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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坝角的，俗称“衬坝角”，多是死于非命，有辱祖先，不能进祖坟山，没有归宿的人，死后变成孤魂野鬼。做孩子时我就晓得，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春桃死得不明不白，我疑问深深。三哥说他也不太清楚，听说是夫妻二个关起门来杀，死的好惨。
法医鉴定死于“夫妻残杀”，二家惊骇，震惊洪铺、七港，几乎轰动全县，流传一时，添油加醋，众说纷纭，多是听信杨家人言，把脏水祸水泼洒在春桃身上。鉴定后，杨家父母作梗，陈尸迟迟不让安葬，扬言小木匠是春桃谋杀的，告到公社，咒骂春桃是淫妇骚货，生就一副水蛇腰，专门勾引野男人，做闺女时就不规矩，瞒着小木匠，肚子里带个野杂种进门，杨家就是断子绝孙也不要来路不明的野种。春桃多次要离婚去找旧情人，小木匠不同意，二人打架好几回，她怀恨在心，为那个小杂种，多次拿斧头杀人，亏得小木匠力气大，要不早就死于非命，非要公社答应为小木匠申冤。厂里造反派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尤其是“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张贴大字报鼓噪：春桃一贯仇恨文化大革命，杀死了他们的头头，是现行反革命云云。“红造司”小报也大造舆论，其势汹汹。彭书记实在气愤不过，当机挺身而出，坦坦荡荡以木器厂领导出面说话：二人经常关门斗嘴打架，和和吵吵，要离不离，也不是一回二回。自古夫妻吵架不记仇。哪家夫妻不有过牙齿舌头相碰，谁仇恨谁？运动中不同观点也不只他们一家，夫妻两派，父子反目，但终归是一家人，共一个锅灶吃饭，又不是想夺权，拉帮结派，另立山头搞武斗，你死我活。二人都是受伤致死，凶器是一把斧头一柄尖刀，都粘满了血，地上好几滩血。斧头、尖刀是谁的？依我看，谁谋杀谁都说不定，有没有他杀嫌疑？老话说“爹死抬去埋，娘死要等娘屋里人来”，高家没找杨家要人，杨家倒先反咬一口，哪有这样的理？死者都是木器厂的职工，是厂里的事，不管是怎么死的，是谋杀还是他杀，一切都由组织上配合政法部门调查处理，没有调查取证，无凭无据，不能诬陷死人，更不能随便乱扣帽子，坚持先埋人，让死者入土为安。小木匠做木匠活儿特细心，做别的就缺心少肺，冲动鲁莽，不计后果，打、砸、抢，大打出手，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坏事，更有人命案之嫌，正在调查取证，找本人谈过话，厂里无人不心知肚明，不过是狗咬狗。毋须道破，造反派心里有数，噤若寒蝉，如鱼刺卡喉，子弹卡壳——不响了。杨家父母诅咒春桃蛊毒心肠，祸害人的狐狸精，更是不认“反革命”的媳妇，只安葬了小木匠。春桃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她父母颤颤惊惊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由木器厂出面安葬，幸好天冷尸体没坏，彭书记同大队商量，埋在这个地方。据说公社和街道派出所调查询问各方面知情人，先后派人到现场实地勘察好几次，没有第三者留下痕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斧头刀子上都有二人的血和手印，分不出谁是谁非。从事发现场可以分析为一个蓄意谋杀，另一个也不想活，无非一命抵一命，豁出去拼死相残；也可以认为是由什么事情引发吵架，一个气愤至极动手，一个奋起反抗，你追我杀，杀死对方，最后自杀。但从伤情分析，二人身上都有刀斧痕迹，而且都是要害部位，很难判断谁先死谁后死。终究查不出个究竟，光凭动机推断，也难断定谁谋杀谁。最后查无实证，死无对证，以“夫妻长期不和，积怨相残致死”而不了了之。
夫妻关起门来相互残杀，其惨烈景象教我无法想象。春桃是多么温柔善良，她会变得那么凶残，杀人？我根本就不相信是真的，绝不相信！除非是逼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十年文革，“斗争哲学”极至，你斗我，我斗你，打派仗，枪炮子弹都打红了眼；老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朋友成了“敌人”，“敌人”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你死我活，谁能不变？一家子人不同观点，不同派，争呀，辩呀，吵哇，也互相斗，一个个像斗红了眼的公鸡，又恶又狠，“亲不亲，线上分！”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婚……什么怪事没有发生？
“什么时候死的？”我问三哥。
“好像是腊月十几，都快过年了。”三哥回忆说，“人死了好几天才发现，到底哪一天，没哪个说的确实。”
