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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开DNA ，这些酶能起到类似于剪刀的作用。（分子生物学处理的大部分问题就是
这些基因丝带的剪切和粘贴问题）。你可以从DNA 的任何地方剪断，可以取出一段
DNA 放到另外一个生物体的DNA 内。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对DNA 进行移植。如果移
植方法正确，移植后的有机体会得到一个新的基因，这个有机体的性质就会发生变
化，会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特征，有机体内会合成出新的蛋白质，并且有机体
会把它的新的特征遗传给后代。如果让有机体进行繁殖，就得到了克隆后的有机体。
克隆物的实质就是复制。这就是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的其中一个难题是DNA 从一个
有机体移植到另外一个有机体后会出现功能异常的现象。不过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
施使让它发挥正常作用的。获得了外来DNA 的有机体被称为重组有机体。
生物技术革命始于1973年，当时史丹利。科恩、赫伯特。博耶和其他的科学家
成功地将其他基因引入大肠杆菌（寄生在人类大肠中的一种微生物）。他们将DNA
弯曲成为环状，之后设法将大肠杆菌细胞粘在这些DNA 环内。这些细菌细胞的性质
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它们从外界得到了其他的DNA。由于这一重大成就，科恩和
博耶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们给大肠杆菌移植的新的基因使大肠杆菌对一些抗生素具有了耐药能力，这
些有机体获得了新性能——对一些抗生素的耐药性，但是这种有机体并不危险，因
为可以用其他的抗生素容易地把它消灭。因此该试验没有任何危险性。
科恩和博耶的试验对20世纪的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引发了美国、日
本和欧洲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高科技公司。可以用新的基因疗法
来治疗许多疾病，并且人们对生物系统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层。
不过，科学家们几乎马上都开始担心从一种生物向另外一种生物体移植基因会
导致新的传染性疾病的爆发，甚至会带来生态灾难。这种想法很伟大想像中重组有
机体是很恐怖的。有关的科学家们强烈要求在科学界证实试验没有危险或制定出一
些防止试验事故发生的安全准则前，暂停基因试验的研究。1975年夏，在加利福尼
亚的阿西洛马就这些问题召开了国际会议。 。
阿西洛马会议带来了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和冷静的思考。会议之后，科学家们非
常谨慎地对待基因工程领域内的研究。会议上还制定了“阿西洛马安全准则”来指
导微生物的基因试验，还成立了安全检查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程序。结果
是，西方科学家对基因工程的危险性的担心反倒为苏联的生物武器研制计划勾画了
发展蓝图。
大约就是那个时候，苏联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奥治尼哥夫博士和他的
一些同事向苏联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高层领导提出了发展基因武器项目的构想。
之后不久苏联领导人就向苏联科学界发出指示基因工程研究者会得到政府的资金支
持，如果研究成果可以用于武器，政府会满足研究者提出的任何要求。
1973年，也就是科恩和博耶进行克隆试验的同一年，苏联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
个被称为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组织，这个组织表面上进行民用生物科技产品的研究和
生产。这个组织内部的科学家有时将这个组织简称为“公司”。它由苏联国防部提
供资金支持并归国防部管理。生物备战研究所的主要业务就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制造生物武器。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第一任领导是奥加科夫将军。
1974年，苏联在西伯利亚成立了一个联合研究机构，该机构旨在运用分子生物
学技术开发先进的细菌武器。该联合研究机构的中心是位于新西伯利亚地区的分子
生物学研究所，该研究所位于新西伯利亚市东20英里的桦树林中，所内各种研究设
备齐全。该研究所对外用药物制造作为掩饰。要不是国家的所有研究经费都用在了
生物备战研究所的“药物”研究，苏联也不会出现长期缺乏简单的药物和疫苗的现
象。非常明显，这些资金并没有用到药物的研究上。
苏联的大部分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著名专家都接受军方的资助并从事与生
物武器开发相关的研究工作。一些科学家向政府游说以谋求更多的资助，其他的科
学家要么不知道内情，要么不想知道太多的东西。西方的大多数科学家坚持认为生
物武器没有杀伤力，并且还一直存在一个崇高甚至是天真的希望，就是苏联会理性
对待那类武器的。科学家们大体上都认为这个条约的执行情况良好。生物学家们感
到十分庆幸，他们自认为要比那些没能控制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物理学家们
敏锐和聪明得多。
