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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贵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鉴于此，西藏的“世家”就很不愿意接受英国式的“民主”；同时，他们也担心内地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特权。所以，当权的世家子弟们普遍希望维持现状，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利用两边的矛盾保护自身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噶厦政府的政策首鼠两端。如果内地软弱，他们就嚣张，如果中央的态度强硬，他们就退让。
果然，接到赵守钰的一通电报，拉萨的噶伦再不敢说什么“尊崇佛国”之类的废话，表示同意仪仗队进入西藏。但同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仪仗队的纪律约束、在西藏的停留时间、退出西藏的线路等等——这些事情都好商量。
“噶伦”们还提出一个要求：班禅进藏，必须经过拉萨三大寺的担保——拉萨三大寺是“亲汉”的，中央政府当然没意见。
可是，九世班禅却不干了。
“蒙藏委员会”和拉萨谈判，九世班禅也在谈。
替班禅传口信的人名叫多仁台吉，是个四品俗官，号称西藏第三大富翁。他向拉萨政府转达了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一、准许班禅在后藏征兵，组建自己的军队；二、撤换现有的后藏官员，由班禅重新委派；三、后藏不向拉萨纳税，专为班禅供差。
这些意见是行辕秘书长刘家驹拟定的。刘秘书长是个小学校长，政治上实在幼稚——组建私人武装、排除异己、划分势力范围，这都属于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现在九世班禅的人还没进西藏，先就气势汹汹地把自己的图谋嚷嚷出去，对方岂能容他得逞？
果然，拉萨方面随即回复：一、后藏可以征兵，但必须归属藏军统一指挥。班禅不但不能拥有军队，就连现有的卫队也必须解散；二、现任的后藏官员能力强、表现好，不能变更。今后，包括“扎什伦布寺”的寺主也由拉萨指派，班禅没有任免的权力；三、后藏必须承担政府的差役，班禅由内地携带进藏的武器和物资设备也必须交给政府管理……除此之外，还要求九世班禅就以上内容做出书面保证，交拉萨三大寺担保。
九世班禅顿时气炸了。
班禅是什么人物？伟大的活佛啊！平时发布命令都不用亲手自己签字、是由堪布代理签署的（因为他写的字是“圣物”，不能轻易使用）。可现在不仅说话不管用，还必须写亲笔保证书，交给地位比他低的喇嘛担保，这简直就是侮辱神灵嘛！
班禅大发雷霆、通电斥责噶厦政府，声明自己是金口玉言、所提要求绝无通融的余地。
拉萨的噶伦回答的也挺干脆：不仅要写保证书，还要加上一条——班禅承认，进藏以后服从噶厦政府的领导——否则，政府将以武力拦阻其进藏。
这下子，班禅终于明白，藏区的僧俗官员并没有把他这个大活佛当回事，根本就不希望他回去“领导佛界”。
于是，班禅对谈判失去了兴趣。他转而联络青海和西康，请求马步芳和刘文辉派军队协助他进藏——看样子，活佛真的急了。
这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可是，蔡智明他们却并不知情。
因为怕动摇军心，行署方面对仪仗队封锁了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是从过往的商人嘴里听说“中国和日本在打仗”，每每向上级询问，曾大队长总是回答：“华北事件，日军被我沉着击退。国际间对我深表同情，国势尚属乐观……”。
那个年月，中日双方的冲突屡有发生，大家早就习以为常。所以，蔡智明也就认为这次只是一场寻常的争端。
在那段日子里，官兵们更多考虑的是：“礼仪护送”会不会真的变成了“武装开道”。
班禅邀请青马、康军进藏，马步芳和刘文辉是有可能答应的。
昌都原本是四川属下的商业城镇，1917年“第一次川藏战争”时被藏军占领了。从那以后，昌都就成了西藏东扩的大本营，刘文辉深受其扰，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个军事要塞夺回来；同样，那曲（当时叫“黑河”）草原是藏军的集结地、是西藏进攻青海南部的跳板，马步芳也很希望把这片优良的高原牧场据为己有。
川军的粮草充足，但他们有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糟糕名声，出了四川、见谁输谁，所以胆气不那么足。而“青马”却是豪情万丈，不仅乐意当先锋，还放出话说：“马子香要当民国的福康安”。
乾隆年间，福康安率领清军与廓尔喀（尼泊尔）开仗，从日喀则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回到拉萨又把西藏的政教事务整顿了一番，文治武功、声名大震——而今，马将军也想效仿“福大帅”，只不过，他这个“回回福康安”会搞出个什么样的“政教合一”，谁也说不准。
