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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看到我的作品有机会翻译成中文。我很早就对中国文化感到兴趣，一有机会就向中国同事问东问西的。
欢迎读者把感想与意见寄来给我，看看本书与你们的生活是否贴近，你们的经历和书里那些人的相似或相异。
我约在20年前开始这项研究，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所用的经费是由我自己募款得来的。我相信要问这么突破而深入的问题，必需要能完全独立、不受干涉。此外，我尝试了一项新的方法学，立意在结合研究的质与量。我用开放式问卷让受访者尽情发挥，不把他们限在选择题，或预先设计好的答案里。由此，我得到了一项好处，就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方式非常自由而丰富。
同时我让回函的人不必署名（只要注明州别、城镇名、年龄、婚姻状况等）。这是关键性的重点，因为以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完全保有隐私而畅所欲言，不必担心因为泄露了婚外情、没有高潮、被配偶殴打，或其他任何事情而受到难堪。我相信，这一点使我的研究和别人的不同。
另一项特色是，我刻意研究一些以前从未被度量过的事物，譬如“什么是爱？”、“感情的距离”、“如果你结婚了，配偶是你最亲密的人吗？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吗？”。我的研究是先问为什么男人或女人想要离婚，再从政府的统计数字来求证我的基本发现。问这些“没人问过的问题”，使得一些原本无法了解或不能预测的事情，有其可能性——亦即现代生活在未来会有什么改变。它有时会造成一种骚动，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我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还是获得了肯定。
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著作之一。它对私人生活中的感情和变动，作了完整的重新诠释，而且是从女人的观点出发——直到今天，此书还是“仅此一家”的资料。几世纪以来，女人的角色都被社会定义为“爱的给予者”和“养育者”。基本上，父权结构将女人视为“母亲”，一旦她们想点别的，就会引发父权拥护者的勃然大怒。如果根据传统，“爱的给予者”是对女人的基本定义，那么今天的女人对“爱”又有什么看法？她们还把它当做思想和感情的中心、欲望和未来的计划吗？女人会如何定义爱（以及不同种类的爱）？女人较喜欢付出爱呢，还是接受爱？以及，大部分女人觉得被爱吗？
女人在“爱”里的刻板行为，是从过去大多数不利于女人的陈腔滥调里学来的，这也反映了几世纪以来，女人在社会上的次等地位。长久以来，女人被视为男人的财产和附属品，女人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对象，而是男人和文化的仆役。本书的核心概念，就是说明在婚姻与爱情关系中，有一项未明言的“感情契约”，也就是男女都该遵守的游戏规则。但是，即使是这些未言明的规则，对女人仍是侮蔑贬抑的，并且引发女人许多不必要的痛苦。传统的说法告诉女人，婚姻的报偿就是男人的爱，但是婚后她们却发现，男人觉得最该忠诚的不是对妻子，而是对社会和他的职务，及其他男人。这对于梦想一个平等关系的妻子而言，是绝大的失望。
今天，女人已开始质疑这个旧的“感情契约”，并重新审视爱的许多意义——及它们在生活中有多重要（或不重要）。女人在此要问：“真正的爱是激情还是了解？而哪一个才该用来和另一人共筑人生？是觉得被爱比较重要，还是想付出爱比较重要？是激情重要，还是稳定重要？（或者，必需选择吗？）以及，朋友之间的爱——有时甚至比和配偶更亲密，这意味着什么？”
在此，我谨向所有读者致上敬意与祝福，并希望获得你们的回音。
序导读（1）
近年来，有两位女性思想人物最引起争论，但也就在广泛的争论中，她们大步伐地改变着目前正在调整中的男女两性关系。
这两人之一，乃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教授麦金侬（Catharine Mac kinnkn）。她专注于语言、对女性之暴力，以及女性人权等方面之研究。认为色情出版品乃是对女性之暴力的滥觞，因而它侵害的已非女性，而是人权，应予禁止。将女性问题拉离以往两性关系的轨道，并重新定义为一种新的人权问题，而在美加两国进行宪法诉讼，以麦金侬教授为首创。她的宪法诉讼在加拿大获得了胜利，1992年加拿大的最高法院裁定她的诉讼获胜，往后加国将加强女性非人化的色情出版品之限制，加国最高法院认为“限制使女性非人化的言论，重要性大过言论自由的保障”。
麦金侬教授将女性按人权问题而重新定义，并致力于将其凝固到最高的宪法位阶上，无论就问题意识、思考逻辑以及实践策略，都是近代女权上重大突破性发展，也为女权运动本身创造出更宽的社会基础，许多保守主义者在女性人权的问题意识引导下，也不得不加入她的行列。只是麦金侬的宪法诉讼，尽管在加拿大获胜，但在已视言论自由为天经地义的美国，却遭遇到自由派的强大阻力，并成为近年来美国最重要的宪法争论之一：究竟是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重要？或是限制色情刊物以免其利用此自由而侵害女性人权重要？“美国民权同盟”主席史托森（Nadine Strossen）判断说：“目前美国许多首要的宪法学者，已向此种女性问题人权化的方向移动，他们估计，她的策略可望获得终极性的胜利。”
