处，有“释颂南捷”（三界圣地），那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灵塔。
二、1938年8月8日；考试院长戴季陶在甘孜主持了“班禅大师致祭仪式”。仪式之后，仪仗大队随戴院长离开西康，随即宣布解散。官兵们赶往湖南报到，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
不过，其中有些人够倒霉，居然赶上执行“长沙大火”。英雄没当成，却成了纵火犯。
三、1940年，拉萨发生政变，曾经阻止九世班禅进藏的“摄政王”五世热振被迫辞职。1947年，热振活佛“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被人毒死在布达拉宫的牢房里，享年三十五岁。
当然，对活佛而言，死亡不是什么大问题。如今，七世热振已经“坐床”，过几个月就要满十岁了。据报道，该活佛落落大方、从容自如，“摸顶”的动作十分优雅，颇具神仙气象，并且，各级领导也“时刻关怀着活佛的健康成长”。大家尽可以放心。
四、1938年1月，蔡智明到达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他给家里寄了一个包裹，随即乘船前往武汉，并被补充进黔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
38年10月，102师（编入欧震的第4军）参加了“万家岭战役”。这是一场歼敌万余人的大捷，但是，304团代理营长蔡智明上尉在强攻狮子岩的战斗中阵亡，享年二十三岁。
41年5月，贵州的省会贵阳市修建了一座“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祭奠包括蔡智明在内的102师的一万二千位英灵。52年，该建筑因扩建道路被拆除，只在贵阳市的南明区留下了一个让许多人莫名其妙的地名——纪念塔。
五、蔡智明从重庆寄回家里的邮件中包括以下物品：六条哈达，一条手工羊毛毯（给母亲的），一双羊毛袜（给父亲的），一支美国“康克林”金笔（给妹妹蔡志兰的）。另外，还有几本《进藏日记》。
在日记的最后，蔡智明这样写道：
曾铁衷队长问：跟随班禅大师两年有余，可曾领悟到佛的真谛？
我照实回答：我不信佛，所以感觉不到佛的意义。
队长笑说：错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佛。否则，你何以要冒死参战。
——或许真是这样的。不信佛，是因为心里已有了佛。
平常只以为听到了良知的召唤，却不明白良知即是佛音，早已驻留在自己的灵魂里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