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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到豆腐村，除了过年没有煎饼、年糕吃，其他的就都是让姑姑高兴的事了，比如后来有了生产队，上工不敲钟，大家也不必在村口等齐了再走，到了地里也不必等齐了再干，干起来也不必你追我赶搞得紧紧张张的。若是姑姑想睡一会儿懒觉，睡就睡，只要你把该干的活儿补齐，姑夫不管，生产队长不管，其他人也不嚼舌头。不像在李家营，无论你有多困，天一亮就得下地，一下地就是一整天，早饭晚饭也要在地里吃。饭由家里不能下地的老人孩子来做来送，没有老人孩子的，就自个儿带块干粮，喝口从机井抽上来的凉水。这些人许多都落下了打嗝儿的毛病，捂了胸口一个接一个，自个儿烦，别人也烦。但在地里吃饭的习惯谁也甭想变一变，谁想变谁就是怕苦怕累，谁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人们是宁愿捂了胸口打嗝儿，也不能让人家把自个儿跟地主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还比如豆腐村的村支书，每天跟大家一块儿下地，一块儿说笑，从不摆支书的架子。他不摆，别人有时倒要跟他摆一摆，遇上俊俏的女人，或者傲慢的长辈，见了他故意不说话，单等了他先搭腔。他呢，先搭就先搭，乖得像条听话的狗，半点也不懊恼。甚至，女人们还爱开他的玩笑，有一回一群女人一拥而上，竟把他的裤子给扒下来了，他仍不懊恼，还笑嘻嘻地追了女人要裤子。这种事别人没觉得什么，姑姑却吃惊不小，心想这要搁在李家营的支书身上，可就不得了了，村支书就是一村的皇上，皇上的光屁股可是大家看得的？有一天豆腐村的村支书被风迷了眼，要人给他翻眼皮，一地干活儿的女人，他单单把刚来不久的姑姑挑上了。姑姑还真是个会翻眼皮的女人，手一提嘴一吹，那眼里的砂粒就没了。村支书睁开眼睛对大家说，有这样的巧手，我真想天天都迷眼啊。姑姑回去问姑夫吃不吃醋，姑夫说，高兴还来不及呢，吃什么醋？姑姑说，高兴什么？姑夫说，别看支书没正形，他可轻易不夸人的，他夸过的人，村里人都信。姑姑说，这叫什么夸，谁还不会翻个眼皮？姑夫说，不懂了吧，他是借翻眼皮，让大家喜欢你呢。姑姑说，他让喜欢人家就喜欢啊？姑夫说，不信你就走着瞧。果然，从那以后，姑姑出来进去的，跟她打招呼的人就多起来了。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人家不打招呼也属正常，但打了招呼自会多几分高兴，这个村支书，就这样随意而又有意地给姑姑带来了高兴了。而姑姑在李家营生活了二十多年，村长、村支书什么的倒也都见过，可姑姑话都没轮到跟人家说一句呢。
支书都这样，其他人就更不叫人紧张了，在李家营不敢说的话，在豆腐村就敢说，在李家营不敢做的事，在豆腐村就敢做。姑姑最喜欢做的就是针线活儿了，两腿一盘，在窗前一坐，就什么什么都顾不得了。她绣的鸳鸯，就如同一对活物一样；她做的衣服，胜过裁缝铺里的裁缝；她做的虎头鞋，简直能当工艺品来收藏……凡动针线的活儿，没有她不会的，凡她会的，又没有她做不好的。她为姑夫纳的鞋垫，姑夫一直舍不得踩在脚下，上面有一圈一圈的彩云，彩云之间有一对一对的小动物，真是五彩缤纷，绚丽夺目。姑姑说，踩吧踩吧，踩坏了还做新的。姑夫答应着，但直到姑姑去世那鞋垫还珍藏得好好的。姑姑的针线先是姑夫一个人欣赏，渐渐地全村的人都开始欣赏了，连女人们都不得不服气了，活儿上遇到了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姑姑。针线活儿不像一些粗活儿，捎带脚地就干了，它是须要长长的工夫的，因此大家需要姑姑帮忙的时候，就跟支书兼生产队长说一声，允许她不下地，允许她大白天呆在家里做针线。愈是这么做下去，找她做的人就愈多，给东家做了件坎肩，西家见了也要做，一户传一户的，二十几户人家，几乎就每家都有姑姑做的坎肩了。要说坎肩有什么难做的，不接袖不挖兜不上领子，布片拿在手里，一剪子下去就成了。但就是这一剪子，才见出了姑姑和别人的不同，别人是按了衣服样子剪，姑姑是按了人样子剪，剪出来的样子总是又贴身又好看。再加上姑姑一流的针线，这坎肩真就没挑了。姑姑会手做，也会机做，嫁给姑夫的时候，她的陪嫁就是一只大红的针线笸箩，一台牡丹牌缝纫机。但姑姑更喜欢手做，手做的一件跟一件不一样，一针跟一针也不一样，每一针都有可能偏离原来的做法，见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八十二 大白天里做针线，这实在是让姑姑高兴的事，在李家营那边，不要说白天，就是晚上做会儿针线也会受限制，家人们会说，明儿还要早起下地呢，赶紧睡吧。