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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聚邑”;在隋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黄巢起义军对贵族、官僚毫不留情,“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李自成起义军的口号是“不当差,不纳粮”,进北京时满街逮捕士大夫,明朝宗室屠戮几尽,“凡有身之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此频繁、猛烈和规模浩大,并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皇权国家政府,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悲的是,通过农民战争,虽然推翻了一个个旧王朝,但是一个个新的王朝又建立起来。在王朝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息,多少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在秦汉之交,短短8年里,全国人口就从2000多万锐减到1000万左右,减少了50%还多。西汉初年,社会普遍贫困:“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当时,社会经济极其凋敝,连天子都坐不起4匹马拉的马车,王公将相们只能乘牛车。
东汉末年的大动乱造成的破坏更是惊人。永寿三年(157年),东汉的总人口达5600多万。大动乱过后,魏、蜀、吴三国总人口才760余万,不及原来的1/7。初平三年(192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经过社会大动乱,一些繁华、富庶的地区变成一片瓦砾,许多城市被摧毁。盛唐时,长安人口近200万,城市规模比今天的西安还要大。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长安迅速衰落下去。北宋时,定都开封,方圆193公里,人口在100万以上。可是,经过宋金之际的大动乱,到金国正大七年(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9万人,周围8.5公里,一下子倒退到600年前开封城的规模。历史似乎是一个大轮回,经过600年,又回到了原点。
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很难有一个持续几百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唐代是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当时,长安已经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业务的商人组织,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差不多都有了。建中三年(782年),唐朝政府借口筹措军费,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200万贯,商人愤而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长安的市民已经有相当力量了。但是,经过唐末大动乱,长安城急剧衰落,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纸币的使用,也与之类似。早在宋真宗时,四川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元朝时更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货币制度,而欧美各国开始使用纸币是在18世纪,比我国要晚700年。但是,经过元朝末年的社会大动乱,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这套相当完善的货币管理制度灰飞烟灭。在我国漫长的皇权社会里,在一定的阶段,商品经济可能高度发达,甚至会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即使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甚至已经发育成幼苗,它们注定要在这种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这种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一次又一次打断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常缓慢。在1500年以前,中国高度发达,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过了300年,中国从明朝换成了清朝,又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再到复苏、繁荣的王朝的大轮回,而西方却迅速发展起来,开始飘洋过海,对东方进行殖民、侵略,最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四大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它们传到西方后,对西欧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伟大的发明在自己故乡的命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辛辣地说: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我们却用来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我们则用它来看风水。
总之,中国皇权社会的大动乱只“破”不“立”,是不能产生新果实的耕耘。也许,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在缓慢地提高,后一个王朝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要比前一个王朝有所发展、进步,但是,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恢复、发展。中国皇权社会前进的道路是如此地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往前走。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的民族,却一边创造出无比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在皇权体制下生活了二千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才最终摆脱了皇权国家的桎梏!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历史上,竟然会发生如此周而复始、频繁发生的惨烈巨变,不是喜剧,而是悲剧。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这一幕幕的历史大悲剧?关键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以及寄食在这个体制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是他们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将人民推向绝路!
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后,丞相冯去疾、李斯和将军冯劫曾指出:“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隋朝末年,瓦岗军发布檄文,列举隋炀帝的十大罪状,说他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北宋末年,方腊之所以要发动起义,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济所赖以为命者,漆诸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乔行简上疏:“方今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扼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怒,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在台湾发动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剿除贪官”、“拯救万民”。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官逼民反”!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善良、最勤劳的老百姓,也是最吃苦耐劳、最富有忍耐力的老百姓。可是,正是他们发动了这么大的、令专制帝王为之瑟瑟发抖的起义,这说明:他们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才被迫起来反抗。正是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从反面迫使民众起来造反,埋葬了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
改朝换代的“自我更新”机能
二千多年前,在《九问》中,伟大的诗人屈原发现月亮一圆一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意思是,什么机制使月亮死而复生呢?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屈原所提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月亮比作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可以提出一个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皇权国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震惊!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腐朽的旧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然后,经过短短十几年,顶多二三十年的时间,一个版图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皇权国家又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上,新建立的王朝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看到这种“死而复生”的现象。例如,在罗马帝国瓦解后,西方人曾经多次重建罗马帝国,也都是“镜花水月”,从来没有成功过。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第二罗马帝国也只是一种梦想,就连德国也没能真正实现统一。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都在分崩离析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
但是,在中国皇权社会里,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第一个统一的皇权国家——秦朝开始崩溃,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只用了8年时间。王莽天凤四年(17年),绿林大起义导致新朝瓦解,到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就完成了统一,只花了20年。从大业七年(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到李渊统一全国(武德七年,624年),前后不过14年。从明末农民大起义开始(崇祯二年,1628年),到清王朝建立并基本平息反抗(康熙元年,1662年),也只用了35年。可见,一次改朝换代,一般只需要10~3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一个巨大的皇权国家体制的更新、重建,这种修复的速度实在是惊人!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中国皇权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自我更新”机制!
1. 社会大动乱的调节作用
中国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对旧王朝的废物来了一次大清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获得调整,新王朝也就有了重建的土壤。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起义军烧衙门,开粮仓,杀掉了许多县令、郡守、恶霸。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攻城略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郡县官员不是被杀,就是仓皇逃窜。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打州县,“得隋官吏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克长安后,黄巢下令:对唐朝宗室、贵族、大官僚、宦官进行镇压,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对腐朽的宦官势力予以狠狠的打击。当时,宦官大多被赶出紫禁城,主持追赃的大将刘宗敏对“内臣加炮烙尤惨”。一些激愤的民众,乘机“群呼打逐老公”,那些昔日作威作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