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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经过一番讨论，最后还推举何鸿燊作为筹建处的临时主席。
成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消息传开，在地产界反响很大，香港的各大地产商闻风响应
，倾巢出动。参与筹备工作的地产商共有69人，他们是：曹绍松、关启明、李康节、梁燊、高庆余、郑裕彤、郭得胜、顾乾麟、范文豹、杨之深、张子璇、周义中、陈曾焘、胡应湘、康立卿、欧阳森、胡汉辉、崔雨川、吴多泰、李兆忠、陈光中、王宽诚、伍树荣、林本固、陈悦来、许维桢、林本典、杨志云、香植球、郑翼之、庄道权、李文举、叶文山、张基、罗鸿兴、郑镜泉、陈泽富、徐培根、吕高华、郑翼雄、方显扬、刘锦茂、陈继承、郑桂生、方润华、湛兆霖、潘锦溪、余仲强、严明、邓树椿、屈崇浩、文洪磋、陈泽儒、李赐豪、陈泽恩、桂华山、叶正平、刘志文、胡忠、卢永广、孙秉枢、方汉华、凌达镗、钟明辉、林继振、李福兆。
这69名地产商，全是香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和中坚力量。霍英东能够一下子就把他们集合起来，足见他在地产界一言九鼎的号召力、影响力。
第四部分：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出任地产商会首任会长
到了6月3日，筹建处召开第一届同业会议。那时，申请加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商号和个人会员已有300多个，几乎所有香港有影响力的地产建筑商和地产建筑公司都加入了这个商会。这次会议还选出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届会董25名，他们是：霍英东、屈武圻、何鸿燊、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钟明辉、吴多泰、欧阳森、香植球、李兆基、陈泽富、郭得胜、许达三、桂华山、湛兆霖、孙秉枢、严明、吕高华、陈曾熙。另外，还选出叶正平、郑桂生、郑锦茂、叶文山为候补会董。商会还聘任何善衡、何添、利荣森、邱德根、梁昌、梁球琚、陈德泰、陈弼臣、廖烈文、关启明等32名香港富豪出任名誉顾问。
6月8日，地产建设商会举行第一届会董会议，会议顺利推举霍英东为第一届会长，屈武圻、何鸿燊为副会长，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为常务会董。霍英东在名义上成了香港地产商的“龙头大哥”。
我曾问霍英东：“从一些资料可以看出，成立地产商会，大家都很踊跃，成立过程也很顺利，但对于由谁当首届会长，是否有什么争议？”
霍英东说：“没，大家都支持由我做，完全没有争议。那时，正是地产界低潮时期，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力量，资金较多。海军船坞27亩地拍卖，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有能力下标
。地产商会成立时，找了几个爵士做名誉会长，都算很难得。”
“我看过第一届地产商会的名册，那时香港的大地产商当中，似乎只有冯景禧没有加入地产商会？为什么呢？”
“没有？冯景禧那时好像还在与郭得胜、李兆基合作经营‘新鸿基’，他们三人是三位一体的。”
“但郭得胜、李兆基加入了，惟独没有冯景禧，是否有什么原因？”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冯景禧后来也加入了。”
7月15日，香港地产商会假座位于中环的香港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职员就职典礼。除了地产界人士出席之外，霍英东还特别请来港府行政局首席议员利铭泽，为第一届会董颁发就职委任证书。
利铭泽当时是港府中官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人，自50年代中期，霍英东向他买楼、买地之后，两人成了莫逆之交，时有往来。据霍氏集团一名职员说，在60年代，利铭泽还叫霍英东的有荣船厂为他订做一艘游艇，那时，他几乎每周都亲临有荣船厂一次，与霍
英东常常在船厂碰面。
那天的成立大会，政要、名流、富豪云集一堂，杯盏交错，其阵容和场面，堪称一时之盛。
身为会长的霍英东，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有感于地产市道萧条，一些地产公司相继陷入困境，不少地产商对发展地产意兴阑珊。霍英东在演词中强调对香港的地产市场前景非常乐观。他所持的理由，一是市民对居住的过量需求，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他说：“香港是世界各地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战后本港由几十万人，增至300多万……地产业与其它各行业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比如工业，每每大部分资金先投资于购买地皮，及建筑厂房；如经营旅游业，亦必须投资于自建酒店及商场；其它如银行业，投资于地产自置行址，大小百货商业，亦以自置铺位，以稳固其生意前途。”
霍英东在演词中说到香港地产建设商会除了联络本会会员感情，交换有关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外，还将沟通官商桥梁，并订立严密的售楼制度和解决管理问题，保障顾客利益。
