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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权社会里，人们按照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分为三六九等，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格”。反正，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对周围的舆论特别重视，所谓“人言可畏”在中国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中国人对外界的臧否总是特别重视，在倾听别人意见时更要“洗耳恭听”——耳朵特别长，眼睛特别亮，心眼特别小，报复心特别重。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历史上，因为一言不慎而招来灭门之祸的事情数不胜数。时间一长，许多人就认定了一个信条：祸从口出，沉默是金，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在皇权社会的官场上，“点头先生”、“划圈先生”、“叩头先生”、“是是先生”之所以那么多，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皇权社会的中国人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信仰和求知精神也被“阉割”了。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之后，二千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即使出现一点苗头，也会立即被扼杀。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有思想的人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为了活着（像狗那样苟活着），不能不收敛锋芒，夹着尾巴做人，惟恐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招来“塌天大祸”。
这是为什么呢？这与皇权专制国家的残酷统治有关。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代帝王就大搞文字狱，“思想罪”大行其道，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缺乏自己的自由意志。
特别是历代帝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使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只知道学习礼乐，取法先王，崇古复古，维护专制制度。隋唐以后，又推行科举制度，更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打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幌子，只会读死书、死读书，一心只想做官，成为争权夺利的社会蛀虫，他们缺乏“思想”和“人格”，一辈子也走不出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桎梏，自我封闭，不肯真正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这真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剧，更是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宿命！
正因为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很容易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在权力场上活动的人，比如宰相、文臣、武将，绝大部分都是用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人，信奉的是儒家的官场哲学，表面上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私下里相互嫉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并行，大行其道。虽然儒、释、道三家有“入世”、“出世”之分，但在劝世人逆来顺受、忍让克制方面，它们的功效却是高度一致，没有任何一家宣扬自尊、自强，宣扬的都是愚民思想，对个人自尊心百般打击。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被驯化成了只会为争名逐利而奔忙的动物人（甚至是机器人），宛如行尸走肉！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儒家的“性本善”，道家的方术迷信，佛家的“来世”观念，成了中国人的“麻醉剂”、“安魂剂”，以至于中国人始终不敢用眼睛正视“权力”（特别是专制皇权）这只怪兽，只是一心企盼“圣王”、“明君”的恩赐，等待天命、圣人、大人的善举！
因此，在皇权社会里，大多数中国人的成就意识很低，具有严重的自卑心理，时刻准备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缺乏创新、求知精神，感到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一片孤独的荒漠之中，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许多人只好脱离红尘，消极避世！
于是，类似“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之类的处世格言，便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上经久不衰，这种阿Q式的语言反映了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缩头乌龟”式的人生态度。到最后，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连仅有的一点人格和自尊也丧失了，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人生舞台上走一次过场，再无声无息地消失。一部中国历史，竟然变成了一部皇权社会中国人的人性悲剧史！