玉树附近驻扎着“青海南警备区”的一个骑兵团。青马的军官们觉得和击溃藏军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西康能够保证粮草，打进拉萨，一个师就够了！”
青马的人倒也不是乱吹，他们和西藏打过仗，对藏军很了解。
西藏的最高军事机关叫“马基康”，司令叫“马基”，有一僧一俗两个人；藏军的最高军事单位是“代本”，相当于团，“代本”下面是“如本”，然后是“甲本”、“定本”和“久本”。一个“久本”管五六个兵。
“代本”的编制为五百人。经过多年扩充，藏军的规模已经从六个“代本”扩大为十三个“代本”，再加上附属人员，总兵力将近一万人——这就很不容易了。想想就知道，一百万人口的地方，一多半男人当了喇嘛，还能剩几个当兵的？
西藏的游牧民不能当兵，因为他们居无定所，逃跑了也找不到。兵源来自庄园农家，按“一头牛耕五天的地”的面积出一个兵，因此，士兵都是农奴。
兵士的服装（英式）、军粮（每个月四十斤青稞）、军饷（每年四两五钱藏银）由庄园主提供，士兵的弹药也由所属领地的主人负责。军队只发一杆枪。这样一来，政府省事了，主人却很头疼：如果当兵的枪法不行，多打几枪、他就有破产的危险。
炮弹是政府的、可以放心折腾，子弹是私人的、机关枪就不敢随便玩。所以藏军有二十九门炮，只有四挺机枪。
藏军的枪支有三个来源：最老的一批俄国货，是清朝末年向沙皇订购的；还有千把支“四川造”，是藏军缴获刘文辉的武器；最多的要属“英国造”，这五千支英国枪分为两类，三千支是现款采购，所以是新枪；两千支是赊帐，所以是尼泊尔兵淘汰的旧枪——英国老板做买卖，一分钱一分货。
拉萨也有兵工厂，引进机器设备花了两万英镑。每月能生产三千颗子弹、十五条枪，产品质量和“四川造”有一拼，成本却比英国货还要高，象征意义远超过实际作用。
藏军的一个军事单位来自同一个地方，军官都是庄园地主，带来一百人、可以当“甲本”，只带五个人、只好做“久本”。也就是说，士兵是军官的财产、也是他当官的资本。比如“定本”的手下起码要有二十个兵，若是枪毙几个、再开除几个，他就只能当“久本”了，所以地主军官通常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农奴士兵。
这么一来，藏军的纪律就不太妙。哨兵站岗，把枪挂在栅栏上就去闲逛，过俩钟头回来，枪都不见了。军官也只能揍他一顿，赔几个钱了事——藏军纪律中有一条：士兵失弃武器，由其主人赔偿——这可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军规。
还有一条绝的——士兵见了长官不立正，而是叉开双腿、两手摊开、弯腰鞠躬、伸出舌头、发出“吐噜吐噜”的声音，这种军礼恐怕也是天下独步。
不过，藏军也自己的优势。
他们的军官都在江孜接受过专门训练，部分人还毕业于英国、印度或尼泊尔的军校，军事口令使用英语，整体素养不差。虽然士兵的战术水平较低，但能吃苦耐劳、行动敏捷，特别擅长登山越野，部队的运动能力很强。
另外，藏军有宗教的信仰、有服从上级的精神习惯，执行任务比较勇敢。这一点只有青马骑兵可以匹敌，川军就远远不如。
西藏周边的气氛十分紧张。
刘文辉和马步芳相继向中央报告：“藏军正在藏东前线调动兵力，意图进犯西康、青南”——他们开始在为下一步的出兵制造舆论。
青海，马禄旅进驻结古镇。据说，青马将有两个骑兵旅另一个骑兵团集结玉树，战事一触即发。
仪仗队也着手制定应变方案。赵守钰专使指出，西藏方面有“消极抗拒”、“积极抗拒”、“迎班禅、拒汉人”三种可能，要求曾铁衷大队长根据这三种情况拟订行动计划……
37年8月，迫于青、康方面的军事压力，拉萨的噶伦突然改变态度，宣布：“欢迎班禅返藏，同意仪仗队进藏，其他未决事宜，待大师抵藏后再做协商”。
这让大家有点发懵。余展鹏和蔡智明嘀咕说：“抵藏后再做协商？万一协商不成，把我们关起来打怎么办？这事挺玄的”
班禅大师那边也不做乐观的响应、没有立刻动身的准备。看样子，他也有点犯怵。
一时间，何去何从，祸福难测，行辕和行署都做了难。
1937年8月19日，行辕、行署和仪仗队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的电令：“本院会议决定：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返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
于是乎，“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返藏之行，就此取消了。
然而，对蔡智明而言，最让他震惊的不是班禅行程的中止，而是行政院电文中的“抗战”两个字——作为宪兵的他知道，中央政府以前是不允许使用这个“过激”的词句的，而今它却登上了政府的公文，这说明，正式开战了……
抗战期间，西南后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