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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意思是，我们的主人崔杼虽然是你的臣属，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但他现在生病了，不在这里，我们只能服从自己主人的命令。最后，齐庄公还是难逃一死！
这个事例，生动地揭示了“宗法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在这一体制下，周天子、诸侯（甚至卿大夫）都成了君主，各级受封贵族具有一种“亦臣亦君”的二元政治人格，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悖论”：在理论上，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都要服从周天子；在政治实践中，具体到每个“小宗”宗族的内部，其成员只服从自己的大宗，而不是诸侯国国君，更不是周天子。于是，作为臣子的下级领主也就有了不服从，甚至反抗自己君上的实力，最终会对上一级君主构成威胁（这种威胁也许是潜在的）。正因为如此，在分封制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断下移，许多诸侯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也无可奈何。总之，要想提高天子的权威，真正实现天下“定于一尊”，就必须突破旧的“宗法分封制”！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专制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一：军队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军队、法律和哲学堪称“权力三要素”，就好像是三只巨足，共同支撑起专制权力这只沉重的大鼎。
古希腊大科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用一个杠杆）把地球撬起来！”不过，在皇权社会里，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命运的“杠杆”只能是权力，而权力的“守护神”却是军队。为了保持和夺取更多、更大的权力（特别是皇权），无数英雄豪杰都得向军队这个“守护神”顶礼膜拜，无论他们是否心甘情愿！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专制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句政治真理。军队，历来是国家政权的“命根子”。特别是在皇权专制时代，有了“枪杆子”，就可以指挥“笔杆子”，也就有了一切；不论是名正言顺的政权、好政权，还是来路不正的政权、坏政权，都要靠“枪杆子”的保护才能坐稳位子。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谁的军队多，谁就力量大，谁就可以当皇帝，所以军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至关紧要。
在中国历史上，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独裁者，他之所以能扫平六国，统一天下，靠的就是强大的军队。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嬴政准备兴兵讨伐南方的楚国。为此，他专门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征求几位大将的意见。
一开始，他问老将王翦：“老将军，要讨伐楚国，需要多少兵马？”王翦沉思了一会儿，说：“楚国地广人多，国力强大，非60万人马不可。”嬴政一听，就皱起了眉头，心想：王翦，你这不是让我把所有的军队都交给你吗？万一……
嬴政实在不敢想下去，就回头询问年轻的将领李信：“李将军，你看需要多少人马？”这李信最近立下了不少战功，非常骄傲，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依臣之见，20万人马足矣！”嬴政听后异常兴奋，又不太放心，便追问了一句：“李将军！只需要20万人马？”李信一拍胸脯：“不错，只要20万人马就可以消灭楚国！”
嬴政大喜，之后又叹了一口气：“王将军老矣！还是李将军勇敢可嘉！”于是，他立即拍板：派李信率领20万大军进攻楚国。
没想到，李信一与楚国的“守护神”——楚军交手，就被打得大败。嬴政这才懊悔不迭，急忙亲自登门向王翦道歉，请他出山。最后，架不住嬴政再三恳求，王翦才勉强同意出马，并说：“大王，要讨伐楚国，非60万人马不可。”嬴政无奈，也只好点头同意。
一个月后，王翦率领60万大军出征，嬴政在灞上亲自摆酒送行。一想到自己仅有的60万人马都被王翦带走，嬴政心里十分不安，脸上的肌肉一阵阵痉挛。
这时，王翦摆出一副“卑微”的贪婪神态：“大王！微臣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您批准！”嬴政一皱眉：“老将军，您还有什么要求？”王翦搓了搓手，嘿嘿一笑：“在咸阳东门外，有几亩薄田和几所房子，请大王赏赐给臣！”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清单，双手呈上。
一听这话，嬴政的心里才稍微放松了一些：“老将军，只要您得胜归来，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王翦一摇头：“陛下，臣已经老了，太多的荣华富贵我也享受不了，还是请陛下尽早赏给臣一点田地、房子，让臣安度晚年！”听了这一番“肺腑之言”，嬴政哈哈大笑，就爽快地答应了。
等大军走远了，王翦回头一望：只见嬴政仍然伫立在那里，向他张望；在嬴政身边，虽然也有文武百官拱卫，但那气势怎么也不能同自己身边浩浩荡荡的60万大军相提并论，王翦的心里不禁一抖！
所以，王翦一扎营，就派人赶回咸阳，请求恩赐一座亭园，嬴政也一口答应了。此后，王翦可就“狮子大开口”，不断派人向嬴政请求赏赐：今天是一个宽大的荷花池，明天是一座假山，后天又要一些好看的小鸟儿。
对于王翦的这种“小家子气”，副将蒙武大惑不解。见周围无人，王翦便悄悄地对他解释：“这次，我几乎把秦国的军队都带走了，而大王又是一个多疑的人，他怎么可能放心？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赏赐，就是要让大王知道：我贪图的只是一些田地、房屋、亭台、水池，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大王才会放心！”蒙武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王翦。
果然，因为王翦多次请求赏赐，所以嬴政对他非常信任。第二年，在嬴政的全力支持下，王翦就消灭了强大的楚国，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以嬴政的雄才大略，眼见60万大军被王翦带走，尚且忧心忡忡。可见，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军队是何等重要！要不是王翦老谋深算，耍了一个小计谋安慰嬴政，赢政迟早会对他产生疑心，王翦非但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楚国，还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楚汉相争时，真正决定“鹿死谁手”的，既不是项羽的勇猛，也不是刘邦的狡猾、老练，而是足智多谋又手握重兵的大将韩信。
起初，项羽的实力要比刘邦强大，刘邦是屡战屡败。特别是，在荥阳失守后，刘邦退守广武山，与楚军隔涧对峙，处境很不妙。
这时，韩信已经率领大军平定齐国，派人来见刘邦，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即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