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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说唐-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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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了。惟其不成,这才有戒。

  大千世界,充满诱惑,芸芸众生,六根不净,欲望也就成了饮食男女几乎无法抑制的本能。因此,不戒或许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有无可指责的一面,但也有不可恣肆的一面。所以 
 
 
,能戒,能约束,更多体现出一种人格力量。

  白居易之了不起,即在于此。前人对其卷入漩涡中,然后跳出是非外的洁身自好,也有很高评价。“乐天素善李绅,而不入德裕之党,素善牛僧孺、杨虞卿,而不入宗闵之党,素喜刘禹锡,而不入任、文之党。中立不倚,峻节凛然”(葛立方《韵语阳秋》)。“予按乐天尝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蹈司马党中。及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蹈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当然,我们还要了解到,白居易之聪明,之睿智,之不断地调适生存环境,之不停地拓展精神空间,从而延续了他的人生,他的诗歌,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价值。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应该为白居易设身处地想一想。大环境,也就是中唐残酷的党争倾轧,黑暗的政治迫害,无望的社会沉沦,深重的民族危机,所构成的这“居”,使他除了逃避躲让之外,别无选择。

  他在《与元九书》中,曾经这样自我担承过:“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谕诗写作。倒不完全因为这些作品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败黑暗,政治迫害,朋党倾轧,兵燹灾变,使他的兼济之志,除了无穷的碰壁,无谓的麻烦,无尽的讨伐,无聊的暗算弄得焦头烂额外,一无所得。于是,他在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方面,另辟精神空间,创“元和体”,别出蹊径,独树一帜,不但改变了唐代诗风,也影响着千年以来中国文学。

  文学是要变的,作家也是要变的。不变的文学,必死无疑,同样,不变的作家,总有一天,老调子已经唱完,就该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后采取自杀的手段结束生命,就因为这种没有出路的彷徨所致。在我们这里,却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经写不出东西,还要硬写,还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推到我们眼前,好像发誓,不逼得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于愤怒与痛苦中自杀,决不罢休似的,也真是中国式的今古奇观了。

  再没有比迁延中唐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更能暴露中国知识分子那最污浊,最阴暗,最寡廉鲜耻,最见不得阳光的丑恶灵魂了。钱易在《南部新书》里,讲了一则小故事:“白傅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筐,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看看这个李德裕,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无须废话了。

  因此,白居易在开辟新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在另谋新的生存环境。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说:“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也许,任何一个信口雌黄的人,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个习惯于高调指责一切的人,任何一个其实很王八蛋却总将别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可是,善良的人们,怎么不能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慷慨就义,为什么要奋不顾身,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文学在变,生活更在变。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甘露事变”发生,白居易写过“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皇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在那场血腥的政治屠杀中,他对于能够侥幸逃脱,未遭杀身之灾,是心有 
 
 
余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自己这些年来为改变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大约从公元824年(长庆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便基本上离开“居大不易”的长安。而从公元829年(大和三年)起,一直到公元846年(会昌六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外郭城东南端的履道里。得以存在下来,得以进行创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成为快乐神仙。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居坎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世事短暂,文学长久,聪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们钦敬啊!




    锦瑟无端五十弦

    锦瑟无端五十弦按西方传说,天鹅在生命终结的时刻,总是要发出动听的哀鸣,人们遂将文人的最后作品,喻之为“天鹅之歌”。

  公元858年(宣宗大中十二年),晚唐诗人李商隐,被罢盐铁推官,回到河南荥阳后不久,忧郁而卒。诗人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写了一首七律《锦瑟》。清代编《全唐诗》,将此诗列于“李商隐卷”的卷首。看来这首天鹅之歌,显然是公认的诗人代表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人的绝唱,写得美妙绝伦,意境无穷,堪称为中国诗歌的天籁。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动情,为之倾倒。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它,弄通它。可它的艺术魅力,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撼,却是每个读者绝对真实具体的感受,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奇迹。

  在那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的诗境里,人们所读出来的:那浪漫神秘的恋情,那温馨甜蜜的思念,那绮丽美艳的伊人,那音韵犹存的锦瑟,那讳莫如深的往事,那难能自拔的伤感,那既嗟且怨的命运,那惘然若失的梦幻……所有的这一切,读者忍不住要问,诗人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于是,宋以后,至明,至清,至民国,至当代,一千多年间,中国文人中间好玉谿生者,无一不在费尽心思,破解这诗一样的谜,谜一样的诗。

  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意味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没有什么兴味了。他让你猜,又不让你猜透,这就是李商隐《锦瑟》的妙处所在。中国有很多探求这首诗究竟的人,一上手,都认为这是不难剖析的谜,但深入堂奥,如坠五里雾中,其歧义性、多解性、隔膜处、存疑处,纷至沓来。愈解愈迷惑,愈破愈茫然,终于不得门径,无功而返。结果,就成现在这种样子,瞎子摸象,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形成一致公论。

  你不能不赞叹,不佩服,一首五十六个字的七律,历经千年春秋,不但有人拜读,有人赞赏,还有人研究,有人写文章,企图破解李商隐的这首《锦瑟》,企图揭开中国诗歌史上最美丽,最引人入胜的谜,这大概便是真正的不朽了。

  实际上,这首约作于公元858年的绝唱,虽只八句,恰是诗人“坎壈终身” (《旧唐书》本传)的命运写照。

  他没有料到,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死神已经在门外恭候着了。

  那年,他四十七岁,被罢盐铁推官。其实丢掉的这芝麻绿豆大的官,约相当于如今县政府里轻工业局的局长一职,应该不至于当一回事的。可他,曾经做过侍御史,至少是局级干部,曾经补过太常博士,说不定享受过副部级待遇。最后,职位剥夺,俸禄取消,成了无所傍倚的平头百姓,对诗人来说,实在够郁闷的。回到荥阳老家不久,心劳成疾,凄苦辞世,中国文人的命,也真是脆弱啊!

  四十七岁身亡,死得也太早了些,《全唐诗》中,我们还能看到崔珏的《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为他抱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按照托尔斯泰“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事无双赢定律,文人太得意了,通常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相反,所谓“穷而后工”,所谓“文章憎命达”,对诗人作家而言,倒是想写出好东西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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