麦金侬教授将女性问题拉向最高的宪法位阶，以此为起步，企图从最基本的法律秩序上，重建两性关系，这是女性主义者在“公共域”上崭新的开展。与此相比，在“私人域”方面，则要推雪儿•；海蒂（Shere Hite）了，她从1976、1981年，以《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男人篇”、“情爱篇”三部曲这三本通俗性的实证著作，清楚的呈现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无论两性的性关系或感情关系，都存在着一种模式构造，而这种模式构造所对应的，也是社会的实体构造和权力构造；也就是说，两性的性关系和行为感情关系，乃是社会系统所制约及制造的产物，它是文化的，而非本质的。基于此，当两性关系重聚，必须从各类习以为常，而且视为当然的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义。
雪儿•；海蒂的三部曲，从近代女性知识分子的角度而言，并不能说是创见。但三部曲真正重要之处，乃是她以问卷的方式，广泛的向男女就性行为、两性互动、感情交流，甚至吵架争执等私密性的问题，展开调查和收集具体的叙述。经由这种聆听式的实证研究，她用各种活生生的证据，证实了以往只有少数女性主义精英知识分子讨论的“女性观点”。从这样的观点而言，“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可以说是近代女性主义观点的具体化、深刻化以及普及化；而从运动角度言，“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可以说发挥了极大的动员及征召效果，对于正逐渐减弱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她的报告加速了这种旧霸权的式微。
也正因为“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具有加速瓦解两性关系旧秩序的动员效果，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围绕着这三本“海蒂性学报告”，也就争议不绝、话题不断。有的事涉无聊，藉着雪儿•；海蒂传奇化以鄙薄其著作中所承载的信息。例如主流评论界总喜欢强调海蒂出身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而后一路求学，最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侍应生、秘书、《花花公子》女郎、保姆等维生的生命历程，甚至她的丈夫小她20岁的个人秘密也都被夸张报导，她的前两部曲由于畅销而使她赚入250万美元，更是不断被人提起。有次，美国《时代杂志》以其为封面，报导开始即从她的模特儿生涯讲起，对她著作里的观点及发现则多质疑，只有到了最后才正面的进行介绍，对于这种负面式的贬抑，雪儿•；海蒂即恼怒地指出：“有谁会读到这么后面？”
围绕着“海蒂性学报告”而出现的争论，最有建设性的，厥为有关女性研究方法论上的探讨。由于“海蒂性学报告”并未采取主流学术界那种传统的量化分析——因为那种逢机分层取样、被动式的调查方法，势必将使女性的立体认知，淹没在样品代表性的大海中；因此，她采取了独特的问卷模式，除了针对行为及感受作量化设计之外，更让受访者自己以文字进行散文式的叙述，用以突显受访者们的立体性，而不让它被样品的大海所淹没，这种研究法大违常规，此其一。其次，“海蒂性学报告”由于方法论独特，加以问卷分送普遍均以妇女团体等成员为主，加以回收率不高，大约在50％左右，因而其代表性是否充分，当然也成了争论的焦点。其三，则是这种着重受访者散文式感想叙述的研究方法，极有可能造成有问题的女性才答复，没有问题的女性即不太愿意参与的结果，那么，它的问卷结果会不会造成问题的“过度呈现”甚或扭曲？
以上这些方法论的争论，确属有意义的争论，声援雪儿•；海蒂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归集并呈现女性观点，因此，这乃是一种“典范”的转移。传统的量化分析和性学研究，为求虚假的客观性，而将一切主观感受的细腻问题，排除于研究方法之外，表面上是“科学”，但一切有助于差异呈现和发现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在各种数字中被平均掉了。因此，当代主要女性学者如凯特•；米烈（Kate Millet）、葛洛里亚•；史特瑞恩（Gloria Steiriem）、爱金逊（Ti…Grace Atkinson）等人，均推崇“海蒂性学报告”在方法论上的创发性，认为企图用方法论的旧规格，来否证“海蒂性学报告”的客观性，乃是一种“男性主义的反挫”。她们并认为，以主观感受和意愿呈现为目标的新方法论，更具有发现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