没生产队的时候受家人的管，后来有了生产队，姑姑听说李家营的人又在受生产队长的管了，第一怕挨队长的骂，第二怕干活儿落在人家后头，这两样，几乎成了李家营最要的脸面了。比较起来，鞋子拱出了脚趾头，袖子磨出了胳膊肘，裤腿飞起了布条条，甚至不洗脸不刷牙，不会做针线，一床被子都做不起来，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姑姑喜欢的恰恰是这些不重要的，重要的她倒是不喜欢的，也怪了，只要一下地她的手就起皮，她的脸就发痒，她的身体就有气无力，有时候，她还不得不戴了手套、口罩去下地。这样子让村人们看见了，不要说遭人冷眼，就连家人们都不满意了。她在针线上的心灵手巧真是白白地有了一遭，只这戴手套戴口罩，就把她所有的好全都给遮盖住了。
终于有一天，大家的冷脸子让姑姑撑不住了，她暗下决心，要在地里干出个样儿来。地里活儿有什么，比针线活儿容易多了。那是个湿热的夏天，玉米地里的草长得比锄得还快，人们每天被困在自家的玉米地里，吹不到一丝风，所有人的身上都生出了痱子。姑姑就在这其中，赤手赤脸地坚持着。一天，两天，三天……眼看村人们见到她，脸色一天天地在好看起来。但就在第四天的头上，一个外地人经过姑姑家的玉米地时，被刚刚锄到地头的姑姑发现了。姑姑和这个外地人相对望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忽然地就哭起来了。这外地人有些慌张地看着姑姑，说，你哭什么，我又没怎么你。姑姑却哭得更厉害了，边哭边伸出手给他看，天啊，两只手上全是褪掉的皮和磨出的血，就如同被鸡刨、被狗咬过的一样呢！姑姑说，只要我能离开这个村子，去哪儿都行。说完就看了外地人，仿佛要随了外地人离开村子一样。外地人就更慌了，说，我是刚来的，给亲戚做木工活儿来的。姑姑说，你慌什么，我又没说跟你走。外地人这才定下心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小盒子，盒子里盛了药膏，递给姑姑，说，抹抹试试吧，也许能管用。
姑姑抹了外地人的药膏，手竟真好了许多，但也就从那天起，姑姑在地里的干劲又提不起来了，下地时抱了锄头发怔，回了家就往那个外地木匠的亲戚家跑。其实也不是木匠的亲戚，是木匠一个老乡的亲戚，那亲戚看到过他做的衣柜，特意将他请过来的。这木匠在李家营一干就是一个月，这家做好了，那家又请去了，村里人眼热，听说他的活儿好，就一个挨一个地请他做，后来有一天，竟还被请到姑姑家的胡同里来了。请的人是傻祥娘，为的是给她的傻祥打一对结婚用的坐柜。傻祥那时年龄还小，她拿出的几块破木板也远不是打坐柜的材料，但她就是这样的人，凡事生怕落下自个儿，生怕比别人吃了亏。木匠开始不想接这个活儿，一是材料不行，再是傻祥家的厨房也不行，苍蝇一团一团地飞，嗡嗡的声音赛过一架战斗机。但姑姑希望他做，说不出胡同就可以去看他，他要嫌厨房不卫生，可以去对门的姑姑家吃饭。这一说木匠自是乐意，他和姑姑其实心里早已在喜欢着对方了，只是都还没好意思说出口，这样一个到姑姑家的好机会，他岂肯为一点小事而错过去呢。这时玉米的颗粒已长饱满了，玉米地里的草已弱下去了，酷热的夏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姑姑在这个夏天是只好了三天，就又恢复了从前任性、懒散的样子了。对她抱了希望的村人，提起她来就不由地要唉声叹气，怪她不争气，怪那该死的木匠造孽。但木匠的活儿做得是真好，工钱也要得是真低，一天三顿饭，外加二尺洋布钱，比雇本村木匠还划算呢。人们就这样左左右右地算计着，是既恼火这个木匠，又舍不得放这木匠走，而姑姑和木匠，便在人们一天接一天的犹豫不定中，愈发地难舍难离了。在傻祥家的几天，可说是他们在李家营最后的几天，他们，难舍难离到了极致，在李家营的名声，也同时被败坏到了极致。
姑姑认为自个儿了解傻祥娘的为人，她告诉木匠，饭不在傻祥家吃，工钱也甭多要，还是二尺洋布钱。她觉得傻祥娘占了便宜，那张嘴总是会老实些的。自个儿家呢，跟弟弟、弟媳打个招呼，就算妥了，这个家她是姐姐，父母死得早，弟弟多是不反驳她的。但谁知道，两人离得近了，反而想念得更厉害了，为在一起多呆一会儿，常常是，一个误了做工，一个晚了下地；一个弄错了尺寸，一个忘了别人的脸色。有时候，他们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