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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丧兄失父 霍家弃舟登陆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1）
在与霍英东先生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周，我们都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交谈，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七八个钟头。每次，我总是毫无顾忌、无所避讳地发问，而霍英东先生的反应有时是有问必答，有时是欲言还止，有时干脆答非所问，离开话题，言及其它。更多的时候，他是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身世、经历、思想，像一位讲故事的长者和传授经书的牧师，讲得天花乱坠，不着边际……
当中，霍英东反反复复讲得最多的就是他的10多年来在内地投资的一次次“冒险记”和“创举”，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几乎每次交谈，他都是有意无意地讲起这个问题；而且，这问题一经扯开，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骏马，任意纵横，没完没了。这个问题的讲述，占据了我们见面时的很多时间。最初，我不由得也产生了一些不耐烦的情绪。
1995年7月，霍英东远赴法国巴黎，在欧洲华人学会主办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重点讲述100多年来，中国人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及香港回归中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加拿大、德国、美国先后有10多家报刊转载此稿，好评如潮。
霍英东人还在巴黎，我已在香港的报刊上看到这篇洋洋洒洒的万言演讲稿。我看完此稿后第一个感觉是：“这可能是目前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与香港前途、世界发展之关系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文章之一。”当然，这讲稿未必是出自霍英东的手笔，但我知道文稿所述及的，全部都是霍英东的思想。
霍英东从巴黎返港的第二天，他又约我见面。一坐下，他又向我谈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他10多年来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反复向我说明他在改革学会研讨会上演讲时重点阐述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要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愈高，政治愈显开明，社会也必然愈稳定，文化更开放，经济更繁荣。
后来，与霍英东接触多了，相处时间长了，交谈多了，我才逐渐认识到，霍英东不厌其烦、反复多次向我讲述他10多年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是想向我说明“改革开放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惟一选择”这个他心中最强烈、最坚定的理念。虽然，在谈到这些问题时，霍英东总是说：“这么说，并不是说自己很伟大，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他的潜意识中，似乎总在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是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部分。
与霍英东的相处，成了我那一年多来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霍英东给我印象最深、最让我感到兴奋和惊喜的，是下面这句话：
“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1995年8月28日晚，在香港南区深水湾的乡村俱乐部，霍英东对我这样说。这句话，他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一副满不在乎、轻描淡写的神情，既不带半点自傲与自负，也不显得那么气壮如牛，但听起来，仍然令在座的每一位感到惊喜和愕然。
26、27、28日这3天，是公众假期，但几十年来几乎没休息过一天的霍英东，仍然像平日那样，提着装满文件和资料的厚重密码皮箱，回到中环花园道一号中银大厦58楼霍氏家族集团的办公室处理商务。利用处理商务的空隙时间，我们随意地交谈。
28日那天，在中银大厦和写字楼里，霍英东已和我谈了约3个小时。晚上8点钟左右，他提议去乡村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继续交谈。
应该说，霍英东不算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不合作。事实上，一年多时间的采访过程中，他多次鼓励我，说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或提醒我想想还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既吝于言语，亦拙于辞令，不是一位健谈之士。很多时候，他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反反复复陈述一些他可能自认为重要但已经讲过多次的内容；而且，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当我们正在就某个问题交谈时，他往往会忽然中断这个话题，而转谈一些与我的发问毫不相关的内容，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时候，他甚至会反过来问我，提出一些让人大感意外和摸不着头绪的问题，比如：“你在大陆有没有档案？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他何以提出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一问，他说道：“……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国内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另外，霍英东既不喜欢评价自己，亦不愿意评价别人，对我提出的这类问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所以，即使他也多次在我的要求下讲出一些诸如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贸易、澳门博彩业之类的世人极感兴趣但又不为世人所知的真实内幕，但却极少有骇世惊人之语。
但是，那天晚上，可能是因为他心情好，霍英东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亢奋神情，谈兴甚浓，甚至对一些以往避而不谈或总是轻描淡写、一两句话简单地掠过的问题亦主动提及，并且一反常态，谈得酣畅淋漓，出语惊人，似乎不吐不快。
“你从商已有半个世纪，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有个自我评价。假如人生满分是100分，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希望能听到霍英东对他半个世纪的商界生涯来一次总的自我评价，但我想，他可能会一笑置之，或答非所问；谁知，他连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
“不止100分，起码100多分！”
第一部分：丧兄失父 霍家弃舟登陆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2）
霍英东对自己评价如此之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连在座的那位已跟随他近50多年的老职员也大感愕然和惊讶。
他沉吟片刻，解释说：“为什么给自己打100多分，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接着，他又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末了，他又补充说：
“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像你这么说，在商界，你真正的朋友不多？”我问。
他平静地说：“那倒不是，像李嘉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生意往来，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
环顾港澳两地商界，超级大亨不乏其人，但试想，能十足自信地宣称“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的，当中又有几人？而够胆表态“与我合作过的人，不少都有负于我”的人，当中又有几个？这些话出自向来处事作风极为低调的霍英东之口，不能不令人大感诧异和难以置信。
霍英东的这些话，令我想起几天前与他的一番交谈。那天，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霍英东突然递过来一份杂志，上面有一篇内地作家写他的文章，他特别叫我看其中的一段，这段文字是作家虚构的，写的是小时候的霍英东，时常去找一个叫何叔的人，这人喜欢给他讲“厚黑学”……
看完，霍问我：“对这段文字有何看法？”
我简单地谈了我的看法后，霍英东一边处理商务，一边自语：“一个商人，信誉、道德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说的那样‘宁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这种存心，则天下就大乱了！世界没一个‘信’字怎么行？像‘文革’时，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过了一会，我们一起离开中银大厦，要去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搭乘电梯下楼时，霍英东又问我：
“‘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
“是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李宗吾的四川人。”
“这个人写这本书真要命！听说毛泽东亦很钟意看古书？”霍又问。
“毛泽东很少看外国书和现代书，但确实很偏爱古书，《资治通鉴》是他最爱读的。”
“这本书讲什么的？”
“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中国朝代的演变历史，本来是写给皇帝以及士人借鉴的。”
出了电梯，坐上奔驰房车，霍英东意犹未尽，继续刚才的话题。说了一通“厚黑学”，他又引申到体育：
“体育运动很有意思，打网球，球是否踩界，双方有时会争拗，甚至与裁判争论；打足球，时常亦会打架。但打高尔夫球就完全不同，这种运动没有裁判，没有球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我们成班人打高尔夫，打完由自己报打了多少棒，全靠自律，靠一个信字。做生意也一样，没有信誉，那怎么行？”
霍英东反复强调做生意要讲信用，应该不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为人，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些话来判断霍英东几十年的商业道德行为。但霍英东的这番话，倒是再次调动起我去探寻他的商业活动、评价他的经商操守的兴趣。
霍英东叱咤商界半个世纪，其间，除了他在朝鲜战争时期的那段海上贸易经历，因真实情况不为外人所知，或因立场、观点不同，而引致一些人的微词外，至今，尚没有听过关于他的商业行为的其他负面传闻——倒是政府和某人有负于他的消息，时常见诸于传媒书刊，或流传于市井坊间。何贤、“赌王”何鸿燊、“金王”胡汉辉等港澳两地的一些富商，也曾公开称赞霍英东对他们的事业予以极大支持。在港澳两地商界，霍英东信誉至上的商业操守，有口皆碑；尤其是同一辈的那些商家们，提起霍英东