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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没有企业白领的这种选择，可是如果弄舟人的“舟”翻了，往往就失去了整个身家，可能一辈子都难以翻身，失败的代价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沉重。所以，自营者要面临比企业白领更大的压力。而且，赖以生存的小舟上可能关联着太多的利益关系，自营者的兴衰决定着许多人，特别是员工的命运。作为小企业主，许刚（28）谈到自己的体会：有的高级打工的（高层企业白领）拿很多年薪，但他想的事情和私营企业主完全不一样，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也不一样。几乎所有的企业主都经历过企业可能垮掉、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这种经历使得他们（的心态）和打工者绝对是不一样的。我看我身边的人，也有给别人做总经理的，我们和他们的观念截然不同。做知识个体的韩娟（12）的主要业务是室内装修设计，平常揽到生意、做好设计后再找一些有长期关系的包工头，由他们负责找民工来做活。虽然自己有公司执照和资格认证，但因为平时没有固定的员工，所以仍然把她作为个体自营者更为准确些。在采访中，她一再表达了对明年揽不到足够生意的担心：我想坦白一点，我怕明年没有活干。没有活，我就没有了工作，可是我又不想给别人上班，就想自己做，所以我现在有压力。其实每年都这样，也许到时候就会有活干，但在没有之前总是担心。即使现在有了，还担心工作量是不是够大，还时时刻刻担心再下一步有没有活干。未来生活保障也是一种压力。自营者处在市场的最极端，他们生活的惟一保障是市场竞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今年能挣到钱，明年也许就不能，后年可能还会破产。没有保障是小企业主和个体自营者的共同感受。如果说企业白领一般都有各种社会保障，自营者则完全靠自己的收入积累。离开了体制、离开了单位，也就失去了保障体系所能达到的范围，失去了有保障的安全感。韩娟（12）说：我今年三十二了。本文中引用访谈者所提及的年份，一般以开展野外调查的年份（２００３年）为基准。书中明年指２００４年，今年指２003年；去年指2002年。作者注。去年我父亲去世，对我可能有影响，我开始想应该为将来老了存点钱，可以有保障。我想尽量准备这些，存一点钱，或者有钱投资做点别的东西。就是觉着自己将来没有保障。现在没有一个特别踏实的东西让我说：你就干吧，趁着年轻，不要有后顾之忧。所以就只能自己做些打算。我想攒一个基数存到银行里面，就不动这笔钱了。等老了会用。这些压力的体现是综合的，比如身体上的，生活上的，精神上的等。许刚（28）称有数据表明当前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不到五年，他的企业从创建至今经历了九年，虽然规模并没有扩张太大，但所幸至今仍然运行良好，许刚（28）对此非常满意。谈到企业创建和发展的那段关键时期，他说：那时候我关注的就是生存问题。我要挣钱。我惟一关注的就是我能生存，我的企业能生存。那时候压力很大。如果（企业）要跨了，我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和你一起干的人，也会失业，没有工作。作为企业主，我的压力很大，当时身体严重透支。我觉着私营企业主所承受的压力，是其他阶层不好理解的。他们的那种压力，不像白领那样在工作忙的时候有、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就没有了，而是时时刻刻都缠着你。那段时间我体力透支，老失眠，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现在许刚（28）把企业改制成为了员工持股，经营交给了聘来的总经理，自己只是几个月主持一次董事会，决定一些经营上的重大事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照顾刚生产的太太与孩子，开始调整生活节奏。他说：除了我公司那点事，就是带小孩、锻炼、旅游。我现在有健身卡，定期去锻炼。一年下来，感觉效果很好。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去运动，但心理压力太大，运动需要一个（放松的）心态。也许是偶然，我采访的几个自营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孩子特别晚。韩娟（12）31岁了，还没有要孩子的计划；许刚（28）是在企业基本稳定、改成持股制、把经营交给其他人管理之后要的孩子，他今年已经三十六岁了；施全（29）今年也是三十六岁，但至今才打算明年要孩子。韩娟（12）说：我们现在根本不敢要小孩。精力不够，时间更不固定。我们工作起来根本没有时间概念，过的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生活。比如到什么时候该吃饭了，到什么时候该睡觉了，我们这些都没谱。有时候忙起来，连午饭都不吃了。虽然忙也是一阵一阵的，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养孩子不是几个月的事情，要几年。现在这种情况，如果完全停下来要孩子，事业也就断了，以后也很难再接下来做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融合、顺从与冲突（1）