在演词中，霍英东还指出，香港地产行业有义务和责任，“使本港市民将省俭积蓄所得，自购屋宇，达到住者有其屋，使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据说，在香港，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住者有其屋”的计划，而后来港府大力推行的照顾中低下阶层的置屋计划，其名称“居者有其屋”也由此而来。
霍英东提出的“住者有其屋”之想法，即时就得到利铭泽的高度赞赏。利铭泽在贺词中说：“……正如霍会长刚才所说，使‘住者有其屋’，既能安居，自能乐业，则对于市民生活安定，促进社会繁荣，当有莫大之裨益也。”
第四部分：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创建地产商会是否另有目的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创建之时，地产业已和工业、旅游业，并称香港的三大经济支柱。在1965年度的政府税收预算中，来自地产业之卖地、差饷、物业税等收入，超过总预算17亿港元的1/3。近10年间，政府出售土地所得收入，相当于过去历年港府出售土地所得收入之总和。
所以，那时在香港成立这样一个齐集各地产商及其公司的商会，其意义、作用之大，自不待说。但是，霍英东在那时成立这个商会，除了联络地产商感情，集思广益，以及沟通官商，订立严密的地产买卖制度，以促进香港地产市场稳健繁荣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用意？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理由。霍英东在1965年3月召集地产界的朋友聚会，提出建立地产商会，正是他北京之行后不久。之后，整个筹建工作随即密锣紧鼓地进行，筹备时间之短，创建之仓促和迅速，异乎寻常。那时正好又是华资银行风潮之后，地产陷入低潮之时。那么，霍英东牵头创建这个商会，是否中方的授意？是否内地方面曾希望他在地产界发挥作用，把那些华人地产商团结起来，致力于维护香港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此外，被邀作为地产商会成立的主礼嘉宾的利铭泽，当时已与内地方面有较多接触，亲中的倾向和行动已经隐现。故他的出现，自然也会引起人们这样的联想。
我曾就此事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名官员交谈过。我问他：“当年，内地方面有无授意霍英东出面主持创建地产商会？”
他回答说：“据我所知，应该不可能。第一，我记得中方正式通过霍英东做一些事，应该是‘六七风暴’之后；第二，在第一届20多名会董中，当时所谓的亲中人士只有一个来自中华总商会的要员王宽诚。”
那时，在地产界乃至整个商界，与中方关系密切的富商确实只是极少数。那是否因为这样，中方才觉得更有必要通过霍英东创造地产商会这样一个渠道，把他们召集起来，便于以后中方与他们沟通、联络？事实上，不管霍英东创建地产商会是否中方授意，到了“六七风暴”之后，中方确实通过霍英东和地产商会，与不少香港的大资本家建立起了联络关系，双方有往有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是，尽管霍英东长期担任地产商会的会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何鸿燊接任；尽管地产商会的会员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与中方建立很友好的关系，但这个商会的亲中色彩始终不明显，并不像香港中华总商会那样被很多人视为“红色组织”。
另一方面，倘若霍英东力促香港地产商会成立，既不是中共的授意，也不是自己想为中方做点什么，那么，是不是另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比如，通过建立此会，在名份上树立、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使一向因朝鲜战争时期与内地通商之经历而对他有歧视和敌意的港英当局，不能轻易、随意采取对他不利的行动？
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很有助于让我们去了解霍英东的心路历程，这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被传递解出境后，霍英东从来没有消除这个隐忧，港府会否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他。
——当然，以上的说法，都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
霍英东自己认为创建地产商会不容易，他曾对我说：“在香港，有两种团体最难搞，一是会员太多的，比如陈宗守亲会，很头疼；二是阔佬太多的，请他们开会，个个都不愿意来。”
既然知道困难，那为什么又知难而进呢？这始终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却说香港地产商会成立以后，不断吸纳新会员。70年代，在香港地产界异军突起的李嘉诚，也于1974年加入地产商会，并被推举为会董。
就代表性和会员人数而言，因为香港地产商会是一个专业团体，当然不能跟中华总商会之类的综合性、社会性团体相比；但就实际影响力而言，地产商会并不逊色于任何商业团体。它几乎荟集了全港所有赫赫有名、富甲一方的大资本家和实力雄厚的地产公司，其会员经营的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