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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明德”就成为了北大经费最充裕的社团。可是，请等等，我们还不是一个社团呢，于是我们赶紧准备申请注册，然而没有想到，这个社团一直也批准不下来。直至今日，为什么“明德”一直没有取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还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肯定的权威答案。但是通过与“内幕人士”的交流后，我推测，原因还是在于“高考状元”这个敏感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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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合法的身份，但我们仍然可以经常参与到正式的社交场合中，从西餐的礼仪开始学起；我们自己设计或是请来人力资源专家，在聚会中通过各种游戏来锻炼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创新意识；我们还组织了许多内部的交流活动，在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明德”学生中分享经验、互相帮助、培养友谊；而每年的假期，我们也可以组织社会实践考察，去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或者偏远落后的山区，去拜会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或者给农村小学里的孩子教课，去报社、去政府机关、去百姓人家……总之让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实况有了更加全面与广泛的了解。
“明德”给我带来了许多许多宝贵的回忆和收获，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在里面结识的好朋友。和很多人讲的一样，我相信上大学就是要做三件事情：读天下文章，看天下风景，交天下朋友。而“明德”不是一个社团，她更像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一起开怀大笑、一起出谋划策、一起经过阳光、一起走过风雨。在大学里，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需要有心人的培养和维持，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甚至几个圈子后，你的大学生活，从此会与众不同。
（四）问题少年和跨文化合作
大二的夏天，我有幸前往香港大学，和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60名学生一起，参加“李韶经济社会考察计划”。李韶先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社会活动家，他创立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内地大学生和美国学生对香港的了解，所以我们每天上午都会在港大听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讲座，了解香港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下午则被分成了不同的研究小组，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调查和讨论，最终完成一篇考察报告。
在40天的活动里，我们听了30多场讲座。从“特首”董建华先生，到当时的成功商人现在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从著名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到香港艺人梅艳芳，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渣打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每次讲座之后都会有学生提问的时间，而我每次都会举手，因此得了一个称号：问题少年。
为什么要问问题？因为我觉得问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且不说你的提问对象是如何的声名显赫、精明睿智，也不论你的问题能够被所有在场的听众听到，问题的愚蠢与聪明立刻能从你身边的听众的表情中得到反映，最难的还是，你要努力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这必须建立在你对演讲者以及演讲话题的背景、演讲本身的逻辑有敏锐的理解和判断，然后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精辟的语言，提出问题。
这个过程非常锻炼人的思维、急智和口才，而我就把问问题当作了一种训练，所以才几乎偏执地在每次演讲后都举手提问。也正是这种训练，使我日后在面对不论什么样背景和级别的人，都可以从容地提出问题。
“李韶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完成一篇调查报告。我和来自哈佛大学的Owen和来自香港大学的Trevor在同一个小组里，我们的报告主题是“法律”。来自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要在一起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
其实这也许是你将来工作中经常能遇到的情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跨文化的团队合作可能是最常见的工作环境。所以在大学里，希望你一定要找到机会，和你的留学生同学或者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一起合作一些事情，来感受和锻炼一下cross…cultureteambuilding（建设跨文化的团队）。
学会合作本身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交流，更加不容易。首先第一步要学会交流，交流不畅，则很难培养起信任、培养起默契、培养起互相尊重，没有团队的凝聚力，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而交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又非常的困难，大家英语水平的差异，本来已经限制了表达的有效性，再加上或多或少存在的陌生感，使得交流的双方耐心下降，最糟糕的时候可能出现完全不愿意交流的情况。因此，真诚的态度、耐心宽容的心态、互相鼓励的气氛都是保证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关键。