自营者要处理的事情更复杂，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企业主并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即使现在的政治大环境对私营企业越来越好，但他们仍然在企业运营、私人财产保护和其他方面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这也形成了一种压力。比如，施全（29）的企业在和一个中央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合作，其实他并没有从这种合作中得到利润，他真正的用意在于想在政府机关找到“靠山”，结交一些现在和将来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官员。他说：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想法，想建立这种关系，认识的干部将来也会是国家的中坚力量，而且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些人会很厉害。我们的想法是要有政府的影子，私企的干劲。我们有时候也比较担心，所以希望能和权力相结合，能够得到保护。我问他，自己的企业要发展，是不是一定要和权力相结合。他认为要看在什么阶段，还“剖析”了当前的现实：不一定，两个阶段。在企业发展初期主要靠个人努力，但做大了必须和权力发生关系；需要得到权力的保护。资本和权力结合越来越多。资本通过权力来说话。现在资本本身还不能说话，必须寻找权力代言人。但这种代言人经常被“干掉”。在中国只能通过个人的关系和贿赂打通关系。还不像西方那样，可以通过很公开的、制度化的竞选机制来在政府中寻找代言人。和权力的融合要付出代价。所以，虽然自营者的收入较其他中间阶层人群较高，但他们的收入往往要打个折扣，不能与企业白领或其他中间阶层人群直接进行比较。在建筑公司任主管的沈智（11）对中小企业主在这方面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道出了一些自营者的苦衷：可能他们（指自营者，作者注）一年挣一百万，可是真正自己可以花的也就三十万，大部分钱都要用在打点上。我和他们打交道也有这种感受。我花你的钱，吃你的饭，是给你面子。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就像孙子求着爷爷一样求人家把钱收下。非常难受。许刚（28）自己创业，平常需要和各种主管部门打交道，其中的酸甜苦辣有很深的体会。一旦有问题，他首先不是“认罚”，而是想办法“摆平”：我的企业小，工商税务都会查，谁弄我一下都挺难受的。发生这种事，“公关”摆平呗。喝点酒呵。因为你企业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同时，他认为平常受查处的许多问题并不都是自己的错，而是主管部门的“找茬”或垄断，所以有许多“牢骚”：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规矩的执行者，然后它拿它的规矩要求你，你肯定是违规的。今天上午我们几个人还在聊这个，邮电部制定了一个法，说要邮电专营，你参与就不合法。因为规则是邮电部定的，当然说邮电专营，不准别人干，别人干就违法。一个企业要做到完全合法，有的行业做得了，有的行业就做不了。比如现在的邮政快递公司，严格来说都违反邮政法。许刚（28）在谈到企业的经营环境时，感觉政策有时候难以把握，主管部门对有些市场行为管得过多，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甚至有时候影响是非常致命的。谈到这里，他有些激动，话题也扯得远了些：就像前一段房地产政策一样，就是对企业的不尊重（作者注：没有具体谈政策内容，我看他说得兴起，也没有打断）。你“哐”一下，出一个政策，一看不行，“哐”一下又收回去了，又出一个补充政策。你说这有合理性吗？也许出发点是好的，有它的合理性，但你是否尊重了企业的意见呢？包括广告业也出过一件事，就是要求广告费不能超过百分之二的事。一些行业要求广告费不能超出营业额的百分之二，当时的缘由是“某第六药制药厂”出来了，它投广告费太多了。这（项新政策）对企业和广告行业影响很大，因为不让你投入广告了。可是你并没有征求其他企业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其他行业的意见。企业类型、成本组成结构不一样。比如做化妆品的广告支出就比较大。这是人家企业经营行为，你管人家干吗？人家爱投多少投多少，挣钱就行了呗。人家不违反国家管理法规就行。它就说不许。这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东西。但回到现实，许刚（28）仍然回到前面的“摆平”思路上，并不主张去抗争什么：有时候我也对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不满，但我可以理解，这是现实。你尽量营造一个小的良好环境就好了嘛，别拧着干，何必呢？中国社会不成熟嘛，本来就不成熟，你非得希望像发达国家一样的成熟社会环境，可能吗？你尽量营造一个好的小环境不就完了嘛，比如到某局（去拉关系）。你影响不了大局，也改变不了什么，你要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四“城市新地主”
“城市新地主”的房产或地皮来源有两种：①多名家庭成员各自从以前的国营企业或者机关、事业单位分到了房子，并通过各种手段、方式最终拿到了居住房屋产权；②随着城区改造、商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