就这样，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身处精神被隔绝之中，越来越麻木、迟钝，他们的文化视野仅限于自己周围极其狭小的空间，无边无际的暴力、压迫、恐吓、威慑、死亡蔓延过来，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以，中国皇权社会不适合天才的生存、成长，成了天才的“地狱”。例如，屈原、曹植、嵇康、谢灵运、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李贽、龚自珍、谭嗣同……无不被告密、中伤，而遭到掌权者的治罪、贬斥、流放……反正没有好下场。像屈原的那种永远不“随波逐流”的高傲性格，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就像是一头被拴上了鼻子的耕牛，或者是一匹被套上了缰绳和车轭的骡马，失去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个顽固、封闭、愚昧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精神上的“侏儒”，默默地忍受着专制帝王对社会权力的垄断，让自己人性的良知在专制皇权的淫威面前默默地死去。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领域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陷入颓境，民族精神越来越暗淡……与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巨星”有一半以上是出现在17～19世纪的西方，如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牛顿、休谟、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
“天子也命苦”
在皇权社会里，专制政府的头儿是皇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所以，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现象正好相反，应该是“臣叫君死，君不得不死”。这种说法似乎有点“一鸣惊人”的味道，但是，只要仔细读一读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皇帝的权力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大，有的人当皇帝简直就是受罪，不仅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甚至连自己的脑袋也攥在别人的手心里，还不如当一个寻常老百姓潇洒、自在。
仅仅在汉代，因为讲话不知深浅，就有两位皇帝死于非命。一位是西汉少帝，从小只知道自己是汉惠帝的皇后（吕后的孙女）所生。等他长大后，才听说生母是惠帝的一位妃子，而且，自己出世没几天，生母就被吕后杀害了。在一怒之下，他发誓：“我将来一定要为母亲恢复名分！”谁知，祸从出口，不待“将来”，他就被绳捆索绑，囚禁在深宫。最后，少帝连向群臣叫一声“冤枉”的机会都没有，就“悄无声息”地走完了自己短促的一生。
另一位是东汉质帝，他的命运比少帝还要惨。这位才8岁的小皇帝非常聪明，刚坐上龙椅，就对大将军梁冀“不知深浅”地说了一句：“你是一个跋扈将军！”当时，梁冀倒是没有反驳，不过散朝后就派人给皇帝送去一包面饼。这些面饼可能味道不错，小皇帝吃了好几块，马上就“一命呜呼”了。看来，拿面饼毒杀皇帝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后来刘聪在杀害晋怀帝司马炽时玩的也是这套把戏。
当然，杀害皇帝的方式远远不限于送毒面饼，在历史上，弑君的手段有时可比送毒面饼要残酷得多。
梁武帝萧衍篡夺皇位后，把齐和帝萧宝融贬为“巴陵王”，迁往姑苏。没过几天，萧衍又想起他来，便派亲信郑伯禽去姑苏“以生金进王”。萧宝融自知要进“鬼门关”，就告诉郑伯禽：“金子你们留着，只要给我几坛烈酒就行了！”郑伯禽心想：让萧宝融做个“醉死鬼”也好，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让和帝喝得烂醉如泥，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刀下鬼”！
一报还一报！四十多年后，梁武帝的儿子简文帝萧纲也遭受了另一幕悲剧。当时，东魏降将侯景作乱，先是把梁武帝活活饿死在台城，然后又废萧纲为晋安王。即使这样，侯景还不放心，又派亲信王伟去给他“献酒祝寿”。对此，萧纲心知肚明，说：“什么寿酒，不就是要取我的性命吗？”说完，他开怀痛饮，喝得酩酊大醉。这时，王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土袋，压在萧纲的脸上，没几分钟就将他活活闷死。在中国，当皇帝当到萧纲这份上，实在是一场灾难！
古语云：“虎毒不食子。”不过，在皇权专制时代，最高权力实在是太诱人了，不仅有谋篡之心的大臣要杀害皇帝，有时就连皇帝的亲生母亲也不例外！例如，北魏孝明帝元诩是胡太后的亲生儿子，可是，胡太后却把持最高权力不放，对孝明帝多有掣肘，母子之间感情破裂。于是，孝明帝密诏大军阀尔朱荣发兵“勤王”。这时，胡太后也不管什么“骨肉”不“骨肉”了，索性先下手为强，派人将孝明帝毒死，另立宗室元钊为帝。一个月后，尔朱荣杀进洛阳，将胡太后和元钊投入黄河。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有两个皇帝死于非命，大的不过19岁，小的才3岁。
在历史上，更常见的是亲属之间的自相残杀。东魏孝静帝是权臣、大将军高澄的妹夫，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多亏高欢和高澄父子的扶持，所以高澄对孝静帝很不客气。有一次，群臣大宴，孝静帝喝多了，就不肯再喝。这时，高澄端起一大杯酒，送到他面前，硬要他喝，孝静帝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说：“自古天下无不亡之国，朕又何必忍辱偷生！”高澄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