她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二三个月，其情其状，奈何以堪？
我发现坟前草丛中插了不少未燃尽的香火杆儿，有几柱香杆好象是新插不久的，“嗨”的一声，与三哥说要是晓得到这儿来，该买些香纸，放挂炮。
“我也忘了，……心到了就行。”他这样安慰我。
我决计要祭奠春桃，迅速跑到附近杂货店买了好些香纸，放了一千响鞭炮，噼噼啪啪声震原野，在空旷里回荡，一如我千呼万唤。
我一贯对阴阳宅地颇有兴致，站在坟头上，左右观察形势，虽是坝脚下，但前面开阔，可以清楚地望见小凌河，正前方对着那间磨坊老屋。我寻思，难道死者有过交代，亦或葬者知其所然？自言自语地说：“地势稍低了点。”
“也别说这地方不好，你今天来能看到，这就算是万幸。也幸亏埋在这儿，要不你连个坟堆都找不到。你看看田地里，哪有一个坟坡，全铲平了。那年头到处破四旧，批孔老二，家家铲坟，你自己不铲，红卫兵来挖；结果做清明时在地里估约个地方烧点纸，敬个香，要是哪家大人没来或是不在了，后头的孩子们就只有在田边地头望天拜了。”
突然觉得这是安放灵魂的地方。我也是个没有归宿的人，要是死了，哪怕是烧成骨灰，也埋在这儿，给她做个伴，在生不能做夫妻，但求死后同穴。我真的是这么想。
“唉……”三哥长叹一声，“该破的谁也不敢破，不该破的，就说菩萨庙吧，砸的精光，现时又在集资重修。”
我随之想到给春桃修墓，问三哥可不可以，他说这二年台湾同胞回来修祖坟，大队公墓区也见到有人修。“我想麻烦你把春桃的坟墓找人修一下，立块石碑，我身上还有千把块钱，回屋我就交给你。”
“先不急，回头我跟高哥商量一下。”
“三舅……”随着那一声喊，一位女子满面春风，扬起手，那窈窕身姿，从坝上款款徐来如风中一片树叶，我竟误为是叶老师。奇怪间，三哥说她是冬梅，春桃的妹妹，大队选送读“工农兵”，省城读大学，学历史的，留在省城中学教书；还有个弟弟，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学经贸，人在上海工作。大姐死了好几年，就高哥一人，接他去住，就是住不惯，固守这个家，死也要死在这里陪大姐；家里就他一人，冬梅放心不下，夫妻双双调回到七港中学，住在学校，她丈夫前年得癌症过世了，儿子上了大学，有空常回来照看她爹。
“你是……？”是不认识还是不知如何称呼，她始终没叫出口，冲我扬眉一笑，算是打招呼，二只通明透亮的黑眸子放射出惊喜的光芒，表示欢迎。她短发齐耳，红毛线外套一身漂亮的海军呢做的春秋衫，虽到中年，依然靓丽，那笑腼分明是叶老师，教我分辨不出究竟谁是高冬梅谁是叶倩云。她说去年以来不知吹来什么风，给姐姐上香的人好几个，个个都说感念她，难得回来一趟，无论如何也要上坟前拜谢。听到鞭炮声一望，三舅带来个人，好生奇怪，想不到是姐姐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教师爷。
听得很不是滋味。我能想象得到，她该有多少怨尤积压心头，岂止“教师爷”三个字能渲泄得了。
“什么教师爷？”高哥也赶过来，责怪她没大没小的，该叫表叔。
“本来就是嘛！”鄂东向来多出楚狂人，生来“不服周”，还像小时候一样，爱犟嘴，“不信你去问荣宗。”
我们进屋坐下不久，荣宗真的来了。他学文科，大学毕业那年还未分配就搞文革，跟许多学生一样在军垦农场劳动二年，现在是省政府机关干部，爱人是高中同学，民办教师，刚刚转正，多年牛郎织女，这次回来休探亲假，也没忘到春桃坟前烧香。他说不是春桃姑就没有今天，更敬佩我，美言加之，口口声声“足见春桃姑的眼力”。
洪书记听说我回来了，兴致勃勃赶过来，也说他儿子能在省城工作，也多亏春桃点拨考上大学，没想到原来是我传的经。他还没忘记插秧的事，依然夸我为那些半罐子知识分子做了个好榜样。改革开放，革故鼎新，分田分地，私商小贩，工厂承包，合资外资，皆人心思变，人心思富，他感慨万端；后浪推前浪，自己跟不上形势，主动请辞，前几年交班，倒觉无官一身轻。
外面开始下起靡靡细雨，天气无常的陡然变冷，高哥执意留我们吃晚饭。冬梅迅速骑上她那辆凤凰（自行车），风驰电掣跑到七港买菜置酒。她烧菜的手艺不亚于她姐，老盐菜烧肉、烩茄子和蒸鸡蛋似是家传之作，辣椒烧鲫鱼跟春桃做的一样鲜嫩味美。洪书记见桌子中间炭炉子上炖腊鸡，赶紧撕下一条鸡腿塞到我碗里，我忙推辞，他按住我拿筷子的手，喧宾夺主的说，今日贵客到堂，我们就不能“再贪口福”了，焖酒封甲鱼一时吃不到，腊鸡腿留到今日，乃主人的一份深情厚意，非要我尝光。在座的也随声附和，一屋子人窃笑。笑从何来？我张惶四顾，一副窘态。高哥忙为我解脱，以主人身份说我远道归来，难得一聚，提议大家一起举杯。是谓“料梢春寒温酒”，我衣着单薄，小抿一口多年未尝的家乡陈年封缸，顿觉身热心暖。大家开怀尽兴，频频与我碰杯。我本不惯喝酒，不愿扫大家的兴，又有洪书记在，我不能不一再举杯，先喝为敬，兴致颇高，自是多喝了几杯。
“彭书记想娶春桃是吧？”我醉不消愁，一直郁闷在心底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