同时，情报界爆出了苏联进行生物武器研制的一些消息。科学家对这类消息持
有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很合乎情理）——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而且这些消息似乎
是出自右翼军事人员或中央情报局的某些偏执狂之口，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对苏
联妖魔化进行宣传。那些曾经试图说服人们相信苏联曾经对东南亚山的山区居民使
用毒素武器的消息的人成了许多科学杂志嘲讽的对象。1979年，携带有炭疽病毒的
空气飘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造成66人死亡，美国的生物武器专家宣称该市的市
民食用了变质的肉。该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哈佛大学一名叫做马修。麦赛尔森的生
物化学家。他是生物武器公约的发起人之一，曾经帮助说服尼克松政府接受该公约。
麦赛尔森坚持认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炭疽事故是一起自然事件。尽管有人认为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跟生物武器有关，麦赛尔森的观点还是流行了很长时间。
随后，在1989年，生物备战研究所的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佩斯尼克高级科学
家叛逃到英国。佩斯尼克曾是生物备战研究所下属的位于列宁格勒的被称为超纯生
物武器制备研究所的主管。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给佩斯尼克的代号是保罗。英国情报
人员在伦敦以西50英里的一间密室中听保罗汇报达数月之久。
佩斯尼克说，苏联全国各地隐藏着大量的生物战设施。他还说苏联已经部署了
大量可以装载战略生物弹头的洲际导弹，这些导弹瞄准着世界的各个地方，生物弹
头可以快速加载，并且导弹也可以迅速发射。大量的生物毒剂保存在发射基地附近
的仓库中，其中包括大量的天花病毒。佩斯尼克博士谈起生物工程时言语很专业—
—他精确知道生物工程的操作机理。他说运用基因工程手段研制生物武器是他实验
室最近的研究重心。他还提到，在苏联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在进行各种不同种类的生
物病毒的基因工程研究。
乔治。布什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简要地了解了一些情况。佩斯尼克很
有可能夸大了苏联的研究情况。他所说的大部分很难得到验证。
苏联肯定有生物武器研制计划，但是研究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却不得而知。
布什和撒切尔曾对戈尔巴乔夫施压，让他公布生物武器研究计划，并允许核查
小组对苏联的生物武器设施进行核查。
1990年深秋初冬之际！苏联在公开性和新思维的混乱中渐渐崩毁，并最终走向
了经济瓦解和国家解体。与此同时，布什总统正在准备与伊拉克开战。美国及同盟
国大举进军波斯湾。情报表明伊拉克拥有生物武器，但是规模却不得而知。显然，
不论是在苏联还是中东地区，美国在生物武器的开发方面都被毫无准备地超越了。
“虽然我只是核查小组的一名普通成员，”马克对马萨乔说，“但是，我认为
我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的观点。”
1990年圣诞节前夕，马克随同一组美国人飞往伦敦，踏上了前往苏联进行核查
的旅程。其中一些人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一些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一些是美国
军事专家，还有一些和马克一样，是一些对生物武器了解较多的私人科学家。
核查小组在伦敦滞留了很长时间。据说是对苏联生物设施的核查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遇到了困难。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在推延核查小组的入境时间，以便有时间让
军事人员把活性的生物武器储备从设施中转移出来，并用化学消毒剂对建筑物进行
消毒。1991年1 月，核查小组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进行核查了。当全世界都把目光
聚焦在海湾战争的时候，核查人员们飞往苏联的多个地点进行核查。
如果说在他们进去之前，他们的眼前蒙着一层面纱的话，那么他们进去之后，
这层面纱很快就揭开了。一位核查员，他是美国的一名从事与基因工程疫苗有关的
先进生物技术生产的专家，后来曾说，在进去之后，他认为苏联的问题被军事人员
和情报分析家们给夸大了。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苏联的
生物武器研究甚至是深不可测。“太恐怖了。”他说道。
苏联境内大约有16个确定的大型生物武器设施（如果把小的计算在内，则有52
个之多）。核查小组只检查了其中的4 个。这些设施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武器
生产设施和研发实验室。核查小组在莫斯科以南40英里一个叫做舍普科诺的小镇附
近检查了奥博思科内的应用微生物学研究中心，奥博思科内是生物备战研究所下属
的一个很大的工厂。奥博思科内有30座建筑物，它至少是迪特里克的美国陆军传染
病医学研究所的十倍大小。奥博思科内的主要建筑叫做“尸体一号”，它有8 层高，
占地5 英亩多。是一个拥有一百五十万平方英尺实验空间的大型实验室，是世界上
最大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