在建立起了畅通的交流机制后，我、Owen和Trevor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们最终确定把题目缩小到讨论“法律援助”这个话题上来，我们在图书馆里寻找资料、列出了准备采访的专家和当事人的名单、设计了调查问卷准备在申请法律援助的人群中进行调查，最后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实。
合作中的互相适应和宽容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Owen总是很惊讶中国学生能够持续长时间的学习能力，他要求必须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得去酒吧休息一下；Trevor对于要用中文写作感到十分的头疼，总是在抱怨中文写作的繁琐；而我则是面对大量的英文文献有些望而生畏。
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的调查报告，并且在最后的报告评比中获得了15个小组中的第一名，第一次的跨文化团队合作，我们给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任羽中：
上游泳课的时候，体育老师盯着我说，你胆子大一点，我就不信你学不会，结果到第十周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能漂在水面上了。很偶然地参加了学生会学术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战略与管理》杂志社，要和他们合作办一个系列讲座。暑假参观上海靳羽西公司的时候，副总裁沈宏女士特意送给我们每个男生一瓶香水，她说注意自己的仪表、学习社交礼仪是成功男士的必修课。
第六章（一）生活其实总是公平的
和其他大学不同，北大的军训安排在大二开始之前的暑假。我们去的是驻扎在平谷县的38军某炮兵旅。38军在朝鲜战场上战功卓著，乃是赫赫有名的“万岁军”，而这个炮兵旅则是电影《弹道无痕》的故事原型所在，营门口白杨参天，令人难以忘怀。从此以后我们班的男生都对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有两个女生毕业后投笔从戎。直到现在，喝醉酒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高唱《38军军歌》。
军训的意义，除了锻炼吃苦耐劳的品质之外，还在于让我们体味一种与大学里边完全不同的生活——比如在军营里，你最大的美德是服从而不是挑战权威，最好的状态是整齐划一而不是百花齐放。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毕业以后去西藏支教或者参军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经历会比常人丰富，也能获得更多的人生经验——这些经验，决不可能从书本上读来。
军训也是培养友谊的最好时机，所谓患难真情，此间的点点滴滴，都将长久铭刻在彼此的心中。
军训结束后，我们也从昌平搬回了燕园。当大客车从西侧门开进北大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欢呼起来。多少回在梦中出现的湖光塔影，以后就常在身边了。
再回头想想，昌平校区生活闭塞，很大程度上就是“高四”，学生很少有机会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也因此失去了不少机会。但是正因为生活的简单，我才可能读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认识更多的朋友，才不会因为选择太多而迷失了方向。推而广之，如果你的大学不在全国性的中心城市，那么你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应该比北京的大学生更扎实，在未来的竞争中，这就是你的优势。
生活其实总是公平的，我们没必要抱怨什么，真正的问题是，那些失去了的东西，怎么样努力才能补偿回来。
（二）急功近利是成长的大忌
回到燕园之后，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北大真的是太大了，北大的生活也真是太快了。三角地的海报永远都是墨迹淋漓，图书馆南配殿的小电影总是前卫，从“海归”教授嘴里冒出来的名词无不与时俱进。而每一天的晚上，都可以同时有五六场讲座。无论是白发苍苍的学者还是志得意满的富商大贾，都以能在某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做讲座为莫大的荣耀。
班上的同学很快分化，有的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成了与学工干部打得火热的活跃分子，也有的从此逍遥自在地看先锋电影过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人生”。
那我呢，我该做什么呢？
五光十色的生活，当然充满了诱惑，谁都想快快成功，快快得到众人的瞩目。但是，急功近利是成长的大忌。当你得到机会表现自己的时候，请先想想，我已经把自己铸造成器了吗？我真的清楚自己的分量吗？
不是说只要韬光养晦不要有所作为。只是说，我们要经得起机会的考验，机会越多越容易出风头的时候，我们越要气沉丹田。
所以我告诉自己，不管怎么样，我先要把书念好，把每一门课的成绩考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很多同学因为忙别的事情把专业课的学习耽搁了，最后或多或少都有些后悔，大学里边考试成绩虽然不再是判断成败的惟一标准，甚至不算重要标准，但分数对于想保送研究生或者出国深造的同学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
前一章已经提到，和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交流特别重要。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都讲究长幼有序，其中当然蕴藏着深刻的智慧，只要人家长你一岁，就总有比你成熟的地方，你虚心求教，必有收获。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也总是想方设法找机会和学长聊天。当时大三的一个师兄为了跟我说明他的学习方法，甚至专门画了一个时间分配表送给我。还有一个师兄非常厉害，大三的时候已经在《欧洲》和《世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